23年前的1990年7月新华社播发长篇通讯：人民呼唤焦裕禄——重访兰考

进入90年代，在中华大地兴起学雷锋新潮的同时，人们深情地呼唤着另一个名字——焦裕禄。

在这声声呼唤中，我们3个当年采写焦裕禄事迹的老记者重访兰考，专程到焦裕禄墓前敬献花圈。花圈的挽带上写着“焦裕禄精神永存”七个字，表达了我们对这位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人民的好儿子的崇敬和思念。

焦裕禄去世已经26年了。兰考人民在明末黄河故堤的一个沙丘上，修建了焦裕禄烈士陵园。陵园里，参天的泡桐绿荫蔽日，蓊郁的松柏密密环绕。白色大理石砌筑的墓地上竖立着一面屏壁，上面镌刻着毛泽东的题字：“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

我们默默地站在墓前，望着那高大的墓碑，环顾兰考大地，思前想后，禁不住心潮澎湃，思绪万千——

（一）

24年前，当我们第一次踏上兰考这块苦难的土地，兰考的“三害”——内涝、风沙、盐碱还在猖獗地为害人民。一年365天，多一半漫天黄沙飞扬。我们住在县委招待所，清晨起床，被褥总是蒙着一层黄尘。白色的盐碱每年不仅要碱死几万几十万亩禾苗，还浸蚀着千家万户的墙脚和锅台。内涝渍死了大片庄稼，有幸捉住苗的，一亩地打下几十或上百斤粮食就是上好年景。

今天，兰考1800平方公里大地和98万亩耕地，大变样了。

“看到泡桐树，想起焦裕禄。”这是传唱在兰考的一首新民歌。焦裕禄当年为了防风固沙，帮助农民摆脱贫困，提倡种植泡桐。20多年过去，兰考全境的飞沙地、老洼窝、盐碱滩，都已经长起大片大片纵横成网的泡桐林了。1963年焦裕禄亲手栽下的那棵麻秆粗的幼桐，已经长成双人合抱的大树，人们亲切地叫它“焦桐”。全县半数以上的耕地实行农桐间作，一亩地每年仅桐树就可以增值200到240元。我们一路所见，不仅在兰考，而且在豫东平原，在中州大地，在千里公路沿线，在雄伟的黄河大堤，到处都是亭亭的泡桐英姿，到处都是绿色的海洋。

东坝头是黄河下游一个最险要的地段，从三门峡、花园口奔泻而来的黄河激流，在这里按照人们的意志，回旋了一个马蹄形，从巍峨的石坝脚下乖乖地折向东北，奔向大海。滔滔黄河历史上多次泛滥，给这一带留下了271个大大小小的沙堆。每当刮起5级以上大风，黄沙蔽日，天昏地暗，一夜之间沙丘就能搬家。24年前，我们来这里采访，举目黄沙茫茫，不见树木。这次，我们再访东坝头一带，茫茫黄沙已经不见踪影，眼底尽是一望无际的麦海。农民开着汽车、拖拉机，赶着牛车，正忙着收割麦子。微风起处，漾起层层金色的麦浪，一个个旧日的沙堆，变成了郁郁葱葱的刺槐林，极目望去，宛如飘浮在金色麦海里的一个个绿岛。

我们沿着曲径登上名叫“九米九”的大沙丘。头上绿叶盖顶，脚下青草铺地，林子里阵阵凉风宜人。盛夏的阳光从华盖般的槐叶缝里流泄下来，像撒下一条条金色丝线。24年前，我们曾吃力地爬上这个沙丘，流沙灌满了我们的鞋袜。那时，沙丘顶上刚刚种上稀疏的刺槐苗，迎着寒风有气无力地摇曳着。

邻近“九米九”的下马台，原是临大路的一个村庄。因为沙丘移动，村舍、水井被淹没，村民弃家外逃，这里就变成了一个方圆50亩的大沙丘。焦裕禄从1963年春天开始，组织农民在这里挖泥封沙，栽种刺槐，如今也早已成林了。72岁的护林老人王心茂告诉我们：“下马台大沙丘今天变成了‘元宝垛’，全靠老焦当年领着大伙种树治沙。”王心茂一家人就住在林中小屋里，年年月月守护着这片焦书记留下的林子。他爱树如命，说：“谁要砍死一棵树，就是砍我一条腿；谁要撅折一根树枝，就是断我一个指头，我决不答应！”这句话，表达了老人对党、对他心目中的焦书记多么深沉的感情呵！

当年受到焦裕禄称赞的“四杆旗”之一的韩村，也许是兰考农村今昔变迁的一个缩影。

韩村周围是洼地，常年渍水，土地碱化。24年前我们来这个村访问时，饥寒交迫的农民含着泪告诉我们：1962年全村27户人家，每人只分得老秤12两高粱穗。贫穷像蛇一样缠着这个村庄。在那许多人感到沮丧的年代，他们人穷志不短，硬是不要国家的救济粮和救济款，自力更生，到老洼窝里割草卖草，换来三头毛驴和农具，忍饥挨饿，坚持生产。就在这个时刻，焦裕禄来到韩村，他从韩村人身上看到了千斤重担不弯腰的志气，深深地感动了。他把韩村的代表请上表彰大会的主席台，号召全县学习他们的精神。这次我们又到韩村，看到人们引来的黄河水把洼地淤高了，低洼的荒草窝长出了一坡好麦子、好花生，昔日的盐碱地也种上了棉花。当年的茅屋都换成了一色的砖瓦房。全村51户，有22户买了拖拉机。

我们怀着急切的心情，来到兰考火车站。20多年前，这里的一切令人触目心酸。那时冬春季节，有多少兰考的灾民在这里啼哭饮泣，有多少家庭在这里骨肉离散。站台上堆着从全国各地运来的救灾粮，站内站外，货运列车的棚顶上，都坐着衣衫褴褛的灾民。这一切，仿佛是我们昨日所见，依稀历历在目。而眼前，车站的一切完全变了。整洁的站台修了花坛，东来西去的客货列车井然运行。75000平方米新建的货场可以同时装卸100多个车皮。最近5年，兰考火车站每年平均装车外运的粮食、棉花、桐材、油料等有1亿多公斤。焦裕禄深夜到火车站含泪看望农民弟兄离乡背井、外出逃荒的凄苦场景，已经作为历史的一页翻过去了。

焦裕禄临终前曾说：“我死后只有一个要求，要求党组织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滩上。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多年来，兰考的党和政府抱定“一张蓝图画到底”的决心，领导人民改天换地。焦裕禄用生命绘制的那张蓝图，今天已经成为兰考大地的现实。

兰考人深情地说：“咱焦书记在九泉之下可以瞑目了。”

（二）

曲曲折折的历史没有磨灭刻在人民内心深处对焦裕禄的思念。随着时光的流逝，一种呼唤焦裕禄的激越之情，像江河大海的波涛，在共产党员心中，在人民群众的心中，更加激荡不已。

今年以来，已经有30多万人来到墓前凭吊焦裕禄。

当年那个大雪封门的日子，焦裕禄去梁孙庄推开柴门访问过的那位老人梁俊才已经去世，双目失明的张晴老大娘还健在，已经89岁了。她还记得，那天她用颤抖的双手上上下下摸着焦裕禄，问：“你是谁？”焦裕禄说：“我是你的儿子！”去年，张晴大娘家里收获1000公斤小麦，750公斤花生。今年清明节，她要人拉着架子车专程送她到焦裕禄坟前，按照农村古老的习俗烧了一堆“纸钱”，她说：“如今俺富了，老焦有钱花吗？”

一个又一个农村妇女，从家里带来新蒸的白面馒头，摆在焦裕禄墓前，哭着喊着，要他们的焦书记走出墓来尝尝味道。他们永远忘不了，焦裕禄和他们一起吃糠咽菜的艰难日子；永远忘不了焦裕禄端起大家凑来的“百家饭”，眼泪簌簌滚下来的情景。如今家家过上了好日子，焦书记却不回来了。

土固阳乡刁楼村70多岁的老农马全修，身患关节炎，走路靠双拐。今年清明节，他披着老羊皮，艰难地走了二三十里路，来到墓前，恭恭敬敬行了三鞠躬礼。他对陵园工作人员说：“老焦是万里挑一的人呀！我怕活不久了，趁还能走动，赶来看看他。说不定啥时候死了，想来也来不了啦！”

从葡萄架村来的一位六十来岁的妇女，在墓前哭得很伤心。工作人员问她：“有什么为难事？”她说：“我只有一个儿子，自从娶了媳妇，再也不肯管我了。我生他时，生活多么艰难啊！焦书记关心我，救济过我，还送我一块喜庆的红布。那时候，吃不上，喝不上。如今吃喝都有了，儿大心变了。一生孩子的气，我便想起老焦，想起那块红布。唉，要是老焦在，这种事他能不管吗？”

陵园工作人员还对我们谈了一件事：清明节前，陵园松林里一位来自民权县的老农踽踽独行。问他来干什么，他说来看看。问他的姓名，他不肯说。工作人员又问：“你心里有什么事？”老农哭了。他说：“我心里有话，没有地方诉呀，来跟老焦说说……”

群众过上了好日子，思念焦裕禄；群众有了困难，想起焦裕禄；群众心里感到有了委屈，也要到焦裕禄墓前来哭诉。

兰考人心目中，焦裕禄没有死。在村头、田间，在农舍、牛屋，在农村饭场，在夜半梦乡，他们似乎还在跟焦书记倾诉自己的心里话。

广大群众呼唤焦裕禄，这不是一个偶然现象。他们是在呼唤党一贯同群众血肉相连的好传统，呼唤党的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的好作风。

（三）

焦裕禄去世26年了。其间，人民共和国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们走过洒满阳光的坦途，也经历过阴云满天的坎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个伟大的里程碑，开始了共和国历史上一个崭新的时代。

从北京到河南的千里农村，我们看到处处绿树成荫，一派生机勃勃。昔日低矮的茅屋，很少见了，少数富裕的农民又拆去刚住了几年的砖瓦房，盖起了独家独院的小楼。强大的电流给广大农村注入了新的活力，农业生产插上了翅膀，乡镇企业有如雨后春笋，家用电器飞进了寻常百姓家。越来越多的农民不再固守传统的耕作习惯，发出了向科学技术要产量要效益的呼唤。前几年，他们是从城里“抢财神”下乡；近年来，那些先进的农民在庭院在承包田里试验深层开发，自己开始走向农业科学殿堂了。20多年前连捉苗都很困难的黄河故道农村，现在已有成片农田三种三熟、四种四熟了。

特别令人兴奋的是，一批又一批年轻的干部，相继走上了县委书记、县长的领导岗位。他们同千百万农村基层干部一起，常年累月，勤勤恳恳，为党为人民默默地工作着。祖国大地山河巨变，无不凝聚着他们的辛劳和汗水。这些80年代以来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有从农村基层提拔上来的，更多的是大学毕业生、研究生。在党的哺育下，他们有较高的科学知识水平和文化素养，经过实践的磨炼，身上也闪现着60年代县委书记焦裕禄的精神风貌。

他们是新时代大潮中的中流砥柱！

但是，在新形势新任务面前，也有少数干部经不起执政和改革开放的考验，受到不正之风的影响和腐朽思想的侵蚀。他们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抛到了九霄云外，背离人民，违法乱纪，成为大潮奔泻中的泥沙。

当前，值得严重注意的是，在有些地方，干群关系紧张，干部作风不正，官僚主义严重，有禁不止，有令不行，甚至滋长了腐败现象。

有的人随意侵犯群众利益，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一切向钱看。群众气愤地把这“三乱”比做新的“三害”。

有的人挥霍公款大吃海喝，群众指着他们的脊梁骨说：“你们把酒杯捏扁了，把筷子吃短了，把椅子坐散了。”

有的人不为群众办事，只顾自己“窝里斗”，对群众疾苦视而不见，充耳不闻。

有的人弄虚作假，文过饰非，还向上邀功请赏，争名争利。

有的人贪赃枉法，胡作非为，不止自己侵吞公款公物盖私房，还为亲朋故旧、七姑八姨谋私利、捞便宜……

有一个老贫困县，十年九灾，被称为“洪水招待所”。全县128万亩耕地，有123万亩旱不能浇，涝不能排；人均收入200元以下，温饱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农民形容自己的苦日子是：“泥巴房子泥巴床，除了泥巴没家当。”这样一个长期贫困的老灾区，那里的干部本该发扬焦裕禄精神，咬紧牙关，艰苦奋斗它几年，领导群众摆脱贫困。但令人痛心的是，1988和1989两年，这个县一面吃着国家救济粮，用着国家救济款，一面竟然作出决定，让下级机关给领导干部“送红包”；而全县得“红包”金额最多的是原县委书记。

这些腐败现象，使广大群众心不平，气不顺，在干群之间、党群之间无形中筑起一道高墙，它隔断了党与群众的联系，玷污了党的形象，造成了许多不安定因素。

60年代初，我国外有压力，内有经济困难。焦裕禄那种敢于“在困难面前逞英雄”的气概，“心中装着全体人民，惟独没有自己”的情怀，不啻是黑云压顶时一道耀眼的闪电。正是这种气概和情怀，我们的党克服了历史上的一个个危难而一往无前。现在，我们国家也面临着外有压力、内有困难的形势，依然需要“在困难面前逞英雄”的精神，需要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的作风。

这就是成千上万人一往情深地怀念焦裕禄、呼唤焦裕禄的真正原因。

党的十三届六中全会的决定郑重指出：“人民群众是我们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能否始终保持和发展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盛衰兴亡。”决定谆谆告诫全党：“在改革开放、发展商品经济的条件下，共产党员更加需要自觉保持清正廉洁，坚决反对腐败行为。如果听任腐败现象蔓延，党就有走向自我毁灭的危险。”

这历史性的决定，像警钟长鸣！

（四）

我们在河南农村访问，同地委、县委的许多干部交谈。他们在学习焦裕禄的活动中，有深切的感受，有各自的经验体会，内心也有些隐忧。

许多干部尖锐地指出，焦裕禄是县委书记的榜样，学习焦裕禄，重点是领导干部学，不能只领导别人学、自己不学。人民怀念焦裕禄，表现了群众对党的干部的殷切期望。绝不能辜负群众的期望！当“班长”，要事事、处处与焦裕禄相比，在自己身上找差距；要像焦裕禄那样善于团结“一班人”。搞“窝里斗”的，争名于朝、争利于市的，学不了焦裕禄。

60年代，焦裕禄是领导群众同严重的自然灾害作斗争，让兰考群众吃饱穿暖。今天，新的任务、新的困难正考验着我们的干部，学习焦裕禄不仅要领导群众同自然作斗争，还要同侵入自己肌体的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进行斗争。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斗争比起同自然灾害的斗争还要艰苦得多。县委书记们谈到这一点时，强调说，学习焦裕禄，一定要从世界观上学，要付出代价，作出某种牺牲，经历思想上痛苦的磨炼。不能摆花架子，不能搞形式主义。

书记们谈到焦裕禄“心里装着全体人民”时，都很动情。他们举出许多事例说，只要与群众心连心，处处为群众着想，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群众就信任你、拥护你，工作就会一呼百应；国家有什么困难，群众也会支持国家渡过难关，就是上刀山下火海，也在所不辞。如果你心里没有群众，和群众离心离德，违背群众利益，再大的好事，就是干部喊破嗓子，群众也是百呼不应。这是一个非常朴素的真理。

“千金易求，人心难得。”这是自古以来中国人民的箴言，也是关系我们党盛衰兴亡的一个大问题。

从兰考到开封，我们瞻仰了曾任开封府的府尹，近千年来一直活在人民心中，为人们敬仰传颂的包拯的塑像。这座新建的包公祠里，有一块古石碑，上面铭刻着开封府历届府尹的名字。人们纪念包拯，崇敬包拯，前来参观的人都要站在石碑前抚摸一下他的名字。年深日久，石碑上“包拯”二字被摸出了一片很深的亮光光的凹痕。

我们从包拯又想起了焦裕禄。焦裕禄不是封建社会的“包大人”，他自称是“人民的儿子”。包拯在开封府为官只有一年零三个月，但这位妇孺皆知的“包青天”，留给后人的是几天也讲不完的清正廉明的传奇故事。焦裕禄在兰考实际上也只是工作了一年零几个月，而他却给人民留下一个共产党人的高大形象和许多无价的精神财富。

“我是你们的儿子”。焦裕禄的这句话，表达了一个伟大的真理。这是一个震撼历史的声音，他喊出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人民的全部忠诚。

历史将永远铭记这位人民的儿子的英名。

23年前的1990年7月新华社播发长篇通讯：人民呼唤焦裕禄 - 重访兰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