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爱玲小说中女性的命运

摘要：对于女性的命运，多年来总有人在研究，但总不得全面，复杂的世界带动了丰富的人生，却也造就了许多悲苦。在张爱玲的笔下，总是有很多说不尽的苍凉，道不尽的心酸。无论是哪一种的两性关系，女子的地位总是卑微的；因为心欲，因为生存，女性总是难免悲哀。

关键词：张爱玲 女性 爱情 命运 软弱

张爱玲（1920——1995）笔名梁京，出生于一个曾经显赫的阀阅门第，她家既有前朝的繁华，又较早的接受了西方文化，其父张廷众是一个典型的封建遗少，而母亲董逸楚则是一位受西方文化熏陶的女性，父母因性情不合终止离异，父又续娶，正是这种家庭环境造成了张爱玲忧郁、冷漠而又极度敏感的性格，终于在一次被父亲毒打、囚禁后逃离了父亲的家，与母亲生活在一起。

因为生活苦闷，张爱玲读书很用功，同时幻想以写作成名。[1]1943年——1945年是她创作的高峰期，在这一时期，她陆续发表了《沉香屑、第一炉香》、《第二炉香》、《倾城之恋》、《金锁记》等小说，同时也发表了多篇散文，在当时可谓盛极一时。在张爱玲的笔头下，表现出的是女性的悲哀，人的劣根性及道德的残缺。作为一名女性作家，张爱玲真正了解女性在现代社会中的生存状态，女人所处的社会环境，所受的内外压力：有来自旧家族内部的冷漠，有来自命运的捉弄，更有来自女性自身的精神重负……现在我们将带着她的作品来分析其中独特的女性人物的命运。

《金锁记》是张爱玲小说集《传奇》中的重要小说,而曹七巧则是《金锁记》中刻画最深入细致的一个的主要人物。张爱玲曾在其小说集《传奇》的开头写道:“书名叫传奇,目的是在传奇里面寻找普通人,在普通人里寻找传奇。”而《金锁记》中曹七巧这一人物正是对这句话的具体而生动的诠释。曹七巧的一生是20世纪初无数出生低贱最后变为贵族妇女的众多妇女的综合,她是从无数个20世纪初经历起起伏的妇女的经历中幻化出的一个人物。她是平凡的,平凡在于她的悲剧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社会里俯首可拾;但她又是不平凡的,因为,在她身上蕴涵着丰富的社会意义。

《金锁记》以一个日趋衰败的世家望族为背景，成功地塑造了一位小家碧玉的大姑娘曹七巧，在世俗与命运的安排下阴差阳错地嫁入姜家豪门大院。而在畸形的婚姻和封建大家庭的无情戕害中她逐渐丧失人性，取而代之的是金钱欲的极度膨胀，最后成为一个丧失了人性的“疯子”的母亲形象。

七巧作为一个女性，长期的爱情生活得不到满足，性本能受到强烈的压抑，再加上出身卑微，在门第森严的大家庭里人格受到排挤和歧视，于是造成她的心理变态，沦为“疯子”。她要发泄、要报复，自己得不到的别人也别想得到，别人毁坏了她的一生，她也要毁坏别人的一生。于是，她的两个儿女成为她破坏下的牺牲品。更为可怕的是长期的性压抑，造成七巧潜意识中的乱伦意念，“这些年来，她的生命里只有一个男人”，“可是，因为他是她的儿子，她这一个还抵不了半个……现在，就连这半个人他也保留不住——他取了亲。”七巧这样想着，就“把一支脚搁在他肩膀上，不住地轻轻地踢他的脖子。”七巧在潜意识中是把儿子当作一个真正的男人看待的，是变相的占有自己的儿子。爱而得不到，这对七巧无疑是致命的一击，在她对爱彻底绝望后，她那难以抑制的情爱欲转而成为对儿子的占有欲，对媳妇的摧残欲，对女儿的控制欲。

张爱玲对《金锁记》描绘的那个年代已离我们远去，可主人公曹七巧留给了我们无尽的思索。七巧给自己套上了金钱的枷锁，她的爱情是畸形的，人性也在不正常的生活环境下泯灭，但她的形象是那个社会的典型与真实写照，她的悲剧产生于金钱的枷锁，但根源在于封建家庭和吃人的旧中国。

《半生缘》是张爱玲的旧作，原名《十八春》，又名《惘然记》，1951年张爱玲以梁京这一笔名在《上海亦报》上发表，后来在其旅美期间进行修改，删掉了略带政治色彩的结尾，易名为《半生缘》，这是张爱玲自己比较喜欢的一部长篇小说，也是她第一部完整的长篇小说。  

《半生缘》的故事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地点是在温婉、凄迷的旧上海。作者以第三人称开头介绍：“他和曼桢认识，已经是多年前的事了。算起来已经有十四年了”，然后写道：“他和曼桢从认识到分手，不过几年的工夫，这几年里面却经过这么许多事情，彷佛把生老病死一切的哀乐都经历到。

顾曼桢、许叔惠、沈世均三人同在一个工厂工作，曼桢个性温柔坚强，叔惠开朗活泼，在相处中，曼桢与温和敦厚的世钧相爱了。曼桢的姐姐曼璐为全家的生计着想，十七岁时毅然离开初恋情人张豫瑾开始了舞女生涯，但家人并不能真正理解曼璐，认为她丢尽了家人颜面。如今曼璐年华老去，为了后半生有所依靠，决定嫁一个靠得住的人，这个人就是祝鸿才。从此，维护"祝太太"这个名分成了她最重要的生活支柱。

    世钧与曼桢的爱情也受到了来自家庭的压力，加上两人的互相猜疑，后又有姐姐、姐夫的算计、陷害，他两人之间的感情也是曲曲折折，不那么顺利。

    婚后，祝鸿才发了不义之财，原形毕露，在外花天酒地。曼璐为保住自己的名分，决定生一个孩子来拴住祝鸿才，然而自己以往的几次堕胎使她有心无力。她一心想要拢络丈夫，知道丈夫有意染指二妹，不惜装病设计，让丈夫强奸得逞，将妹妹幽禁一年，生下一个男孩。唯恐沈世钧来找曼桢，还将母亲全家迁往苏州，沈世钧找到她时，她假说妹妹妹已嫁人，并且代妹妹退还他订婚戒指。后来，生产后，曼桢在好心人的帮助下逃离医院，找到教书的工作，不幸又被她母亲找到，劝她和鸿才结婚。曼璐也抱来她的儿子相求，她仍不为所动。后来遇见曼璐的女佣阿宝，知道曼璐病死，祝鸿才经商失败，就住在附近。出于母性，她常常留意年龄相近的小孩。后来，儿子得了猩红热，祝鸿才又常常不回家，她为了救小孩，留在祝家中照顾小孩。最终，为了孩子。她抱着自杀的心理嫁给了她平生最恨的男人——祝鸿才。婚后祝鸿才发了国难财，又花天酒地，曼桢决心离婚，独力工作；扶养孩子。

沈世钧婚后也搬到上海，始终难以忘记曼桢。由于共同的朋友许叔惠，二人得以再次见面。沈世钧说曾去找她，她姐姐告诉他曼桢嫁已给张豫瑾。曼桢告诉了他中间发生的曲曲折折，他没有想到她姐姐竟做出这样的事来！两人见面，对望半晌，曼桢说：“世钧，我们回不去了.”他知道这是真话，听见了也还是一样震动。 

  没有爱的人偏偏结合在一起，而相爱的人却又咫尺天涯。在这场爱与恨的纠葛中，顾曼桢毫无疑问的成了我们为之愤慨的对象。 《半生缘》中顾曼桢是新女性，有知识，温柔而坚强，对家人有责任心，对姐姐的经历同情理解，但是，这个善良、勤恳、与人为善的好人，最后除了抢回自己的亲生儿子以外，一无所获。她不但没有得到上天的眷顾，反而遭到天“谴”：被姐姐算计、被姐夫强暴、被姐姐姐夫联手幽禁以至怀孕生子……这些近乎荒唐的事情像噩梦一样离奇的发生在曼桢的身上，可以说，她的悲剧是由她周围的一个个的女人所造成的。先是母亲无意识的错误所导致的悲剧，之后又是姐姐有意识的错误所导致的悲剧，再加上沈母烧毁求救信的事件，使得这一个女人的一生充满着悲哀。

张爱玲笔下的顾曼桢，其坚强或者对命运的忧郁都是来自骨子里的。她是三十年代大上海的新女性，她坚强而自信，知性而素雅，她象夕阳的余辉一样，散发着一种沧桑美。无论从经济上还是精神上，她都要求独立。曼桢性格中最大的特点除了坚强还有坚贞，即使是丢了一只旧手套，她也觉得很可惜，更何况是自己深爱过的人呢？而且一旦失去了，曼桢对新的物新的人就再也不会有从前这般兴趣了，这或许也就是曼桢离开世钧之后再也没有幸福过的原因。虽然后来她还是照样活下去了，但她仿佛整个人陷进泥潭里去了，神情恍惚。

顾曼璐，这个一生都“逃不出宿命的掌心的”不幸的女子，作为一个女人，她有着一个舞女被后辈抢饭碗的哀怨，一个年华渐逝的女人拼命想抓住一点东西的急切。可是一切都没有朝着她意愿中的方向发展，她一辈子惟一爱过的男人是张豫谨，但为了全家老小，她舍弃了她心中所珍视爱情，把它深埋心底。祝鸿才是她的救命稻草，但她却为他延续香火，她最后什么都抓不住了。当张豫谨移情曼桢，曼璐从18岁时为家庭承担的苦楚释放了，她利用了自己的妹妹，为祝鸿才生了一个儿子。她的一生虽短暂但却充满了坎坷，由于生活的压力，逼迫着这个女子由妥协走向精神变态的深渊。

由对张爱玲《半生缘》中顾氏两姐妹的形象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男权社会里，女人作为一个人，一个独立的人的存在的艰难，无论是社会环境的影响，还是几千年封建思想的积习，还是女性自身思想等的禁锢，女人要实现自我价值，把握自己的命运，都要经过不懈的努力，也需要长期的斗争。

《倾城之恋》是张爱玲小说中比较突出的一篇，小说连载于《上海杂志》月刊后，在当时赢得了读者群极大的回响。而其在一九四四年改编成话剧上演之后，更造成了万人空巷的盛况。《倾城之恋》不仅在当时使张爱玲的声誉达到高峰，并为其在中国文学史上奠定了重要的地位。
《倾城之恋》这个题目乍听起来会以为是一个浪漫的爱情故事，但读后才明白，所谓倾城是说一个城市沦陷背景下方可成全的一段婚姻。所以，从整体而言《倾城之恋》是描写普通人乱世中的“传奇”，从而寻求那份最后回归的普通。

张爱玲以一贯苍凉的叙述基调,特有的敏感笔触娓娓道来一段浮华背后的无奈与凄美,讲述了一个没落世家女性生存困境的悲剧故事。在长达三万多字的篇幅中，描述了女主角白流苏对于婚姻的赌注。而故事的内容则可以以1944年4月7日署名迅雨的论述作为概括：
一个破落户家的离婚女儿，被穷酸兄嫂冷嘲热讽撵出母家，跟一个饱经世故、狡猾精刮的老留学生谈恋爱。正要陷入泥沼里时，一件突然震动世界的变故把她救了出来，得到一个平凡的归宿。

《倾城之恋》开篇第一段，就让人感觉到浓重的腐旧气息。白公馆里，“他们唱歌唱走了板，跟不上生命的胡琴。”在上海这个中国近代现代化最早的城市里，生活的步骤是快的，别人的时钟都拔快了一小时，然而白公馆里说：“我们用的是老钟。”仅一句话，就点明了白公馆是这个近代大都市里的守旧部落。　生活在这样一个压抑的、畸形的旧式家庭中，对流苏来说，唯一的出路、最后的选择是离开。流苏大抵上是一个坚强的女子，她会反抗，能够大胆地顶着众人的唾弃与前夫离婚，可见是很有勇气的。然而流苏也是妥协的，因为最终她也不过是一个在经济上柔弱、无助的女子，逃离的方式只能是依靠男人来寻找自己的栖息之地。她不得不学会算计，不幸的生活告诉她只有这样才能保护自己，才能生存下去。
徐太太的适时出现在文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先是开导流苏后又说为流苏留心着，正是由于徐太太的牵引，让流苏有了反击的希望，让她对自己有了一点信心，文中有这样一段话，流苏回到屋里，端详着自己： 还好，她还不怎么老。她那一类的娇小的身躯是最不显老的一种，永远是纤瘦的腰，孩子似的萌芽的乳。　她的脸，从前是白得像瓷，现在由瓷变为玉——半透明的轻青的玉。下颌起初是圆的，近年来渐渐尖了，越显得那小小的脸，小得可爱。脸庞原是相当的窄，可是眉心很宽。一双娇滴滴，滴滴娇的清水眼。
文中的描述成功的勾勒出流苏娇美的形象，为下文做了铺垫，正是由于流苏典雅脱俗的美，具有中国女人的特征，所以在女人堆中打滚多年的柳原才会注意到她。而在与范柳原交往的过程中，流苏经历了一番内心的争斗，这场爱恋于她来说，更像是下的一场赌注——婚姻的赌注，这赌注的第一步便是随从徐太太远赴香港。范柳原是一个有钱的华侨和他在伦敦的交际花情妇生下的儿子，由于他父亲在中国有妻子，柳原充其量算一个庶出的，而当母亲去世后，孤身一人流浪伦敦“很吃了些苦”。父亲故世后，才获得继承权，却得不到整个家庭的尊重和认可，成了一个浪荡公子。这时流苏在他的视野里出现了，她的低头，适合穿旗袍，会跳舞，含蓄的美在相亲当天攫取了他全部的目光，流苏吸引范柳原的绝不仅仅是美貌，还有一种或许柳原自己也说不清楚的东西。流苏抵港的第一天，两人在浅水湾饭店的对话，开始了两人之间的交往。柳原道：“有人善于说话，有的人善于笑，有的人善于管家，你是善于低头的。”流苏道：“我什么都不会，我是顶无用的人。” 柳原笑道："无用的女人是最最厉害的女人。” 而当柳原反问流苏自己是怎样自私时，流苏并没有把心中真正的想法说出来，反而是迂回的偏着头笑道：“你要我在旁人面前做一个好女人，在你面前做一个坏女人。”接着又解释道：“你要我对别人坏，独独对你好。”流苏叹了气道：“我不过是一个过了时的女人罢了。” 而听完柳原对萨黑夷妮的身世描述之后，流苏自卑自己只是个穷遗老的女儿，身分还不及她高。但柳原却道：“你放心，你是什么样的人，我就拿你当什么样的人看待，准没错”。这里我们看到两人之间的互动，从字里行间里看出两人都在不断试探对方，文中有这么一段：从浅水湾饭店过去一截子路，空中飞跨着一座桥梁，桥那边是山，桥这边是一堵灰砖砌成的墙壁，拦住了这边的山。柳原靠在墙上，流苏也就靠在墙上，一眼看上去，那堵墙极高极高，望不见边。墙是冷而粗糙，死的颜色。她的脸，托在墙上，反衬着，也变了样 ——红嘴唇、水眼睛、有血、有肉、有思想的一张脸。柳原看着她道："这堵墙，不知为什么使我想起地老天荒那一类的话。……有一天，我们的文明整个的毁掉了，什么都完了——烧完了、炸完了、坍完了，也许还剩下这堵墙。流苏，如果我们那时候在这墙根底下遇见了……流苏，也许你会对我有一点真心，也许我会对你有一点真心。"
流苏和柳原的互动有许多地方都是出于心计的，一个是传统的女人期待婚姻，一个是漂泊的浪子想找情妇，柳原对流苏是如此的迂回、曲折；流苏对柳原是如此的矜持、含蓄，香港之行是流苏人生的一次赌博，流苏进行着异常的心灵之旅，一场心智的较量。

流苏赌注的第二步就是返回上海。白流苏回到了上海，但是她知道范柳原对她没有绝望，她不愿服输，她不能就这样自贬身价，她是会应付人的，很懂得交往的技巧，她懂得以柔弱示人，以退为进，以弱胜强。在交往的过程中，感情应该是双方平等自愿的付出，感情是需要时间来磨合的。虽然回到了上海，回到了她的旧式家庭，但她对这个家庭是不报以怎样的希望的。她知道她还是会离开，这只是她停泊的中转站。她仍为得到一个平凡的归宿而盘算着：她和这家庭早是恩断义绝了。当范柳原寥寥数字的一封电报叫流苏重返香港时，面对白老太太那句“既然是叫你去，你就去罢！”再一次看到了这个家庭的冷漠和生活在这种腐败家庭中的悲哀。白流苏毅然选择再次赴港，为自己重新找到生存的依靠，因为来自家庭的压力，这也是流苏无奈的选择。

而第三步便是再次赴港。两人在细雨迷蒙的码头上相见，他们终于抛却了以往的矜持，有了第一次相吻。“两方面都是精刮的人，算盘打得太仔细了，始终不肯冒失。现在这忽然成了真的，两人都糊涂了。”但是范柳原对白流苏的感情，还没有到让他放弃自由的地步，他可以给流苏物质上的保障，但不能给她婚姻的承诺。当恋爱不在纯粹，让人感到悲凉。

但最终，或许是一次战争成全了他们。流苏与柳原终于结婚了，但战争消解了太多的东西，她们彼此并不互相了解，爱得也并非真切与彻底，他们的婚姻不是因为惊心动魄、生死相随的爱情，而是因为战争的成全。在小说的最后，男女主人公有一句很经典的对话，流苏说：“你早就说过你爱我”。柳原笑道：“那不算，我们那时候太忙着谈恋爱了，哪里还有工夫恋爱？”乍读起来，有些莫名，细想来才发现有太多的韵味包含其间，既然不算恋爱算什么呢？在爱被还原到如此透彻之后，人自私的本质便完全呈现出来，让人感觉到爱情的苍白。

《倾城之恋》是一场爱情的战争，正是一段战争里成就的爱情，这对男女间曲曲折折、遮遮掩掩的爱情，张爱玲以明褒暗贬的手法，参差对照的写法，讽刺了现代社会中男女功利的爱情。“他不过是一个自私的男子，她不过是一个自私的女人，在这兵荒马乱的时代，个人主义者是无处容身的。可是总有地方容得下一对平凡的夫妻。”这样的姻缘美满反倒暴露了人生不可靠这个更大的缺憾。 所谓惊天动地的爱情亦不过如此！

张爱玲在她的小说中塑造了在封建社会背景下不同的女性形象，并选取不同的视角去揭示她们悲剧式的命运。生活在那样一个家族里面，张爱玲的性格也具有多重性，她既有母亲新潮的思想，能够将故事中的女性敢于反叛的一面描写得淋漓尽致，同时她也受到其父的影响，在封建势力的面前，女人的命运也总是逃不出宿命的安排。她可以让小说中的女性有个性，如白流苏，在那样一个女性地位低下的时代，毅然决然的选择了离婚这条道路，而她自己在面对感情问题的时候，却如此的脆弱。

1944年初春的一天，南京的一座庭院的草坪上，有一个躺在藤椅上翻读杂志的中年男人。当他看到一篇小说时，才刚读了个开头，就不由得坐直了身子，细细地读了一遍又一遍。这个男人就是胡兰成，他读的小说就是张爱玲的《封锁》。

　　胡兰成是浙江嵊县胡村人，生于1906年。从小家贫，吃过很多苦，赤手空拳拼天下。他原有个发妻玉凤，在玉凤过世之时，胡兰成借贷以葬妻魂，却四处碰壁。对此，胡兰成后来回忆说：“我对于怎样天崩地裂的灾难，与人世的割恩难爱，要我流一滴眼泪，总也不能了。 我是幼年时的啼哭，都已还给了母亲，成年的号泣，都已还给了玉凤，此心已回到了如天地之仁！”就是这个生活在社会底层只身闯世界的文人，在挣扎中淡漠了自己的人格、尊严、价值观。所以在汪精卫为组织伪政府而四处拉拢人才时，他们看上了胡兰成。而胡兰成也不顾是非黑白地应允，成了民族的罪人。

　　此时的胡兰成，已在汪伪政府中任职，正在南京养病。当他收到苏青寄来的杂志《天地》第十一期，读到《封锁》的时候，喜不自胜。文人与文人之间的那种惺惺相惜，使他对作者张爱玲充满了好奇。于是他立即写了一封信给苏青，对张爱玲的小说大加赞许，并表示极愿与作者相识。苏青回信说，作者是位女性，才分颇高。这更是让胡兰成对张爱玲念念不忘。不久，他又收到了苏青寄来的《天地》第十二期，上面不仅有张爱玲的文章还有她的照片。他越发想结识张爱玲了。胡兰成回到上海之后就去找苏青，要以一个热心读者的身份去拜见张爱玲。苏青婉言谢绝了，因为张爱玲从不轻易见人。但胡兰成执意想见，向苏青索要地址。苏青迟疑了一下才写给他——静安寺路赫德路口192号公寓6楼65室。胡兰成如获至宝。虽然此时，他是个有妻室的人，而且，是他的第二次婚姻。

　　胡兰成第二天就兴冲冲地去了张爱玲家，她住的赫德路与他所在的大西路美丽园本来就隔得不远。可张爱玲果真不见生客。胡兰成却不死心，从门缝里递进去一张字条，写了自己的拜访原因及家庭住址、电话号码，并乞爱玲小姐方便的时候可以见一面。第二天，张爱玲打了电话给胡兰成，说要去看他，不久就到了。张爱玲拒绝他的到访，又自己亲自去见他，主意变得好快。其实早前，胡兰成因开罪汪精卫而被关押，张爱玲曾经陪苏青去周佛海家说过情。因此，她是知道他的。于是，就这样见面了。

　　真正见了面，胡兰成只说与他所想的全不对。他一是觉得张爱玲个子之高，二是觉得她坐在那里，幼稚可怜相，不像个作家，倒像个未成熟的女学生。但他两人一谈就是五个小时。从品评时下流行作品，到问起张爱玲每月写稿的收入。对一个初次见面的小姐问这样的问题，实在是失礼的，但“因为相知，所以懂得”，两人已有了知交之感，所以张爱玲倒未觉得胡兰成的话很唐突。胡兰成送张爱玲到弄堂口，并肩走着，他忽然说：“你的身材这样高，这怎么可以？”只这一句话，就忽地把两人的距离拉近了。“这怎么可以”的潜台词是从两个人般配与否的角度去比较的，前提是已经把两人作为男女放在一起看待了。张爱玲很诧异，几乎要起反感了，但，真的是非常好。

　　次日，胡兰成去回访张爱玲。她房里竟是华贵到使他不安，胡兰成形容说，三国时刘备进孙夫人的房间，就有这样的兵气。那天，张爱玲穿了一件宝蓝绸袄裤，戴了嫩黄边框的眼镜。多年后，胡兰成对这些细节都有着清晰的回忆。此后，他每天都去看张爱玲。一天，他向张爱玲提起刊登在《天地》上的照片，张爱玲便取出来送给他，还在后面题上几句话：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

　　这一年，胡兰成38岁，张爱玲24岁。但很快，他们恋爱了。他们谈情说爱的方式似乎是他们最初相识的延续。胡兰成在南京办公，一个月回一次上海，一住八、九天。每次回上海，他不回美丽园自己的家，而是径直赶到赫德路，先去看张爱玲。两人每天在一起，喁喁私语无尽时。但当时世人并不了解他们之间的感情，只觉得胡兰成的政治身份是汉奸，又有妻室，年纪大到几乎可以做张爱玲的父亲。世人都觉得这样的爱情似乎有些不可思议，都是为张爱玲惋惜的。她却不觉得。

　　胡兰成是懂张爱玲的，懂她贵族家庭背景下的高贵优雅，也懂她因为童年的不幸而生成的及时行乐的思想。仅仅这一个“懂得”，也许就是张爱玲爱上胡兰成的最大原因。其实细细分析来，张爱玲本身就不是一个世俗之人，她不以尘世的价值观去品评一个人。她没有什么政治观念，只是把胡兰成当作一个懂她的男人，而不是汪伪政府的汉奸；对于胡兰成的妻室，她也不在乎，因她似乎并不想到天长地久的事。她在一封信中对胡兰成说：“我想过，你将来就是在我这里来来去去亦可以。”也许她只在乎胡兰成当下对她的爱，其他的，她都不愿多想。胡兰成的年龄比她大出很多，但这也许又成了她爱他的原因。

　　张爱玲从小缺乏父爱，便容易对大龄男性产生特别的感情，所以，年龄问题也不是障碍。于是，她倾尽自己的全部去爱他了，就这样在世人诧异的眼光中相爱了。爱得那样的超凡脱俗。

　　1944年8月，胡兰成的第二任妻子提出与他离婚。这给了张爱玲与胡兰成的爱情一个升华的机会——结婚。他们就这样结婚了，没有法律程序，只是一纸婚书为凭。因为胡兰成怕日后时局变动，自己的身份会拖累张爱玲。没有任何仪式，只有张爱玲的好友炎樱为证。“胡兰成与张爱玲签订终身，结为夫妇。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前两句是出自张爱玲之手，后两句出由胡兰成所撰。就这样，他们的感情有了一个踏实安稳的关系——夫妻。

　　这一段时间，也是张爱玲创作生涯中的黄金时间。胡兰成对她的写作是有帮助的，两人会一起讨论一些文学话题。而张爱玲的散文《爱》，在开头就说，这是一个真的故事。的确是真的故事，是胡兰成的庶母的故事。也许他是给她的创作提供灵感的吧。但，这样的时间，并不长。

　　时间已经接近了44年年底，时局明显地在变动。日军在中国的势力已经江河日下。而胡兰成作为汪伪政府的官员，也有了危机感。有一个傍晚，两人在张爱玲家的阳台上看上海的暮色。胡兰成对她说了当下的时局，恐自己将来有难。张爱玲虽对政治不敏感，但此刻，她知道，这个国，这一次是真真连到她的家了。汉乐府中有“来日大难，口燥唇干，今日相乐，皆当喜欢”的句子。而张爱玲此刻是真切地体会到了这两句诗的含义。胡兰成说“将来日本战败，我大概还是能逃脱这一劫的，就是开始一两年恐怕要隐姓埋名躲藏起来，我们不好再在一起的。”张爱玲笑道：“那时你变姓名，可叫张牵，或叫张招，天涯地角有我在牵你招你。”

　　就是这样真实的期盼！但两人果真是要分别了！ 1944年11月，胡兰成到湖北接编《大楚报》，开始了与张爱玲的长期分离。那是一个时常有警报和空袭的时期。有一天，胡兰成在路上遇到了轰炸，人群一片慌乱，他跪倒在铁轨上，以为自己快要炸死了，绝望中，他只喊出两个字：爱玲！这个时候，他还是全心爱着张爱玲的吧。

　　但胡兰成毕竟是个毫无责任感的人，来武汉不久，他便与汉阳医院一个17岁的护士周训德如胶似漆。他不向小周隐瞒张爱玲，但又向她表明要娶她——只有做妾了。但小周的生母是妾，她的反应是，不能娘是妾，女儿也是妾。于是胡兰成又进行了一次婚礼，似乎全然忘了张爱玲的存在。而张爱玲对此一无所知。她给他写信来，还向他诉说她生活中的一切琐碎的小事。她竟还是那样投入地爱他。

　　1945年3月，胡兰成从武汉回到上海。在张爱玲处住了一个多月。此时，他才将小周的事情告诉了张爱玲。她是震动的，因为她把自己对胡兰成的爱看作是那样坚贞不可动摇的，但又怎么会冒出来一个小周？此时，张爱玲的心已被刺伤了，但她仍是爱他的。于是她只有默默承受。两个人在一起，胡兰成倒是再也不提小周了。也许他就是这样一个只看见眼前的人。

　　可惜，5月，胡兰成又回到了武汉。一见到小周，就有回家的感觉——他又忘了张爱玲了。

　　时局大乱，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胡兰成末日也来了，重庆方面定会惩办他这样的汉奸。于是他逃到了浙江，化名张嘉仪，称自己是张爱玲祖父张佩纶的后人——果是姓张，只是不叫张牵或是张招，住在诸暨斯家。

　　斯家的儿子斯颂德是胡兰成的高中同窗，胡兰成年轻的时候就曾在斯家客居一年。斯家的男主人已逝，是斯家主母维持生计。斯家还有个庶母，范秀美，大胡兰成两岁，曾经与斯家老爷生有一女。在这样的乱世中，斯家人安排胡兰成去温州范秀美的娘家避难，由范秀美相送。只这一路，胡兰成就又勾引上了范秀美。未到温州，两人便已做成夫妻，对范家人以及邻居也以夫妻相称。刚离开张爱玲、周训德的胡兰成，此刻又与范秀美在一起，可见他的滥情！

　　然而，已有半年未曾见面的张爱玲，竟一路寻着来到了温州。这两个女人与一个男人的三角关系，无论如何都只能是尴尬。因为怕范秀美的邻居对三人的关系有所猜忌，他们三人都是在旅馆见面的。一个清晨，胡兰成与张爱玲在旅馆说着话，隐隐腹痛，他却忍着。等到范秀美来了，他一见她就说不舒服，范秀美坐在房门边一把椅子上，但问痛得如何，说等一会儿泡杯午时茶就会好的。张爱玲当下就很惆怅，因为她分明觉得范秀美是胡兰成的亲人，而她自己，倒象个“第三者”或是客人了。还有一次，张爱玲夸范秀美长得漂亮，要给她作画像。这本是张爱玲的拿手戏，范秀美也端坐着让她画，胡兰成在一边看。可刚勾出脸庞，画出眉眼鼻子，张爱玲忽然就停笔不画了，说什么也不画了，只是一脸凄然。范秀美走后，胡兰成一再追问，张爱玲才说：“我画着画着，只觉得她的眉神情，她的嘴，越来越像你，心里好不震动，一阵难受就再也画不下去了。”这就是世人所说的“夫妻像”吧。张爱玲真的是委屈的，她的心里只有这一个男人，而这个男人的心里却装着几个女人，叫她怎么能不感伤？

　　离开温州的时候，胡兰成送她，天下着雨，真是天公应离情。她叹口气道：“你到底是不肯。我想过，我倘使不得不离开你，亦不致寻短见，亦不能够再爱别人，我将只是萎谢了。”这场雨，也冲刷了他们曾经的“倾城之恋”。张爱玲已经知道，她这一生最美的爱情，已经走到了辛酸的尽头，再有没有挽回的余地了。

　　此后的八、九个月时间，两人偶有通讯。张爱玲也会用自己的稿费接济胡兰成，只因怕他在流亡中受苦。

　　有一次，胡兰成有机会途径上海，在危险之中，他在张爱玲处住了一夜。他不但不忏悔自己的滥情，反倒指责张爱玲对一些生活细节处理不当。还问她对自己写小周的那篇《武汉记》印象如何，又提起自己与范秀美的事，张爱玲十分冷淡。当夜，两人分室而居。第二天清晨，胡兰成去张爱玲的床前道别，俯身吻她，她伸出双手紧抱着他，泪水涟涟，哽咽中只叫了一句“兰成”，就再也说不出话来。

　　这就是两人最后一次见面。

几个月后，1947年6月，胡兰成收到了张爱玲的诀别信：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你是早已经不喜欢我的了。这次的决心，是我经过一年半长时间考虑的。彼惟时以小吉故，不欲增加你的困难。你不要来寻我，即或写信来，我亦是不看的了。

在爱情的世界里，张爱玲是软弱的，她一直处在一种被动的状态下，似乎总被牵着鼻子走，却不知该如何是好。或者，她明知道这一切不该是这个样子，一个滥情的男人于自己，还有什么值得珍惜的呢？事实上她确是不忍放弃的，即使这个男子三番五次的无视她的自尊。这中被牵制的情感就像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一样，对于情，总难以割舍，抱着一次次的幻想去解释，原谅。

大多女人的天地是狭小的，丈夫，爱人便有可能成为自己生命的全部，就像《倾城之恋》中，张爱玲借白流苏的口道出了：“炸死了你，我的故事就该完了。炸死了我，你的故事还长着呢！”在那些男人女人的故事里，婚姻总是这样一种难言的苦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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