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影成三人——李白传（节选）

作者：韩作荣

来源：《西部·新文学》2014年第02期

        李白（701年-762年），字太白，号青莲居士，中国唐朝伟大的诗人，被后人誉为“诗仙”。李白的一生波诡云谲，时而游历四方以诗会友，时而在君王之侧指点江山，时而遁入深山寻仙学道。他一生蔑视权贵，追求自由，用诗歌寄情山水，同时又揭露现实，抒发理想与悲愤。他的诗歌对后代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他的名字在时光中熠熠生辉，他的浪漫主义诗风和高洁灵魂成为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据考证，李白出生碎叶城（当时属唐朝领土，今属吉尔吉斯斯坦），四岁随父迁入剑南道绵州昌隆县（今四川江油）青莲乡。他诗中多处提到西域的许多地方，足见这个伟大诗人和西域有着精神和血缘的重要关联，同时也深受西域文化的影响。本刊特别策划“西部头题·李白”，我们视之为敬仰和荣耀。

        2013年11月12日凌晨，著名诗人、散文家、《人民文学》原主编、中国诗歌学会会长韩作荣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六十六岁。先生历时一年半手写创作三十多万字的长篇传记文学《对影成三人——李白传》，在去世前九天终于告竣。斯人已去，著述永留，令人唏嘘悲叹。本刊特选发这部遗著的部分章节，以纪念和缅怀韩作荣先生。

        自古至今，为“诗仙”李白立传之人颇多，各种版本林立，这其中李长之（1910年-1978年）的《李白传》是观点独特、颇有特色的。李长之是中国著名的现代作家、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他1937年就写就《李白》一书，1940年修改后由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更名为《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营销未广，就被日寇炮火所毁。1951年，李长之又重新写了《李白传》。本刊选发1940年版本的导论，以与韩作荣先生的《李白传》形成对照和互映。

        经韩作荣先生儿子韩戈，以及《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的应许和帮助，本刊获得韩先生遗作的首发权，在此一并致谢。——编者

        第十七章 诗酒人生

        李白自述其居家郧城为“酒隐安陆，蹉跎十年”（《秋于敬亭送从侄端游庐山序》）。“酒隐”这两个字该与任何隐者不同，既非“高卧云林”的山隐，也非“大隐隐于市”的市隐。所谓酒隐，即无论在何处，他都将自己泡在酒里，将世俗的李白藏在酒壶中，让真实的太白在酒香里呈现出来。“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襄阳歌》），似是李白大言，其实那也是太白在用典，借东汉郑玄酒量极大，一次曾饮酒三百杯的故事，言自己亦能饮而已，诗言醉语是不能用杯来量的。然而李白喜酒、贪酒，饮酒赋诗却是他生活方式的重要特征，杜甫的“李白斗酒诗百篇”的确是太白独特生活方式的写照，这句诗乃至于流传了千秋百代，世人皆知，似乎已成了古今诗人为诗的源起，亦成为诗人常听到的劝酒词。

        我知道四川出好酒，如今驰名天下的宜宾五粮液，泸州老窑，太白故里绵竹的剑南春，成都的全兴大曲，古蔺的郎酒，射洪的沱牌等等，皆为好酒者喜爱，川酒之名气甚大，也确实好喝。人称四川的好酒都出在四川盆地的边上，不知何故。

        我相信李白喜饮酒该是受家族源自西域的影响，也与蜀人“俗尚嬉游，家多宴乐”之及时行乐的风气有关，每天喝得“恍兮惚兮”的人李白见得也多了。我想李白初时饮酒自然也应在蜀中，但那时太白沉迷于读书学道，饮酒恐怕也是偶尔为之。读李白现存写于蜀中的诗作，二十七首之中没有一个酒字。太白该是离开蜀地，辞亲远游于吴越之时开始酒兴始发，继而沉迷其中的吧。

        或许，李白喜欢酒，更多的缘由是他有很深的魏晋情结。他仰慕东晋谢安，“咏歌之际，屡称东山”（李阳冰《草堂集序》），其《书情赠蔡舍人雄》诗中有：“尝高谢太傅，携妓东山门。楚舞醉碧云，吴歌断清猿。”他慕其挟妓饮酒的潇洒风流，更为其“为君谈笑靖胡尘”的从容退敌所折服。太白自然更熟悉“竹林七贤”的故事。刘伶醉后赤身裸体在屋中见客，客人惊异，他却说来人钻进了他的裤裆，他是把房子当衣服穿的。刘伶每次外出饮酒，必带一童背铁锹相随，告之“死便埋我”，终日酩酊大醉，惊世骇俗，被赞之为率真、潇洒，颇有个性。故刘伶和太白一样，备受历代文人推崇。

        而阮籍所饮，则是避世之酒，常掩袖啜饮，将自己藏在酒里，时而驾车狂奔，扬起的马鞭却不知落向何处，故倏然落泪自悲。其邻家当垆沽酒的少妇貌美，阮籍便常去品饮，醉后便卧于少妇身旁，其丈夫亦不以为然，一笑了之。有位才色兼备的陌生女子早夭，阮籍闻之便去其家凭吊，哭得一塌糊涂，让其父兄莫名惊诧，其实阮籍哭的是他自己，以泄心中之郁闷。故其暮年登广武山凭吊楚汉古战场时，有“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之叹。阮籍“容貌瑰杰，志气宏放，傲然独得，任性不羁……嗜酒能啸，善弹琴”，然而其时建安风骨已消逝殆尽，建功立业亦成幻想，故以酒为牢，将自己囚禁起来。

        魏晋名士中，阮咸该是更为落拓不羁、纵酒放达、惊世骇俗者，他与一头小猪头挨着头，一块扎在盆子里喝酒，所谓“万物与我为一”的故事，亦为常人所不解。阮咸是当时著名的音乐家，妙解音律，善弹琵琶，有与生俱来的音乐天分，其弹奏音清亮如清露滴响，闻之如饮醇酒，沉醉其中。阮咸死时，以一件圆形铜制乐器殉葬，五百年后出土，工匠以木料仿其形状制成乐器，流传至今，这弹拨乐器音调雄亮清雅，被称为“阮咸”。以名士之名命名的乐器，古今中外恐只此一件。

        李白的嗜酒之习和狂放不羁的性格与这些名士相较，不在其下，太白的豪饮、狂饮、仰首鲸饮，更在“七贤”之上，且名气更大。至今以太白命名的酒楼在诸多的城市时而可见，甚至在茅台酒厂以及不少星级酒店之中，皆有太白的《将进酒》一诗悬于壁上。太白其名与其诗中的词句，亦成为一些酒的品牌名称。李白实在可称之为古今文人中的诗酒第一人，称为“酒仙”并不为过。

        出蜀远游的李白写有《江行寄远》一诗，有“别时酒犹在，已为异乡客”，是太白传世之诗中第一首有酒之作，亦写明饮酒是在蜀中。而《金陵酒肆留别》，已有吴姬压酒，亦该有小妓金陵子相陪了。这时的李白系风流才子，在金陵、扬州这样的销金窟中，有吴浓软语相陪，与少年子弟结伴，挥金如土，及时行乐，结交豪雄，饮酒赋诗。年轻气盛风华正茂的诗人，充溢着阳刚之气，胸怀腾飞之志，喝的是豪酒、文士相交之酒，怀古抚今、忘情于山水之酒。

        李白真正的诗酒人生，是在他以安陆为中心酒隐与浪游的十年。期间他广交文士、官员、道友，写了不少送别之诗。入相府为赘婿，又拜谒诸侯卿相，虽然频遭冷遇，多处碰壁，但其诗名日著，酒量激增，其最好的一些诗大抵都是这十年所写。这十年虽时而有豪气冲天之作，但多为失意、惆怅、愤懑、苦闷之诗，此时，他饮的是多种滋味之酒，其饮酒赋诗的基调多是悲伤、叹息和惆怅的。纵然一些诗写得斑斓多姿，“豪中见悲，悲中见豪”（裴斐语），悲怆则是其主调，故其悲为“大风卷水，林木为摧”式的悲。或许，正是因为李白理想中的格局太大，自视甚高，故破灭之时也如大厦将倾，亦有地裂山摇、风呼海啸之感；而其内心的不甘，期望的不可磨灭，又显现出复杂的心理欲求，与那种“萧萧落叶，漏雨苍苔”式的绝望之悲怆并不相同。

        其实，李白的本质是孤独的，其独酌情怀，便是其内心孤独愁怒的真实呈现。研究者通过文献检索发现，李白文集中“独”字出现一百三十九次，独宿、独坐、独处、独醉、独怜、独游、独伤、独守、独步、独啸、独苦、独访、独弃、独绝……而“独酌”一词，竟出现十三次之多，约占“独”字词汇中的百分之十。

        《月下独酌》四首是李白独酌情怀的代表作：

        其一

        花间一壶酒， 独酌无相亲。

        举杯邀明月， 对影成三人。

        月既不解饮， 影徒随我身。

        暂伴月将影， 行乐须及春。

        我歌月徘徊， 我舞影零乱。

        醒时同交欢， 醉后各分散。

        永结无情游， 相期邈云汉。

        其二

        天若不爱酒， 酒星不在天。

        地若不爱酒， 地应无酒泉。

        天地既爱酒， 爱酒不愧天。

        已闻清比圣， 复道浊如贤。

        贤圣既已饮， 何必求神仙。

        三杯通大道， 一斗合自然。

        但得酒中趣， 勿为醒者传。

        其三

        三月咸阳城， 千花昼如锦。

        谁能春独愁， 对此径须饮。

        穷通与修短， 造化夙所禀。

        一樽齐死生， 万事固难审。

        醉后失天地， 兀然就孤枕。

        不知有吾身， 此乐最为甚。

        其四

        穷愁千万端， 美酒三百杯。

        愁多酒虽少， 酒倾愁不来。

        所以知酒圣， 酒酣心自开。

        辞粟卧首阳， 屡空饥颜回。

        当代不乐饮， 虚名安用哉。

        蟹螯即金液， 糟丘是蓬莱。

        且须饮美酒， 乘月醉高台。

        此诗作于何时，看法不一，但写于长安，并无疑义。有人认为作于天宝三载（744年）李白供奉翰林之时，写孤独失意的诗人在花间月下的心情。也有人认为写于李白初入长安之时，与《春归终南山松龙旧隐》、《春日独坐寄郑明府》、《以诗代书答元丹丘》三诗为开元年间在长安附近浪游时作。

        从诗中“穷愁千万端，美酒三百杯。愁多酒虽少，酒倾愁不来”可知，太白此时之穷困，愁多酒少，且“辞粟卧首阳（一作“饿伯夷”），屡空饥（一作“悲”）颜回”，看来不仅少酒还吃不饱饭，该是满面菜色了，恐并非于待诏翰林时所写，和其入长安之后期的窘困状态相近，故我认为，其诗是开元年间入长安后期所作。那时秦草三绿，太白竟一事无成，借酒浇愁，独饮时吟出这千古绝唱。

        是啊，酒也只有一壶，数杯而已，又无相亲之人共饮，只能将月亮、自己和自己的影子凑成三个人，只能结无情之游，虽近在身旁，或在遥远的天际，却无法沟通。对此诗意，我曾写下名为《李白·明月·酒及其他》的新诗一首：

        李白邀明月饮酒的时候

        却让月亮醉得面色苍白

        在花间洒下点斑

        其实真正醉酒的是瓷壶

        满腹酒气

        那才称得上陶醉

        还有那只酒杯

        大张着口，承受倾泻

        当嘴唇吻着杯唇

        于酒的映照中

        李白也吞食了自己的嘴巴

        当然，醉酒的还有花朵

        只是夜间看不见她酡红的脸

        还有风，已携着酒香溜走

        当胡床歪歪斜斜

        案台旋转，瓷壶倾倒

        半个月亮躲在另一个月亮里

        酒杯躲在酒杯里

        影子晃动成迷乱的时针

        李白闭上眼睛

        世界，便在瞬间消失

        于是，一个藏在睡眠里的人

        也成为一只空壶

        可溜出躯壳的李白

        如酒香，飘浮着

        游移在永无形迹又无所不在的

        巨大孤独里

        仔细读来，《月下独酌》四首的关键句为“酒倾愁不来”。独酌是因无亲人挚友共饮，因为愁事太多，所谓穷通与修短，造化弄人，困窘与显达，得失之间太白自己无力掌控。宫阙不开，万事难知，且频遭冷遇白眼，孤苦无助。在这种情境之下，只能借酒浇愁，一醉方休；让天地消失，生死等同，如此万端穷愁自然离身而去，“酒倾愁不来”了。

        如此心境，那独酌之酒可真是个好东西啊！连天地都爱酒，天垂三星为酒官之旗，地列酒泉有泉味如酒之郡，故爱酒则是不愧于天地的行为。诚然有魏太祖曾禁酒，窃饮者不敢言酒，以贤人代称浊酒，以圣人代称清酒，既然饮者已同圣贤一体，还须求什么神仙呢？故饮三杯是通常之理，随时喝一杯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故不必管那耻食周粟的伯夷、叔齐，饿得腹空饥颜，要那虚名有什么用呢？河蟹醇酒都是长生不老的金液，造酒的糟丘就是蓬莱仙山，得饮美酒，则飘飘欲仙。

        太白颇得酒中真趣，那种独愁须饮，喝得什么都不知道，甚至“不知有吾身”的状态，是“此乐最为甚”的极致，故他自言自语地说：“这酒中的好处和趣味，不要告诉不饮酒的人！”看来他是真的醉了。

        《月下独酌》不是那种满纸凄凄惨惨的悲风愁语，太白写愁苦孤独也写得热闹，花团锦簇，欢歌旋舞，无中生有，有中却无，月影凌乱，扑朔迷离，天地人神纳于一体。可这只是一种近于迷狂的宣泄，一个人造就的热闹恐难以掩盖孤苦的心境，当月亮离去，影子回到自身，酒醉复醒之后，则更为孤独。

        写独酌之诗太白集中有多首，如《春日独酌》，晚年所写的《独酌》，另有《白毫子歌》、《春归终南山松龙旧隐》、《把酒问月》、《自遣》等，题目虽非独酌，却于诗中直言独酌或能感知其独酌的背景。且独酌之诗创作的时令大都是在春天，或许万物萌苏、莺飞花语的春日更易令人感伤吧。正如其《待酒不至》所言：“春风与醉客，今日乃相宜。”亦如其晚年的《独酌》：

        春草如有意， 罗生玉堂阴。

        东风吹愁来， 白发坐相侵。

        独酌劝孤影， 闲歌面芳林。

        长松尔何知， 萧瑟为谁吟。

        手舞石上月， 膝横花间琴。

        过此一壶外， 悠悠非我心。

        此独酌仍写的是春日之愁，此时，他想起陶渊明“挥杯劝孤影”句，不禁抚琴闲歌。太白此独酌，仍旧于花前月下，对影而酌，只不过既无心思邀月与影子饮酒，亦不再独自欢歌起舞，只能孑然与孤影相对。膝横绿绮，怀愁思而吟哦，虽仍手招明月，却是静态的形象，不复当年的生动与热闹了，即使松吟芳林，亦为萧瑟之音，不知为谁而歌。诗人此时独酌，品味的是人生，一壶忘忧酒能消解独愁孤绪，才是诗人最在意的东西。

        其实，李白与饮酒有关的诗，更多的是结识官员士子、豪侠文友的应和酬唱、赠诗送别之作。这些诗中，表达的情感也是比较复杂的，既有对挚友的尊敬、感怀，言离愁别绪之诗；也有有求于人，以图引荐的豪语奉承之作；当然，也有早期的盛气凌人、狂傲自负的浪子情怀；以及待诏翰林时的志得意满，再度失意的愤懑痛苦等等，恐难用一两句话概括言明。在这样的诗中，唯一的特征几乎是篇篇有“我”，即使是赠送友人之诗，也常常是言及自身的境遇，或抒雄图大志，或言隐退山林，或叹路途艰难等等，所表达的亦是自己纷繁且无定的心绪。

        自然，诗中有“我”，恐怕主要是诗之艺术规律使然。诗毕竟是主观的创造，即使是所谓零度写作，纯客观的描述，文字的背后也有诗人艺术观念与人生哲学的支撑；有对现实强烈的情感倾向，正如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一样；有诗人独特的个性、气质与审美趣味渗透出来，所谓诗如其人。而太白诗中几乎篇篇有“我”，使其诗更为真切。这世界上，只有自己知道真实的自己是什么样子，真诚的诗人自己掏出心来，将自己的所感所悟所思所想袒露出来，抒情言志，七情毕现，或雄豪使气，任性而为；或低眉颔首，沉吟苦语；或神思飞扬，飘然物外；或悲怆孤独，仍心怀万夫，雄心不已……于是，那酒的滋味亦成为有生命的液体，于水的外形中却蕴含着火的性格，既灼热甘甜，又辛辣苦口；既锋利如刀，又绵软如云；既消忧解闷，又愁上加愁；既头重脚轻，又飘忽轻盈，该是五味俱全。随着诗人的遭际与心态变幻莫测，所谓诗酒人生，一壶酒中藏着天下，既表达了诗人对人生的理解，也从酣言醉语中揭示一个时代的真实，或从斑斓且繁复的鲜明意象中折射出现实的本质。

        陈冬根先生经研究发现，清王琦校注本《李太白全集》中，仅“我”字就出现四百零八次之多，而“余”字和“吾”字出现次数分别是一百七十六、一百一十六次。可见，李白关注的焦点始终有“我”，一生立身行事的出发点总在“自我”，其观察和叙述的角度都在“我”这个支点上，甚至写神仙幻境，亦是“我”的独特感受，是理想的外化，是主观感受的真实，情感逻辑的真实。对此，我们可以说太白之诗是一种对生命与人生的思考，志向的言说，遭遇的感受，抑或是对现实和历史的反思。李白是独吟的孤客，与朋友饮宴，也少有“忘形相尔汝”的场面。纵然是以饮者留其名，也不同于阮籍于乱世中幽避现实的苦闷与哀伤；亦不同于陶渊明的淡然或时有寂寞，但其诗已达化境，朴素透明，那种简练高妙，思想和情感都已经过蒸馏，其诗已酿成精神之酒。而太白常常给人留下一个孤独者的背影，是陈子昂《登幽州台歌》之写照：

        前不见古人， 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 独怆然而涕下。

        故在李白的诗中，“独”字总是与“我”字同时出现。诚然，鲜明的个性和自我的创造意识是艺术审美的特征和根基，是佳作生成的必要条件，狂放不羁、目空一切亦成为诗之自由的象征。但在日常生活之中，过度的“自我为中心”则与世俗的礼仪规范大相抵触，况且“我”只能在“你”和“他”之中相对存在着，没有“你”和“他”，便无“我”可言。过度的以自我为中心也易为自我所蔽，产生偏激情绪，正如北宋理学大家邵雍在《观物篇·外篇》中说：“不我物则能物物，圣人利物而无我。任我则情，情则蔽，蔽则昏矣。因物则性，性则神，神则明矣。”又言：“以物观物，性也；以情观物，情也。性公而明，情偏于暗。”自然，太白不是哲人，而是诗人，以情观物，则是诗人规律。然而，当太白将日常人生都当成诗来对待，让那种野性的感觉充斥于生存状态之中，过于狂妄自负、恃才傲物，梦想着当帝王之师，视群臣如草芥，戏万乘若僚友，所谓风云际会、挥斥天下、意轻千金、片言安邦、功成身退等等，大抵也是天真的空想，不仅屡屡受挫，一切终化为泡影，又怎能不孤独愁苦！当他把别人都不当回事的时候，别人不把他当回事，也是必然。

        李白常常感到知音难觅，为了知己，他可以“莫惜连船沽美酒，千金一掷买春芳”（《自汉阳病酒归寄王明府》），而现实中却是“苦笑我夸诞，知音安在哉？”（《赠王判官，时余归隐，居庐山屏风叠》）他感叹“巴人谁肯和《阳春》，楚地犹来贱奇璞。黄金散尽交不成，白首为儒身被轻”（《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真是曲高和寡，楚地历来不识璞玉和氏之璧，散尽黄金却买不来友情，身临老境仍被轻贱，难怪他只能“哀哀歌苦寒，郁郁独惆怅”（《冬夜醉宿龙门觉起言志》）了。

        李白和其写酒之诗影响极大，千年来常常被人挂在嘴上，悬于壁间，不管饮酒不饮酒者都耳熟能详。长诵不衰的饮酒诗是《将进酒》，故不能不录：

        君不见，

        黄河之水天上来，

        奔流到海不复回。

        君不见，

        高堂明镜悲白发，

        朝如青丝暮成雪。

        人生得意须尽欢，

        莫使金樽空对月。

        天生我材必有用，

        千金散尽还复来。

        烹羊宰牛且为乐，

        会须一饮三百杯。

        岑夫子，丹丘生，

        将进酒，杯莫停。

        与君歌一曲，

        请君为我倾耳听。

        钟鼓馔玉何足贵，

        但愿长醉不复醒。

        古来圣贤皆寂寞，

        唯有饮者留其名。

        陈王昔时宴平乐，

        斗酒十千恣欢谑。

        主人何为言少钱，

        径须沽取对君酌。

        五花马，千金裘，

        呼儿将出换美酒，

        与尔同销万古愁。

        这首诗气势可谓大矣，与《月下独酌》的情境颇为不同，如果说其独酌是一个人撒欢儿，《将进酒》则是真正的三个人闹酒了，然而这热闹的背后是刻骨的孤独愁绪。且二者酒势不同，黄河之水从天上倾泻而来，自然是无可阻挡，且激流一去不归；一日之间乌发皆白，对镜而悲，可见时光流逝之速，若无大悲哀亦不会如此。而挥霍则千金散尽，一饮便三百杯，斗酒而值十千，销解的则是万古之愁，似乎是大言频频，豪气尽逞，座下的宝马与身上的千金之裘都拿来换酒，可见大悲随着大水激发、大财散尽同时大才复来，大愁须用大酒销解，而大诗则由大手笔一挥而就。

        《将进酒》写于何时，亦看法不同。有人认为写于太白被宫廷放归的天宝三载，由长安过颖阳时与元丹丘、岑勋相聚饮宴时而作，时途经黄河，故有“黄河之水天上来”的观感。有人则称：多数注家都认为此诗与《酬岑勋见寻就元丹丘对酒相待以诗见招》为先后之作，《将进酒》中之“岑夫子”即岑勋。《酬岑勋见寻就元丹丘对酒相待，以诗见招》中之“黄鹤东南来，寄书写心曲”之地宜在荆楚，诗中有“中逢元丹丘”句，该指元丹丘已离颖阳中途与岑勋相遇，言对酒忽思太白，故相招。从“倚松开其缄”可知，李白时在安陆山中，而《将进酒》是主人口气，故此诗该写于安陆桃花岩。就诗之情绪与状态而言，我倾向于后者，诗写到黄河，人未必就在黄河边上。

        太白的《将进酒》是袭名于乐府，却是七言歌行体，并杂以三言、五言、十言，确是浩然放歌，仍旧是心胸万夫之气，或许是胸中积郁愁苦太多，终找到宣泄口，故诗句喷薄翻卷，垂天而来，节奏迅疾错落、铿锵放达，一泻千里。

        此诗仍旧是太白狂放不羁个性的任情任性淋漓尽致的表达，给人的感觉是爽朗痛快，无拘无束，醉酒狂歌，以尽欢之态，掩饰其内在的伤悲、寂寞、万古之愁；以狂放掩其失望，以歌代哭；以自信面对心有不甘的失意；以千金散尽、宝马珍裘换酒的挥霍来化解心中的块垒。用老百姓的话说，则是有泪也得往肚子里流，还是酒好哇，什么都别管，快喝吧哥们儿！这是李白以酒超脱俗世的生活方式的具体呈现。

        这首诗还让人想起“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的儒家的时间观。然而，太白的时间观不仅是线性的，他多元的文化观念和意识决定了他既有积极进取、自强不息的悲壮，也有及时行乐，用酒的消极麻醉与现实疏离，时而进入道家时间观的回归。故李白的诗常常是一团纠结的扯不断理还乱的复杂情绪的组合。

        《将进酒》是三人对饮之诗。丹丘生自然是太白的至交道友元丹丘，李白与其多次相见，在太白一生交游近四百人中实属罕见，可知与其情谊之深。而岑夫子，研究者大都认为是李白在梁园结识的岑征君，即岑勋，也是诗人岑参的四兄。所谓“不以千里遥，命驾来相招”（《酬岑勋见寻就元丹丘对酒相待，以诗见招》），是说岑勋自东南而来千里相访李白，亦可知与太白相交甚厚。如此交情深厚的朋友相聚，自然会敞开心扉，一吐为快，故而为我们写下了撼人心魄的千古名篇《将进酒》。

        除这样专门写饮酒的诗外，李白与酒有关的诗，多是他在漂泊游历之中与友人作别时的赠答之作。日本学者松浦友久统计，在李白现存全部作品中，有一百六十首可作离别诗考察，约占全部作品的百分之十五。这些诗大抵都在酒桌上诞生，于酒酣耳热之际表达自己的心境，虽然其中亦有求友人引荐，多颂赞之词，或求资助之语，但确有一些名篇佳作，甚至是千古绝唱。宋人严羽曾说：“唐人好诗，多是征戍、迁谪、行旅、离别之作，往往能感动激发人意。”诗与人的心灵密切相关，或许生离死别从此天各一方，人最易动情，故能感人吧。

        酒是李白离别诗中不可或缺的东西。“流水无情去，征帆逐吹开。相看不忍别，更尽手中杯。”（《送殷淑三首》其二）所谓流水无情人有情，骤然的离去自然心中难舍，内心的感伤、珍重的道别、时间的消逝、空间的离异，都在一杯酒之中了。“愁为万里别，复此一衔觞。”（《留别曹南郡官之江南》）“人分千里外，兴在一杯中。”（《江夏别宋之悌》）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李白的诗酒人生，写诗与酿酒极为相似。清人吴乔在《围炉诗话》中，把文章比作饭，把诗比成酒，谓之“文喻之炊而为饭，诗喻之酿而为酒”。饭熟但米形不变，有吃饱了不饿的实用功能；酒则酿成了液体，饮之能醉。这说明了文与诗形式上的巨大差异，看来对于诗的变形，中国的先人早就有此理论。吴乔在《答万季野问》中亦有“酒形质尽变”之说，即不仅变了形态，也变了性质。故读文如吃饭，文以词达，“文为人事之实用”；而读诗如饮酒，沉醉其中，得到的是心灵的抚慰，“诗为人事之虚用”。

        吴乔的诗观是超前的，这与“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毛诗大序》）的传统的诗歌观念判然有别。与吴乔相近的说法，明代的庄元臣也有清晰的表达：“诗主自适，文主喻人。诗言忧愁蝓侈，以舒己拂郁之怀；文言是非得失，以觉人迷惑之志。”（《庄元臣诗话》）此说虽欠严密，但也有先觉之态。而清人邹祗谟在《与陆荩思》中则言：“作诗之法，情胜于理；作文之法，理胜于情。乃诗未尝不本理以纬夫情，文未尝不因情以宣乎理，情理并至，此盖诗与文所不能外也。”这种说法，用孙绍振先生的话说：“至少在方法论上带有哲学性的突破……诗情中往往有理，文理中也不乏情致。情理互渗，互为底蕴。只是在文中，理为主导；在诗中，情为主导。只因主导性的不同，产生了不同的性质。”

        提出诗之审美价值为“虚用”，和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言审美的“非实用”可谓异曲同工。别林斯基也说过：“诗除了它本身之外没有目的。”这和后来人常说的诗有“无用之用”、“诗的本质有时靠虚无支撑”等说法都是一致的。而另有人认为散文是走路，诗是跳舞亦为同理，走路是有目的性的，跳舞除了愉悦自身之外没有目的，两个人抱着在舞厅中转圈儿，似乎把对方放到哪里都不合适。

        雪莱也说过：“诗使它能触及的一切变形。”阿赫玛托娃甚至讲：“诗源于垃圾，而散文的来源也不比诗好。”这和酒的诞生颇为相像。

        关于酒与诗，还牵扯到饮酒与写作的关系，学者杨义称其为“醉志思维”，亦有研究者称其为“诗酒精神”，也有人以西方尼采的“酒神精神”予以阐释。

        饮酒对于诗的生成究竟能起到什么作用？这恐怕谁也说不清楚，文学理论也不会对此有论述和探讨的结论。就我看来，适量的饮酒或许能助人进入最佳的写作状态，微醺之后，能挣脱过于拘谨的“超我”的束缚，而呈现“本我”，激发直觉和潜意识的能力。

        林语堂先生曾描述醉酒的兄弟两人过桥，哥哥的鞋子掉了，让弟弟去寻找。弟弟在桥上捉到一只小狗送到哥哥的脚下去穿，哥哥一伸脚，小狗叫了一声溜走了，于是哥哥说：“我的鞋‘汪’的一声跑了。”鞋会叫着跑，这和一些大诗人的名句相比，丝毫不逊色。

        儿童看见火车车厢下部漏水会说“火车尿尿了”，看到床上一处晃动的光点会用小手去捉。儿童称刚生出的叶芽叫“树牙齿”，看到太阳和树的枝桠重合会说“太阳卡在树杈上了”。这种没有意识理性和逻辑介入的天真，这种在常理看来是“错误的识见”，恰恰和诗人的诗性意识不期而遇。

        诗人的直觉，是背逆逻辑理性的，感觉“无知”，即诗性直觉的无意识。故在我看来，饮酒进入写作的最佳状态，恐怕主要是生理与心理的关系问题。这里肉体即生理的状态与精神是浑然一体的，无法分离，人感觉的只是自己的神经，人的大脑是物质，也是精神之源，而饮酒对创造者进入直觉、无意识状态有所助益，实际上是智性的某种不完全的参与，是指“处在生命线上的精神的无意识和自由体、本能、倾向、情结、被压抑的想象和愿望。创伤性回忆所构成的一个紧密的或独立存在的物力论整体的前意识”。雅克·马利坦称之为是“把对于意识的把握分割开的心理活动领域”。（《诗的创造性直觉》）

        故席勒说：“经验证明，诗人在无意识之中获得唯一的出发点。”

        歌德说：“只有进入无意识中，天才方成其为天才。天才的人可以像其他人一样，按照理论行动，他可以经过深思熟虑并且充满自信地去行动，但这些可以说是附带的。”

        其实，诗人的诗意直觉不可能是纯粹的无意识，不然，他就是一个没有生命的死者。这种无意识是在意识中发生的，正如柏格森所说，他知道它“处在无意识的边界上”。这是一种“半透明的精神之夜”，也是诗人最佳的写作状态，“精神的无意识之中，隐藏着灵魂全部力量的源泉”。其中智性的想象、欲望、爱和情感的力量共同参与这根本性活动，让诗人捕捉到比哲学梦想还要多的事物，是一种创造性精神的自由。

        看来，诗与酒的关系太密切啦。

        第二十三章 李杜情深

        太白在春蚕初生时离开长安，取道上洛郡（即商州）东去，晓行夜宿赶往洛阳。其后作《别韦少府》曾言其行踪，诗云：“西出苍龙门，南登白鹿原。欲寻商山皓，犹恋汉皇恩。”

        此时，已经历十年漫游，声名初著的年仅三十三岁的杜甫从山东回到洛阳已经三年。他在洛阳与偃师之间偏北的首阳山下尸乡亭附近开凿了几间窑洞居住，即其后常怀念的“尸乡土室”和土娄旧庄。这里埋葬着他的远祖、晋代名将杜预和他的祖父、诗人杜审言。这两个先辈是杜甫引以为傲的人物，使他意识到从政与写诗本是杜家的传统，常常激励着杜甫。

        十年漫游，杜甫大开眼界，诗艺精进，已写下《望岳》这样的千古名篇，“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也预示着杜甫之诗未来所达到的高度。

        然而，杜甫的求仕之路并不顺利，他科举落第，所结交的朋友无人也没有能力举荐他踏入宫门。按冯至的说法，杜甫可能在这期间结婚了，娶的是司农少卿杨怡的女儿，他与夫人情爱深笃，曾一起流亡、受苦，在乱离之中写过多首怀念她的诗篇。而此时的杜甫虽成家而未立业，大抵是“读书破万卷”的积累和日见壮健的诗行频频而出的时日。

        天宝元年（742年），养育过年幼多病的杜甫的二姑母在洛阳去世。杜甫埋葬了姑母，为她写墓志、碑铭，为其守灵。天宝三载（744年）他又给继祖母卢氏写墓志。那时杜甫在首阳山的窑洞与洛阳两地轮流居住。就在这一年，他见到了慕名已久、刚从长安归山的诗人李白。

        这时，他们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未来“诗圣”与“诗仙”的会合，是代表盛唐气象的太白以及代表中晚唐诗歌高峰的少陵——两位唐代最伟大的诗人相聚的历史时刻，他们结成了终生友谊，成为文学史中的千古佳话。而他们的诗作，亦成为唐代双峰并峙的艺术之巅，并流传至今，千余年来，令无数人吟诵不绝，又让诸多研究者为之倾倒。

        用今天的话说，三十三岁的杜甫还是初露头角的青年诗人，而李白已写出诸多名篇，成为名满天下的大诗人了。面对大自己十一岁的太白，年轻的杜甫自然颇为尊重，并一见如故。或许因为真诚是写诗者最基本的品格，而诗是与心灵密切相关的创造，故诗人初次相见也没有生疏感，几杯酒下肚，心灵已相通。

        此时李白从长安归山，仕途不达，已心灰意懒，自然又想起了学道寻仙，所谓“未就丹砂愧葛洪”。或许两位诗人见面时，李白大谈炼丹求药、上山采瑶草之类，让面对东都洛阳那种相互倾轧、尔虞我诈的现实已感厌倦的杜甫也受了感染，一生中唯一一次对修仙学道也大感兴趣，故他第一首赠给李白的诗《赠李白》，竟多道家语，似已有随李白寻仙学道之心：

        二年客东都， 所历厌机巧。

        野人对膻腥， 蔬食常不饱。

        岂无青精饭， 使我颜色好？

        苦乏大药资， 山林迹如扫。

        李侯金闺彦， 脱身事幽讨。

        亦有梁宋游， 方期拾瑶草。

        杜甫的《赠李白》，开篇便写出他的生存现状，客居东都洛阳的经历。十年游历，他曾漫游吴越、齐赵，后居洛阳，大抵也是遍赏名山大川，结交文朋诗友，赋诗文，增其阅历、名声，为入仕铺平道路。然而，科举不第，对他已是沉重的打击，客居洛阳，平日结交者多机巧奸滑之辈，已令其生厌。从诗中可知，他住着自辟的土窑，过着野人洞窟巢居一样的生活，甚至连取火之柴都不易得到，所谓“蔬食常不饱”，是常常吃不饱饭的，忍饥挨饿，已是面有菜色，生存困窘。杜甫此时与李白相见，看他面如冠玉、仙风道骨，竟脱身宫廷金殿，归山幽隐，对自己授以炼丹求药、生精养颜之道，不觉神往。一个受儒学正统教育、“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杜甫诗《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士子，竟然一反常态，与太白“亦有梁宋游，方期拾瑶草”去了。

        正如诗中所言，李白和杜甫结伴出游，去汴州（开封）、宋州（商丘）山中采集瑶草，那大抵是道家看重的益寿延年的草药吧。二人又渡过黄河，直奔山西阳城与河南济源之间的王屋山，寻当时的道家圣地，参拜道士华盖君。可到了山上，发现华盖君已经死去，让两人大失所望，心情黯然。望着荒凉的山野，耸立的山峰，慨叹人生无常，所谓得道者亦难免一死，惆怅之情油然而生，只好带着遗憾而去。

        随后，李白去陈留拜访李彦允，商量欲请北海高天师授“道■”，决心正式成为名副其实的道士。而同游并未尽兴的杜甫，随后又赶来相会。

        从杜甫初会李白所写的另一首《赠李白》的七绝，能看得出他们此时的心绪：

        秋来相顾尚飘蓬，

        未就丹砂愧葛洪。

        痛饮狂歌空度日，

        飞扬跋扈为谁雄？

        对于此诗，前人曾认为是杜甫对李白的规劝，但郭沫若认为，这是一种错误的看法。他指出：人们忽略了诗中首句“相顾”两个字，更完全忽略了杜甫也迷信神仙丹药，而且终生嗜酒，嗜酒的程度绝不亚于李白。“空度日”、“为谁雄”都是愤世嫉俗之辞，在慨叹英雄无用武之地。这所指的不仅是李白一个人，也包含了杜甫自己。杜甫在《壮游》诗里，说他自己年少时“性豪业嗜酒，嫉恶怀刚肠。……饮酣视八极，俗物多茫茫。”这态度难道还不够“飞扬跋扈”吗？不要忘记，《今夕行》中，杜甫在咸阳客舍“冯陵大叫呼五白”时，还自称为“英雄”呢！

        我觉得，郭沫若的解读有其道理。从杜甫与李白初会所写的一些诗中，少陵对太白佩服之至，尊崇有加，面对高于自己的大诗人不会有不以为然之词。况且他已随太白一起采集瑶草，拜访道家圣地，而杜甫也尚未得志，心情抑郁，必然会同太白一起痛饮狂歌。且为诗者有大才必有狂放不羁之态、自信浪游之举，在状如飘蓬的秋日相顾之时，心有灵犀，既慨叹“空度日”无所作为的现实，只能醉酒狂歌，又不知这种“飘蓬”般的日子归宿在哪里，空有一腔热血、满怀志向，却无处施展。那大抵也是借酒浇愁，排解心中郁闷，也是对两人命运的感叹和不甘。

        秋日，一起浪游的李白与杜甫，又遇到了在梁宋和山东一带流浪的高适。杜甫于开元末年与高适相识，重逢之际，这三位诗人便一起在这里游历，度过一个令人难忘的秋天。

        三位诗人的秋游是自在、狂放而又浪漫的，并都留下诗篇以纪其行。从太白《秋猎孟诸夜归，置酒单父东楼观妓》一诗可知，他们曾在孟诸行猎。

        当时的宋州已是游人众多、商贾云集的城市，但在宋州西北与单父（山东单县）之间有一片方圆五十里的大泽，即孟诸，历来为游猎之地。三人先在圆丘山采芝草，即李善《外国图》注曰“圆丘有不死树，食之乃寿”的奇草，皆食之，“欲以还颓年”，这是俗常不可得的奇珍异草，有返老还童之效，或许为灵芝之类。随后便跨上骏马良驹，携雕弓利箭，在鲁草秋白、狐兔肥鲜之际，引鹰随犬，驰过城东之田亩向孟诸进发。在霜草茫茫的大泽之上，马如风扫空野，惊得禽飞兽走，弓开鸣弦，箭不虚发，鹫啄狐兔，狗衔猪肠，喧呼啸闹，所获甚丰。于是，李白等人于孟诸夜归，并于霜天之下燃起干柴旺火，剥皮烧烤野味，并在单父东楼置酒，品野味之鲜，杯来盏去，而堂下的两位美妓，舞步轻盈，飘摇若仙，美酒、美味、美女，既满足了口腹之欲，又饱了眼福，可谓神仙一样的生活方式，所谓“留欢不知疲”，颇为尽兴，竟毫无疲倦之态，欢度一夜，至清晓方歇。

        对于三人的浪游，杜甫亦有《昔游》、《遣怀》诗记之。其与高李晚登单父之台，于寒秋满目荒芜之时，看碣石兀立，霜风之中桑叶纷落如雨，飞藿徘徊，“清霜大泽冻，禽兽有余哀”，其时令已是深秋。李杜二人之诗，太白多言享乐，而杜甫却多哀思。或许杜诗是后来忆作，写诗时心情并不佳吧。

        三人时而入酒垆畅饮，酒酣气畅之时登吹台沉吟怀古，发悠悠之思。高、李两公壮阔的词藻丽句，让杜甫振奋，望着芒砀山上的浮云游移掠过，寒秋的空中雁鹜相呼，于如此的霜寒秋景之中，衰败的秋日，又让他们想到时局的严酷与朝廷上下的贪腐与衰败的现实。

        诗人们谈到玄宗的好大喜功，边将为博得皇帝的欢心，常驱使士兵随意攻打边境之外的城市，打了胜仗则用来邀功，打败仗则绝口不提，将领无视士兵和边民的生死，占领一尺宽的土地要付出一百个人生命的代价。当时唐室尚仓廪充实，国内还称富足，可知杜甫在《昔游》中所言：“幽燕盛用武，供给亦劳哉！吴门转粟帛，泛海陵蓬莱。”言转运粮草需从吴地跨海而北上，可见诗人游历之时，仍怀忧国忧民之心。

        天宝四载春日，李白与杜甫、高适相别，归东鲁兖州沙丘家中，看望久别的子女。太白二入长安归来已是第四个年头，孩子该都已长了一头高，不致于牵他的衣襟了。日渐长大的子女见父亲归来自然欢喜，可日久未见，已有陌生感，令太白难免感慨，他也实在没有尽到父亲的责任。

        从数年后李白再游江南时所作《寄东鲁二稚子》诗中“我家寄东鲁，谁种龟阴田”可知，李白归后曾略置田产。诗中又云：“南风吹归心，飞堕酒楼前。”据《太平广记》载：李白“于任城县构酒楼，日与同志荒宴，客至，少有醒时”。想来太白置田地、造酒楼，当都以玄宗赐金所购建。其种龟阴之田大抵也是春种之后只待秋收；而日日荒宴少有醒时，他的酒似乎喝得越来越厉害了。

        或许，同游之后情感日深，分别不久，杜甫又来东鲁看望李白。杜甫在《赠李十二白二十韵》中有“醉舞梁园夜，行歌泗水春”句，说的就是同游梁宋之后，春日又来东鲁泗水边的沙丘与李白同游兖州一带的故事。好友来访，李白已有自己所构的酒楼，两位嗜酒者大抵也是日日欢宴。随后李白陪同杜甫东游西走，遍访东鲁名胜古迹，赋诗为文，与各地老友新朋相聚，太白其时已是名声大振，虽是玄宗“赐金放还”，但翰林待诏期间所获殊荣亦令人钦羡，日日迎来送往、饮宴诗文不绝，由春及夏，日日泡在诗酒之中。

        同年夏，北海（即青州）郡太守李邕来到济南郡，李白与杜甫亦到了这里，又与高适会合，大抵他们共同谒见了李邕。这次会见，杜甫有《陪李北海宴历下亭》、《同李太守登历下古城员外新亭，亭对鹊湖》二诗可证。诗中有“修竹不受暑”、“圆荷想自昔”句，可知正是盛夏。高适亦有《奉酬北海李太守丈人夏日平阴亭》诗。李邕也有《登历下古城员外孙新亭》诗，所记都是当时之事。

        当时的李邕在文学界已享有盛名，数十年来，以他的书法、文章以及广泛的交游名扬天下。他为人写墓志，为庙宇写碑铭，得到大量的润笔之资，成为颇为富有的官员兼文人。然而他钱来得容易，去得也容易，用度奢侈性情豪放的李邕经常帮助一些穷困的朋友，一掷千金，晚年竟成为富有传奇性的人物。据称，他无论走到哪里，都像今日的名星一样有人围观，他居住的巷子亦常被来访求字者拥塞得水泄不通。杜甫与李邕是老朋友了，亦是李邕颇为欣赏的诗人。杜甫少年居洛阳时，李邕和以《凉州词》闻名的王翰，都忘记了自己的盛名与高年，愿与杜甫论文、结邻。此次李邕来济南，杜甫自然会前去拜谒，诗人高适亦同往参拜。

        李白这次见没见李邕，诗文中没有记载。于故土巴蜀时，年轻气盛的李白因未受待见，而写过《上李邕》，言及“轻年少”而发过牢骚。然而，后来李白在《东海有勇妇》诗中有云：“北海李使君，飞章奏天庭。舍罪警风俗，流芳播沧瀛。”对李邕在北海郡之行止大加赞扬。后对李邕被害冤死深表同情。而在《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诗中，李白公开为李邕大鸣不平。晚年流放夜郎途经江夏，太白又去吊李邕故居，作诗称之为“我家北海”，怀念之情至深。由此看来，李白大抵也该与杜甫、高适谒见了李邕。或许李白的作品已十丧其九，即使写了谒见之诗亦可能失传。

        经过一年多聚多离少的交往、浪游，杜甫与李白的关系越来越亲密。秋日，两人复会于鲁郡，一起去东蒙山访问道士董练师和无逸人，探寻道家秘笈与炼丹求药之术，时而又一起去探访幽隐溪山的友人，纵情谈笔，把酒论诗。

        杜甫的《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一诗，记下了他们难解难分的情谊：

        李侯有佳句， 往往似阴铿。

        余亦东蒙客， 怜君如弟兄。

        醉眠秋共被， 携手日同行。

        更想幽期处， 还寻北郭生。

        入门高兴发， 侍立小童清。

        落景闻寒杵， 屯云对古城。

        向来吟橘颂， 谁欲讨莼羹。

        不愿论簪笏， 悠悠沧海情。

        是啊，两人已亲如弟兄，秋日醉酒时盖一床被子而眠，走到哪里都手拉着手，不仅是形影不离，简直就是融为一体了。这样至密的交情，除李白与元丹丘曾经有过，恐怕再难找出第三个人了。二人相携去寻城北隐居的范十，于幽僻之处，见清童侍立，闻寒杵之声，遥望古城的喧嚣，更衬托出这里的静雅安宁，所谓神仙境界也不过如此。其时兴致高发，吟诗谈玄，确令人宠辱皆忘，只留下悠悠沧海之情……

        对于此诗的“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苕溪渔隐丛话》引《学林新编》称：“或云杜甫、李白同时，以诗名相轧，不能无毁誉，”是说杜甫言此是鄙视李白之意。对此说，亦有前人认为，杜甫《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诗云：“郑李光时论，文章并我先。阴何尚清省，沈宋■联翩。”盖谓阴铿、何逊、沈■期、宋之问也。四人皆能诗文，为时所称者，而子美又以阴铿居四人之首，则知赠太白之诗非鄙之也，乃深美之也。《陈书·阮卓传》称：“武威阴铿，字子坚。五岁能诵诗，日赋千言。及长，博涉史传，尤喜五言诗，为当世所重。有集三卷行于世。”以此观之，则子美赠太白诗“往往似阴铿”者，乃赞美太白善为五言诗似阴铿也。

        顾修远《杜诗注解》引毕致中言：王荆公言子美赠太白诗云“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但比之庾、鲍而已；又曰“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则又在庾、鲍下矣。荆公此说，不惟不知太白、庾、鲍、阴铿，亦不知少陵甚矣。少陵《解闷》绝句曰：“陶冶性灵存底物，新诗改罢自长吟。熟知二谢将能事，颇学阴何苦用心。”少陵尝苦学阴铿而不至，太白则往往似之，此少陵所以见太白而心醉也。太白能兼昔人独专之妙，故其诗无敌于天下，少陵欲与细论文，正以此。

        就我看来，以杜甫赠李白诗，认为杜是贬低、鄙视太白，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读一首诗不能离开整首诗的语境，杜甫这样一首情感真挚，饱含真情厚意的作品，怎么可能开篇就鄙视李白，而又言其亲情甚密的友谊呢？况且，太白其时已名满天下，而杜甫作为年轻的后辈，尚未写出后来被视为诗史、诗圣的代表作，是正处于学习、积累，刚刚小有成就的诗人，不可能、也没有理由与李白相互倾轧，为一己之名而抵毁太白。说起来，不仅杜甫，李白对二谢、鲍照、阴铿等诗人亦非常推崇，太白曾“三拟《文选》”，亦步亦趋地模仿、学习之，其“一生低首谢宣城”就是明证。而当时杜甫若学阴铿而难以达到他的境界，见李白能博采众人之长，自是十分佩服，故言太白似阴铿，与庾信、鲍照相比，杜甫认为自己深为不及的由衷之辞，当是最高评价了。

        自然，一位真正的诗人，尤其是李、杜这样伟大的诗人，在艺术上也是一步一步抵达顶峰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识见的提高，年轻时喜欢的东西，年老时重读便不以为然，这也是常事。而杜甫对李白的认识，也如一瓶老酒，越放越醇。

        在《春日忆李白》中杜甫称：“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

        在《寄李十二白二十韵》中杜甫言：“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

        在几无李白消息时，杜甫在《不见》中云：“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

        在这里，杜甫对李白之诗的评价已达极致，还有什么比这更高的品评么？

        天宝四载秋日李杜之会是二人最后相聚的时日，杜甫将去长安，太白则想重游吴越。临分离前，李白有《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一诗有赠：

        醉别复几日， 登临遍池台。

        何时石门路， 重有金樽开？

        秋波落泗水， 海色明徂徕。

        飞蓬各自远， 且尽手中杯。

        两人没有几天便将分手，时短情长，故日日欢醉，难舍难分，一次次登高望远，却不知前景如何。而此地一别，不知何时还能相聚，还能重开金樽？不免心中惆怅。望泗水秋波，徂徕山色，两人将如飞蓬各自随风而去，不知将落于何处，那就且尽手中这杯酒吧！或许，二人都没有想到，这杯酒是他们相聚的最后一杯酒，鲁郡东石门一别，此生竟没再相见，金樽再未能开。

        李白宴别杜甫的诗，按郭沫若的说法，还有一首，即《秋日鲁郡尧祠亭上宴别杜补阙范侍御》。郭沫若从唐人段成式《酉阳杂俎》已征引此诗前后各四句，题目为《祠亭上宴别杜考功》诗，以及“众言李白唯戏杜考功‘饭颗山头’之句”，可知“杜考功”即为杜甫，故此诗题应为《秋日鲁郡尧祠亭上宴别杜甫兼示范侍御》。郭沫若认为，“兼示”二字，抄本或刊本适缺，后人注以“阙”字。其后窜入正文，妄作聪明者乃益“甫”为“补”而成“补阙”。原诗应该只是宴别杜甫，而范侍御应是杜甫《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的那位“范十”，该是李白设宴送别杜甫，另有好友范十相陪。

        此诗应与《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中所言“醉别复几日”之几天内先后而作，大抵是情深意切，走又不舍，多耽搁了几日，又另约范十一起作别。两诗的时令、地点相近，确是“登临遍池台”。这首“宴别”诗，仍是太白风骨，兴逸而无悲，至多结句有怅然之思。在白日将落的黄昏，泗水与晴空一色，鲁酒盈白玉之壶，让骏马歇鞍，将缰绳系于古木横枝，于是三人于亭间饮饯别之酒，并有鸣鼓歌吹为之助兴，杯来盏去，喝得酣畅，谈得悠远。所谓云归碧海，雁没青天，由此一别将“相失各万里”，只能“茫然空尔思”了。这句诗，与杜甫后来所写《冬日有怀李白》中的“终朝独尔思”为同样的表达，或许是杜甫坐在书房独自思念李白时，重读太白之诗而作的回应。

        杜甫走后不久，李白大病一场。后作《鲁郡尧祠送窦明府薄华还西京》一诗题下有注曰：“时久病初起作。”其诗的开篇太白则言大病初愈时的景况：“朝策犁眉■，举鞭力不堪。强扶愁病向何处？角巾微服尧祠南。”看来李白这次病得不轻，久病初愈，策马而行时连马鞭都挥不起来。卧病之时，太白自然又想起不久前与杜甫朝夕相处漫游的日子，遂又写下《沙丘城下寄杜甫》一诗：

        我来竟何事？高卧沙丘城。

        城边有古树， 日夕连秋声。

        鲁酒不可醉， 齐歌空复情。

        思君若汶水， 浩荡寄南征。

        此诗言近来无事可做，只能“高卧沙丘城”，亦是言其久病不起。此时亦是秋天，太白大抵想起一年前秋日送别杜甫之时，古树系马宴别之景况，日夕秋声，思念如同汶水一样浩荡而去，有鲁酒无杜甫同饮也难以喝得酣畅，有齐歌没有兄弟在也难令人愉悦，可见太白与杜甫情谊之真挚难忘。

        太白还有一首写给杜甫的诗，为《戏赠杜甫》：

        饭颗山头逢杜甫，

        头戴笠子日卓午。

        借问别来太瘦生？

        总为从前作诗苦。

        这首诗《李太白文集》并未收录，故前人疑为伪作。诗载唐人孟■《本事诗》，孟■认为李白讽刺杜甫“拘束”，唐人段成式也认为李白“戏”杜甫。而《旧唐书·文苑传》竟称：“天宝末诗人，甫与李白齐名，而白自负文格放达，讥甫龌龊，而有‘饭颗山’之嘲诮。”

        对此说，郭沫若认为，是唐人误解了李白，是“活天冤枉”，并认为诗题“戏”字是后人误加的。郭沫若从诗之后两句一问一答，不是李白的独白，而是李杜两人的对话。“别来太瘦生”是李白发问，“总为从前作诗苦”是杜甫的回答。这样很亲切的诗，却完全被专家们讲反了。

        我认为，唐人的言李白“讥甫龌龊”、“嘲诮”之语固然不合诗之本意，而郭沫若认为诗题的“戏”字是后人误加，以及两人一问一答的解读，也是猜度，有一定道理，但亦难服人。其实，朋友之间交情深了，无话不谈，见面开个小玩笑，该是正常的事情。真正的好友不会板着脸说话，心灵相通才无所顾忌。对于长辈和陌生者谁也不会开玩笑。作为大杜甫十一岁的李白，和小兄弟调侃几句，正说明其关系亲近。况且也只说：为啥近来太瘦啊？是写诗累的吧。这话也无伤大雅，的确是一种亲近的表达。

        杜甫与李白的交情，从他们互赠的诗中可以看出，的确亲如兄弟，情深意厚。

        两人离别之后，杜甫求仕于长安住了十年，李白则再一次漫游东南，正如杜甫《春日忆李白》中所言：“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两人一静一动，杜甫竭力求取功名，以期报效朝廷，而李白则如闲云野鹤，于名山大川之间飘泊。

        天宝四载（745年）八月，玄宗册杨太真为贵妃。而贵妃的三姊皆赐第宅于京师。太真的从兄杨■、杨■，从祖兄杨钊（即杨国忠）皆封高官。贵妃日益得宠，中外争献器服珍玩，其时竟有以所献珍美加官进爵者，于是天下从风而靡。民间则有歌谣称：“生男勿喜女勿悲，君今看女作门楣。”亦如其后白居易《长恨歌》所言：“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

        安禄山此时欲以边功求宠，发兵数次入侵奚、契丹。九月，奚、契丹各杀和亲的唐公主反叛。

        玄宗在位日久，仍以为天下无事，用度日侈，赏赐无节。十月，以王■为御史中丞兼京畿采访使。王■等人大事聚敛，岁贡额外钱百亿万，以供挥霍，玄宗以■等能“富国”，益厚遇之，中外嗟怨。

        李林甫欲尽除不附己者，重用酷吏吉温、罗希■，屡兴冤狱，时人谓之“罗钳吉网”。

        在这种情境之下，所谓的开元盛世已不复存在，种种迹象已预示着衰败与动乱的发生。

        而此时的李白于东鲁大病一场，于病中思念杜甫，想来在长安求仕的杜甫，在奸相把持朝政的日子里，恐难有作为。

        太白大病初愈，借《鲁郡尧祠送窦明府薄华还西京》一诗，表达了对时事的忧思，并讥评朝政。诗中有句云：“庙中往往来击鼓，尧本无心尔何苦？……酒中乐酣宵向分，举觞酹尧尧可闻？何不令皋繇拥■横八极，直上青天扫浮云！”太白就尧祠而发感慨，以尧喻玄宗，而皋繇乃尧时的司法之官。诗意谓玄宗虽屡次下诏求贤，然徒有虚名，并无诚意，不然何不用李邕等人，一扫帝边之奸佞呢？或许，李白借此言亦会想到初入长安的杜甫，不会比当年他初入长安时的处境更好吧。而诗之尾句，亦言其将有越中之游。

        杜甫对李白的思念是长久的，并不随时间的推移而淡忘。他在冬日寂寞的书斋里，一人独自思念远在天边飘泊的太白，写下“更寻嘉树传，不忘角弓诗。短褐风霜入，还丹日月迟。未因乘兴去，空有鹿门期”的诗句。（《冬日有怀李白》）

        困居长安的杜甫日子也实在不大好过。

        747年，玄宗又征召文学艺术上有一技之长的人到京都就选。李林甫怕这些不识“礼度”的文人和艺术家任意批评朝政，有碍于他，于是设下阴谋，让所有应试的举子没有一个及第，他却上表祝贺，称“野无遗贤”。杜甫此次亦参加了考试，寄予很大的期望，没想到竟是这样的结果，颇为伤心。

        流浪于长安的杜甫日见穷困，只能在几个贵族府邸中当“宾客”，陪权贵诗酒宴游，混口饭吃。除此之外，他还在山野采撷草药，在阶前种植药物，换取贵族的“药价”，这就是他后来所言“卖药都市，寄食友朋”的由来。然而，这多少有些屈辱的生活，正如他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所云：

        朝扣富儿门， 暮随肥马尘。

        残杯与冷炙， 到处潜悲辛！

        四十岁后，穷困潦倒的杜甫身体日见衰弱。是年长安多雨，他又染上疟疾，已是疟疠三秋，寒热百日，头白眼暗，“肉黄皮皱命如线”了（《病后遇王倚饮赠歌》）。那日子，比当年初入长安的李白还要惨。

        当时的唐王室政风腐败，边疆失利，民生已渐趋凋敝，然而玄宗用度的奢豪已无与伦比，甚至“进食”时一盘珍馐的费用有时能等于中等人家十家的产业。至于贵妃和杨氏五宅日常享用的丰富，以及难以言明的宫中乐事，则在民间添了许多传说。

        正是目睹了这些，以及自身穷困病痛的切身体验，使杜甫的目光转向了底层的庶民百姓，写下了诸如《兵车行》、《前出塞九首》，以及《丽人行》等诗篇，他的情感更倾向于被奴役的黎民，并对侵略性的战争提出自己的疑问。此时的杜甫无疑已经成熟，进入了大诗人的行列。

        天宝十四载（755年）十月，在长安已浪居九年的杜甫，终被任命为河西县尉。然而，这一拜迎官长、鞭挞黎庶的职务令诗人难以忍受，他拒绝了县尉之职，改就右卫率府胄曹参军，职责为看守兵甲器仗，管理门禁锁钥，为从八品下。他接受这个“管仓库”的职务时，唐代连年的天灾人祸频频，统治者的奢侈与庶民的穷困都已到了极点。同年十一月他回奉先探视妻子家小，在寒风中冻僵了手指，衣带断了都无法系结。他本想像李白那样，遨游江海，过神仙一样的生活，但他仍将希望寄托在皇帝身上，自己像向日葵一样，围着太阳转。然而，残酷的现实对他的打击太大了，他在冰冷难耐的寒风里想起了玄宗、贵妃正在华清宫里避寒，在歌舞声中尽情享乐，将民间搜刮来的财物任意赐予。于是，他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一诗中，鲜明地指出：“彤廷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由此，他又想到豪门的盛宴之丰美，想起长安街头的饿殍，随之写下流传千古的名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而此时，他尚不知安禄山已起兵范阳，到了奉先家中，他未满周岁的幼儿刚刚饿死。

        诗人将这一段苦难历程与所思所感写成《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用冯至先生的话说：“这是一篇杜甫划时代的杰作，里边反映出安史之乱前社会的实况，反映出杜甫内心的矛盾与他伟大的人格；这也是杜甫长安十年生活的总结，从这里我们知道，杜甫无论在思想的进步上或艺术的纯熟上都超越了他同时代的任何一个诗人。”

        或许是杜甫所受的苦难太多，他对远在他乡的李白始终惦念不忘。在杜甫现存的一千四百四十余首诗中，和李白有关的将近二十首，其中专门寄赠或怀念李白的诗就有十首。

        安史之乱之后，尤其是李白因随永王■而入狱，长流夜郎期间，杜甫远在泰州，与外界音讯断绝，不知李白的真实情况，心急如焚，夜不能寐。乾元二年（759年）其所作《梦李白二首》，记下由怀念仰慕转为哀怜惋惜的真实情感：

        其一

        死别已吞声， 生别常恻恻。

        江南瘴疠地， 逐客无消息。

        故人入我梦， 明我长相忆。

        恐非平生魂， 路远不可测。

        魂来枫林青， 魂返关塞黑。

        君今在罗网， 何以有羽翼？

        落月满屋梁， 犹疑照颜色。

        水深波浪阔， 无使蛟龙得。

        其二

        浮云终日行， 游子久不至。

        三夜频梦君， 情亲见君意。

        告归常局促， 苦道来不易。

        江湖多风波， 舟楫恐失坠。

        出门搔白首， 若负平生志。

        冠盖满京华， 斯人独憔悴。

        孰云网恢恢， 将老身反累。

        千秋万岁名， 寂寞身后事。

        这二首梦李白的诗也是杜甫的名篇，其中的一些句子亦常被后人引用、借用。

        从诗中让我们能感到杜甫对太白情感之真切，历时之久远。他连续三夜梦见李白与自己亲密相见，想身陷罗网的太白即使生出翅膀恐也飞不出来，亦担心李白的冤罪千载难雪，会“名湮没而不彰”，所谓“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

        诗中的“落月满屋梁，犹疑照颜色”，《西清诗话》说：李太白被称为可与神游八极之表，或以为谪仙人，“其风神超迈，英爽可知。后世词人状者多矣，亦间于丹青见之，俱不若少陵云‘落月满屋梁，犹疑照颜色’。熟味之，百世之下，想见风采。此与李太白传神诗也。”

        关于这二首诗中的“江湖多风波，舟楫恐失坠”，与另一首《天末怀李白》中“应共冤魂语，投诗赠汨罗”句，该是杜甫听到妄传太白已死，故有此说。而后世所传李白捉月沉江骑鲸之言，恐怕也是由杜甫“舟楫恐失坠”附会而来吧。

        杜甫后来所写《寄李十二白二十韵》，计二百字，是寄李白最长的一首诗。用郭沫若的话说，此诗“可以说是杜甫的李白诗传，对于李白的现状，不仅他的生活，更兼及他的心事，都好像了如指掌了。这首诗对于了解李白和李杜二人的关系上，是一项重要的资料。”

        据此诗，郭沫若认为，诗既是“寄”给李白的，足证他们之间已经有诗札来往。对李白来说，有了定居之处才有此方便。估计李白在上元二年（761年）居当涂后，有消息寄给杜甫，故杜甫才知道李白的生活近况及早有脱离永王的心事，不然是无法说通的。

        杜甫最后一首关于李白的诗是《不见》。那大抵是李白收到杜甫寄赠的二十韵长诗之后，已病至垂危，故《不见》原注云“近无李白消息”。其中的“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句，可见太白那时在世人的心中，尤其在统治者眼中都认为该杀，只有杜甫哀怜其才，并劝其重回故土匡山读书处，以度余年。

        第二十六章 梁园之客

        天宝九载（750年），玄宗已老迈，人的年纪越大越希望长生不老，故请道家方士炼丹求药，各路方士争言符瑞，群臣亦日日表贺，山呼万岁。三月关内大旱，百姓艰难。

        五月，明皇赐安禄山东平郡王。唐一改旧制，将帅封王自此始。而贵妃之戚杨钊则赐名“国忠”。

        十二月，安西四镇节度使高仙芝伪与石国约和，引兵袭之，虏其王及部众归，悉杀其老弱，所得珍宝，皆入其家。

        次年正月，玄宗格外宠信安禄山，禄山出入宫掖不禁，与杨贵妃乱，丑闻频闻于外。

        二月，安禄山兼河东节度史，既领三镇（平卢、范阳、河东），拥兵二十余万，几为天下兵力之半，日益骄恣，潜蓄异志。然斯时“势已盛而逆未露”（《杜臆》注《后出塞五首》语）。

        四月，杨国忠欲邀功固宠，使剑南节度使鲜于仲发兵讨南诏，大败于泸南。玄宗又令寡兵以击南诏，杨国忠遣御史分道捕人，连枷送至军所。行车愁怨，父母妻子送之，哭声震野。

        高仙芝攻大食国，深入七百里，与战，大败，士卒死伤大半。

        此时的李唐王朝，明皇已失法度，仍穷奢极侈，妄动刀兵，内腐外患连连，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态。

        此时的李白，春日尚在金陵，五月则往庐山。他在《留别金陵诸公》诗中云：“五月金陵西，祖余白下亭。欲寻庐峰顶，先绕汉水行。”言太白行止，即沿长江去庐山。

        李白居庐山，恐有时政动乱难料避祸隐居之意。据安旗、薛天纬考证：自本年以后，宗氏多次出现在李白诗中。天宝十四载，有《秋浦寄内》诗云：“我自入秋浦，三年北信疏。”又《自代内赠》诗云：“鸣凤始相得，雄惊雌各飞。”显系二人结婚未久，白即北游幽州，后又南下宣城，其间共约五年。自十四载上溯五年，太白与宗氏结婚，当在天宝九载。此推论该是可信的。郭沫若将李白和宗氏夫人结婚时间推断为天宝三载，恐误。

        太白在后来所作《书情赠蔡舍人雄》一诗中曾有“一朝去京国，十载客梁园”之句。据此，日本的李白研究者认为，李白至少在梁园居住了长达十年之久。这恐也是误读。其实，此两行诗亦可理解为去朝十年之后，客居梁园，或去朝后于天宝十载客居梁园。从李白诗中所见的行踪来看，李白根本不可能在梁园住得这样久。即使李白与家在梁园的宗氏结婚，亦是“鸣凤始相得，雄惊雌各飞”。因有难言之隐，亦不可能长住在宗家，在宗家的太白只是客，宗家不是其家，故李白才称自己为“客梁园”者。

        自然，梁园（开封）、宋城（商丘），是颇有诱惑力的地方，李白也曾数次来游。梁、宋曾是前汉初期文帝之子刘武的封地。其后景帝三年，刘武因平定以吴王刘濞为首的吴楚七国之乱有功而成汉代最有权势者。梁、宋为天下膏腴之地，梁孝王刘武于此大兴土木，宫室连延达三十余里（《史记·梁孝王世家》）。其时，枚乘、邹阳、庄忌、司马相如等名满天下的词赋家，都曾在这里相聚；各路豪杰、游说之士，甚至齐人羊胜、公孙诡为首的善智辩者们亦聚集于此。这样一个文人荟萃、颇受青睐之地，亦令李白神往，故其于梁园客居，亦有缘故。

        据魏颢《李翰林集序》言：“白始娶于许，生一女一男，曰明月奴，女既嫁而卒。又合于刘。刘诀，次合于鲁一妇人，生子曰颇黎。终娶于宋。”对此，清王琦注曰：“太白《窜夜郎于乌江留别宗十六■》诗有‘君家全盛日，台鼎何陆离。斩鳌翼娲皇，炼石补天维。一回日月顾，三入凤凰池’，及‘令姊■齐眉’等语，是其终娶者乃宗楚客之家也。而此云宋，盖是宗字之讹耳。”王琦此注人皆以为是，并无异议。

        关于李白与宗夫人结婚，史料中并无具体记载，所留不过只言片语，其情境只能从其诗中推断。如果说李白结婚是在天宝九载，那大抵也是五月离金陵之后，其“久居庐、霍”之前，其间太白曾回东鲁，应鲁郡僧人之请，作《崇明寺佛顶尊胜陀罗尼幢颂并序》，时在天宝九载冬。或许就在去东鲁探望子女途中又经梁园，结识宗家，与前相宗楚客之孙女宗氏婚配吧。

        在梁园，曾留下宗小姐“千金买壁”的传说。说的是宗楚客的孙女宗小姐去寺院上香求愿，发现寺院壁上有李白的题诗，甚为惊异，知太白该在梁园。其时李白已名满天下，诗文多在民间流传，其《大鹏赋》甚至家家藏一本，宗小姐对如此的天才诗人该慕名倾心已久。如今见李白墙上题诗，反复读之，珍爱之极，又不能拓下带走，于是便斥千金将这处墙壁买下。或许，宗小姐千金买壁确实是对太白诗及墨迹的珍爱，但这一举措也是其找到李白的最好方式。想来诗酒风流、挥霍无度的太白那时有捉襟见肘的窘境，有人出千金买其壁上之诗，他自然不能不露面。

        此传说确否，恐只能当小说家言，但李白再次入赘相府却是事实，大抵也是宗氏家族看上了李白，将其招之为婿的。

        李白又一次入赘相府，大抵是与在安陆入赘故相许圉师家族相同，看来其有浓重的“相府情结”。或许李白在知天命之年折腾了大半辈子，虽曾入宫做过翰林待诏，其往来卿相也好，平交诸侯也好，梦幻般仅只一年半的宫廷生涯，虽给他带来极大声望，可最终亦只能退隐山林、浪游天涯。可他入世为官的愿望从未泯灭，只在处处碰壁、屡受排挤打击之后，才有寻仙学道、淡出仕途之举。但其一展胸中抱负、出将入相之梦想，一有风吹草动，则死灰复燃。这也难怪，李唐王朝，文人士子要想成就一番事业，出人头地，光宗耀祖，也只有入仕当官这一条路。故李白虽未能入仕，更难出将入相，但与宰相的孙女成婚，亦成为相府中人，虽已辉煌难再，或许也是一种心理补偿。

        李白的虚荣之心看来颇为强烈。他狂妄、自负，多在年轻气盛之时，荣登玉阶丹墀之际，只是他性格的一面。但他面对王侯大吏以及诸多的官员，尤其在他求人引荐或困苦求助之时，虽称不上奴颜媚骨，人格却也有附势与媚俗的一面，即使是县尉等底层官员，仍不吝溢美之辞。诗中的李白是天才，是诗仙，是高士，是出神入化的诗歌的创造者，可世俗中的李白有时也只是个俗人，亦是双重人格者。

        宗楚客其人劣迹斑斑，声名狼藉。王琦《李太白文集》卷十五《窜夜郎于乌江留别宗十六■》后有一段评论：

        《唐书》宗楚客本传及《宰相表》，楚客，字叔敖，蒲州人。武后从姊子。长六尺八寸，明皙美须髯。进士及第，累迁户部侍郎，坐脏流岭外，岁余得还。神功元年六月，由尚方少监检校夏官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圣历元年正月，罢为文昌左丞，为武懿宗所劾，贬播州司马。稍为豫州长史，迁少府少监，岐、陕二州刺史。长安四年三月，复以夏官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七月，坐事贬原州都督。神龙初，为太仆卿。武三思引为兵部尚书。景龙元年九月，同中书门下三品。韦后、安乐公主亲赖之，寻迁中书令。韦氏败，与诛。传又言其冒于权利，外附韦氏，内蓄逆谋，故卒以败。其行迹若此，乃太白有“斩鳌翼娲皇，炼石补天维”之褒，诛后亦未闻放罪之辞，赠葬之典，乃太白有“皇恩雪愤懑，松柏含荣滋”之美。在诗人固多溢颂之辞，又为亲者讳，不得不然。若深叙情亲，少序家世，更为得体矣。

        王琦所注，显然对李白不顾宗楚客之劣迹却夸耀其家世颇有看法，但其亦以“为贤者讳”的原则，避言其丑劣，虽然看不下眼去，仍慎言相护，最多亦暗示其不得体而已。

        宗楚客其人为人所不齿，还有诸多劣迹。

        笔记小说《朝野佥载》卷五言其献媚武后面首薛怀义云：“论薛师之圣从天而降，不知何代人也。释迦重出，观音再生。”马屁拍得无耻之极。

        《大唐新语》卷二亦载：“楚客无他材能，附会武三思。神龙中，为中书舍人。时西突厥阿史那忠节不和，安西都护郭元振奏请徙忠节于内地，楚客与弟晋卿及纪处讷等纳忠节厚赂，请发兵以讨西突厥，不纳元振之奏。突厥大怒，举兵入寇，甚为边患。”

        宗楚客做过的这些祸国殃民之事，流传甚广，李白不可能不知道，然而李白仍以赘入高门为荣，并为奸相涂脂抹粉，屡唱颂歌。这时的李白似已丧失良知，什么注重大节、诗礼传家、清白家风等全然不顾，只重门第，这种状况，在唐代诸多诗人中恐也是鲜见的。

        日后李白于《自代内寄》一诗中，诗以宗氏的口气云：“妾家三作相，失势去西秦。犹有旧歌管，凄清闻四邻。”对“三作相”仍津津乐道，即使是陈年旧事，亦有动四邻的虚荣。

        后来太白因介入永王■案获罪，流放夜郎。李白写给相送之内弟宗■之诗《窜夜郎于乌江留别宗十六■》中，流放之途，仍对宗家门弟昔日之盛予以张扬。开篇就称宗楚客曾位列三公，是象鼎三足、共承其上的重臣，何等美好；并称其为娲皇（该为武后、韦氏）补天之翼，斩鳌足以立四极，撑其天下；受日月之顾，三入凤凰池的家族史，可见李白对“身份”的看重，对虚荣的追慕。

        李白的“相门情结”颇重，只要与相门扯上关系的人，都以能与之结交为荣，并在诗中记之。其诗《送内寻庐山女道士李腾空二首》，开篇即为“多君相门女，学道爱神仙”，说的是妻子宗氏和口蜜腹剑的奸相李林甫的女儿的交往，即使父女不能等同，自可交往，可诗之开首着眼的便是“相门”，可见他对门弟的倚重。

        这次就婚宗府，李白是赘婚身份入府。可按其诗《自代内赠》所言：“鸣凤始相得，雄惊雌各飞。游云落何山？一往不见归。”可知这婚姻一开始便遇到了难以在宗家立足的问题，无奈之中，李白便只能“雄惊雌各飞”了，且一去不返。那大抵也是赘婿受人白眼的难堪境遇，加之李白呼朋唤友纵酒狂欢，挥霍无度，恐已衰败的相府亦难以承受吧，似乎是家中闹了起来，才使其受惊而飞。《唐律疏议》里的《户婚律》有关婚事的律条达二十一条，可并没有一条涉及男至女家就婚的规定。可见赘婿不止遭社会风气的贱视、鄙弃，还无独立人格可言，在法律上也不受保护。

        而《秋浦感主人归燕寄内》一诗，李白借归燕不忍离去，“三飞四回顾，欲去复相瞻”，表达对宗氏的恋恋不舍，并言“岂不恋华屋，终然谢珠帘……寄书道中叹，泪下不能缄”。说的是并非是自己浪游成性，安栖华屋香巢能陪伴宗氏何乐而不为？只不过时令不容，难以存活，只能飘泊浪游而不归了。

        从李白的一些寄内、代内之作可知，太白与宗氏婚后感情亲密，该是两情相悦，分别之后亦书信往来，颇为思念。李白与结发之妻许氏婚后亦到处浪游，妻子虽为他生下一女一男，太白却只为许氏写了一首 “虽为李白妇，何异太常妻”的诗作，但他与宗氏婚后，却时而写下赠内、代内、送内、寄内、别内等十首诗作。或许是李白已渐入老境，多年的飘泊使他体会到身无良伴的空寂，也许是宗氏更为可人，更懂为妻之道，于患难之中亦不离不弃，看来两人确是一对佳侣。

        章培恒先生据缪曰芑翻宋刻本《李太白文集》中之《自代内赠》，诗中有“女弟争笑弄，悲羞泪盈巾”句，推断李白的入赘，宗氏与其妹皆住于梁园，自然该住在宗府。这推断有其道理。但从这两行诗中，我们还可看出这大抵是写太白与宗氏初婚之际喧闹中的细节，或许是将为人妇的宗氏被调皮的妹妹逗弄，带着喜气似乎有一点恶作剧式的笑闹，让面含羞怯又悲喜交集的姐姐泪流不止，自然，那主要应当是喜悦的泪水。而“争笑弄”则表明不只是一个妹妹，不然何来“争”字；“泪盈巾”一个“盈”字，该是泪水之多，言其情感的丰富、深邃，心态的复杂，以及爱之强烈。

        太白写给宗氏以及以宗氏的口气自代内赠的诗篇，皆写得思绪缠绵、情真意切。

        他写《别内赴征三首》，妻子牵住衣襟不放，问他何时归来；离别之后则于寒灯晓月之下，行行泪尽；思念远去的丈夫，怨高楼太低，则登上望夫之山。《自代内赠》则写其灵魂都追逐着丈夫远行，其缠绵之恩如宝刀截流水，无有断绝之时。可此时门前之草由黄转绿，除尽还生，却不见丈夫归来。并感叹妾如井底之桃，开花能向谁笑？镜中的自己已独憔悴，哪里去找似鹦鹉善效人言的秦吉了，为我表达方寸之心呢？这样的诗句，只有情真意笃、分离而又饱尝相思之苦的情侣才写得出来。

        太白寄内诗中最能表达夫妻情深的作品为他获罪陷于狱中所写的《在浔阳非所寄内》。“非所”乃囚死囚之所，后人以囹圄为“非所”。诗写宗氏夫人闻丈夫落难而恸哭，入官员府中，如同《后汉书》所载的蔡文姬为救犯死罪的丈夫董祀，于公卿名士满堂的众目之下向曹操叩头请罪，音辞清辩，旨甚酸哀，众皆改容，曹操亦感其言，而留其夫一命。太白将宗氏比作文姬，可见其感念妻子捞救之深情。而宗氏知此消息，是登吴章岭而来，此山乱石穿空，颇为险峻，宗氏登此岭过高入青云之山与太白相见，其悲叹哀声，怎能不令李白深感这生死共患难的夫妻之情呢？

        尽管宗氏与李白感情颇深，按常理其女儿平阳与稚子伯禽该由宗氏照顾才是。然而李白为赘婿，宗府连他都容不下，宗氏即使想照看其子女，其家族恐也难容忍与其家毫无血缘关系的李白前妻之后。这样的“前嫌”是讨人嫌的，故李白的子女仍寄养于东鲁，对此，李白是负疚于心的，他没有尽到父亲的责任，这也是他就婚相府所带来的家庭悲剧，然而这是他自己的选择。

        或许，在李白“久居庐、霍”时，曾将妻子宗氏与子女接到庐山同住，而太白诗亦有《送内寻庐山女道士李腾空二首》，自然也是宗氏与李白同在庐山才有此诗，似乎在庐山，太白该有自己的家，或许是短暂的与妻女同住的居所。

        李白最后一首怀念宗氏之诗为《南流夜郎寄内》：

        夜郎天外怨离居，

        明月楼中音信疏。

        此雁春归看欲尽，

        南来不得豫章书。

        其时宗氏寓居豫章（南昌），李白因未得妻子音信而满怀愁怨，望眼欲穿。其后他遇赦归来，竟未有宗氏任何信息，既没有团聚，亦音信全无。或许宗氏已故，也许已了断尘缘，入山修道去了。后来太白死于当涂，宗氏亦不在身边，但伯禽已和父亲住在那里，并在当涂安家，史料有明确记载。

        扯远了。为了说明李白与宗氏的婚姻关系，不得不打破时空秩序，将极有限的资料集纳在一起言之。话题再扯回来。

        李白与宗氏婚后，大抵是念及平阳和伯禽，于年底便回东鲁探望。春日，太白复想旧日故交，如元丹丘等，写下赠寄之诗《闻丹丘子于城北营石门幽居，中有高凤遗迹，仆离群远怀，亦有栖遁之志，因叙旧以赠之》。从李白此诗长长的诗题便可知道，他也想与丹丘子一起幽居隐遁。诗中故友相思之情萦绕于怀，于故园闲逸中跃然纸上。可如今长女平阳已长大，“婚娶殊未毕”，念及长女婚事，他又走不开，故入名山幽隐之想只能留待以后再说了。

        是年秋日，李白终去了元丹丘处一游。诗《寻高凤石门山中元丹丘》有“高松来好月，空谷宜清秋”，可知为秋天。

        于元丹丘石门幽居之地，闲起来就想折腾的太白，大抵上是见到了在边地节度使军幕中掌文书事务的何昌浩，又触发了他的建功立业之想。当时的诗人文士常在边地军中任职以为晋身之阶，当时的高适在哥舒翰幕中任书记，岑参则在高仙芝幕中掌书记。李白写《赠何七判官昌浩》一诗，为“赠”而非“寄”，当是于酒宴上相识而赋诗赠之，意在求何判官援引入幕之意。李白随后的幽州之行，或源于此，何昌浩该是安禄山节度幕中的判官。

        赴边地军中建功立业，在当时已蔚然成风，所谓少年千金缀鞭、百金装刀，从军者喜于立功，送别者壮其行色，酒酣耳热，笑看吴钩，正如杜甫《后出塞五首》诗所言：“男儿生世间，及壮当封侯。战伐有功业，焉能守旧丘？召募赴蓟门，军功不可留。”仇兆鳌注此诗引《杜臆》云：“召赴蓟门者，禄山也，势已盛而逆未露，且以重赏要士，故壮士喜功者，乐于从之。”

        李白自然是一位喜功者。他在赠何七判官的诗中，言自己时生惆怅之情，匡坐至夜分之时，郁闷中对空啸咤，以解心中的烦忧。今日与何判官一见，已心随长风而去，吹散胸中的阴霾。太白称其羞作济南的腐儒，年届九十还沉迷于古文章句之间，如此老死阡陌，哪里还能尽展胸中之抱负？故此时的李白竟欲拂剑而起，收奇勋于沙漠。随之太白赞何判官为今日的管仲、乐毅，英才冠于三军，而作为同道中人，怎能如此地黄城山下耦耕的长沮、桀溺一样，老死荒丘呢？

        此次幽州之行，李白的初衷是投安禄山军幕，如高适、岑参一样为晋身建功立业之举。其时安禄山权倾朝野，深得玄宗信任，虽则跋扈，但并未露反叛之心。李白想“沙漠收奇勋”，自然如众多壮士一样，只能在军中报效，一展其才。然而，边地毕竟是征战厮杀之地，情势如黄河一样波澜起伏难料，所谓“虎可缚，河难凭”，去幽州自然是一种冒险。故妻子宗氏极力劝阻，可“被发之叟狂而痴”，“旁人不惜妻止之”，纵然“有长鲸白齿若雪山”（《公无渡河》），太白仍一意孤行，以遂其平生之志。

        于是，李白幽州之行于梁园起程。诗《留别于十一兄逖裴十三游塞垣》中“于公白首大梁野”点明留别之地为开封。“劝尔一杯酒，拂尔裘上霜”，可知时在深秋。

        李白对自己如无根的飞蓬随风飘转、放浪无归宿的生活深感悲哀，身无依附犹如落叶，其满腹济时之策无以施展，竟无人知识。然而良马难耐寂寞而长嘶，宝剑也在剑匣鸣响，故他要如《北史》所言，投躯万死之地，以邀一旦之功，所谓富贵靠自己的能力谋取，建功立业以荣宗耀祖，故他要北行，转投北方的豪英，以献“济时之策”。

        在《自广平乘醉走马六十里至邯郸登城楼览古书怀》一诗中，李白对其北行的目的说得更为直接且明确：“日落把烛归，凌晨向燕京。方陈五饵策，一使胡尘清。”说的是此次北来，为的是献陈怀柔“单于”的五种手段，即笼络外夷的各种策略的“五饵策”（见《汉书·贾谊传》），为安抚胡虏，以护唐王朝的安泰。可当时坐镇燕京，兼任平卢、范阳节度史，君临北方首屈一指的人物，只能是安禄山，故李白北游的初衷是想投安禄山军幕并非妄言。

        也是在邯郸，李白在《登邯郸洪波台置酒观发兵》诗中，写下了目睹安禄山麾下大军出征讨胡虏威风凛凛的强大阵势，是有信其所向披靡，“遥知百战胜，定扫鬼方还”的。当时的李白并非先知先觉者，恐无法预测三年之后的“安史之乱”，朝中边地虽有危机，他还相信安禄山对玄宗之忠。

        对李白北游幽州，诸多研究者都认为李白此去是探“虎穴”，探安禄山之虚实，当时就感觉到安禄山的叛变已迫在眉睫，说他看到坐大的安禄山，“一呼一吸都可以使百川沸腾，连燕然山都会被吹成飞灰”（郭沫若《李白与杜甫》），这样的判断与李白北游时所写的诗之含义并不相合。这种说法的依据，是安史之乱平定之后，李白被流放夜郎遇赦而归，在江夏所写《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一诗。这首李白最长的诗，其中回忆了当年北游幽州的情境，其中云：

        十月到幽州， 戈鋋若罗星。

        君王弃北海， 扫地借长鲸。

        呼吸走百川， 燕然可摧倾。

        心知不得语， 却欲栖蓬瀛。

        弯弧惧天狼， 挟矢不敢张。

        揽涕黄金台， 呼天哭昭王。

        与李白此次北游所写十三首诗相较，安史之乱后所写的北游幽州，是驴唇对不上马嘴的。这哪里还是向安禄山“欲献济时策”、“常啸寻豪英”，“方陈五饵策，一扫胡尘清”呢？又哪里有李白北游归来，安史之乱前所写的“怀恩欲报主，投佩向北燕。弯弓绿弦开，满月不惮坚。闲骑骏马猎，一射两虎穿”，令“胡虏三叹息”的豪情壮志呢？（《赠宣城宇文太守兼呈崔侍御》）确是事后太白对唐玄宗重用安禄山，所谓“扫地借长鲸”的严厉批判，致使天下横溃；甚至李白自己也拉弓惧怕贪婪残暴的胡人，挟矢而不敢张弓，看穿了安禄山的狼子野心也无从进言，只能去寻仙避世；而对此家园之忧，太白似已无能为力，忍不住在黄金台上痛哭，呼天抢地，可却没有招引贤士的燕昭王了。

        或许，李白这种后语不搭前言的说法，大抵是一种遁词，以避开与安禄山之流有关系的嫌疑，故自扮一个先知先觉者。因为写这首诗时，是其流放刚刚被赦，他已进过关死囚的“非所”，堪称九死一生，难免胆战心惊，故言之，以免清查安史之乱中被误认为是乱党，再遭迫害。

        李白的这次北游是失意而归。或许他并未谒见安禄山，亦心有所忌；也许他见沙场之白刃赤血，血染流沙，想一将功成万骨枯，士兵的命运令人悲叹，思妇伤边地骨寒，征夫不归，诗人的良心对战争又生怨恨之情，所谓“黄河捧土尚可塞，北风雨雪恨难裁”（《北风行》），于是，他历尽湍波，旋即离去。

        也是在上述赠韦太守良宰这首诗中，李白忆及他从幽州南返至魏郡，当时在魏郡任职的韦良宰留太白宴游有日，让“蹉跎不得意，驱马过贵乡”的李白颇为感慨。其时壶觞盛宴，贤豪青娥，烛光醉舞，清歌绕梁，令其难忘。真是此一时彼一时，北游失意的李白重又身如漂萍，唯以游乐为事。在魏州，又得县令苏某款待，离去时，作《魏郡别苏明府因北游》赠之。或因诗中有“美女夸芙蓉”句，行前苏明府又赠李白两位美人，故太白《留别西河刘少府》诗言：“自有两少妾，双骑骏马行”，由小妾陪着向西北而行，游西河郡去了。那里，则有刘少府接待。

        随后李白沿汾水南下，入潼关，登西岳华山，是年秋日所作《江上答崔宣城》诗，便写时登华山览景，忆下山后遇崔宣城之事，崔问李白北游之情状，白则答其行止。

        幽州之行归来，失意的李白已心灰意懒，对李唐王朝的内忧外患深感无能为力，又决定高隐远游，却又感慨万端。

        正如李白在南下宣城之际，路过曹南所写的《留别曹南群官之江南》一诗所云，他离开长安已十年，揽镜已满头霜雪，感叹自己已经老啦。可这如同范蠡离开勾践，屈平辞别怀王一样，朝廷没有美政，他只能离之远去。所谓朝云梦渚，瑶草高堂，其对李唐王朝的幻想只是一场春梦，梦醒后是深深的失望。难怪李白要“闭剑琉璃匣，炼丹紫翠房。身佩豁落图，腰垂虎■囊。仙人驾彩凤，志在穷遐荒”了。如今的李白，诚然归路绵邈，满怀凄凉之情，也要像峨眉山骑木羊入蜀的葛由，随其入绥山而得仙道。

        北游归来的李白，失意之时，又做起神仙梦了。

        第三十章 暮年悲歌

        李白被流放夜郎，系从宽处理。按唐律：“非反逆缘坐，六岁纵之；特流者，三岁纵之；有官者复仕。”（《新唐书·刑法志》）看来，李白大抵是按其所言“受永王■胁迫，不得已而参加”之理由，没有被视为积极参与反叛的重犯而作为“特流”处罚的。其实，从李白兴冲冲地赴征言及“归时倘佩黄金印”，以及多篇咏永王■东巡之诗来看，哪里有半点儿“胁迫”的影子。那大抵是事后为自己辩解，希望得到从宽处理的说词而已。并于李白服刑时间，在其诗《忆秋浦桃花旧游时窜夜郎》中言：“三载夜郎还，于兹炼金骨（金骨即金丹）。”可知刑期三年。

        流放夜郎是从浔阳起程的，这大抵是他第二次入浔阳狱候判，夜郎地处贵州北部，从浔阳出发须溯江而上，过三峡，入巴蜀，再至贵州。逆江而行，船行缓慢，旅途颇为漫长。

        临行之际，浔阳诸多官吏为其置酒于凌烟楼饯别，大抵喝了一夜，故《流夜郎，永华寺寄浔阳群官》诗有“朝别凌烟楼……瞑投永华寺”句。李白在行前感众官相送之情，夜于寺庙之中写此诗，作为答谢。诗中说：“贤豪满行舟……宾散余独醉。愿结九江流，添成万行泪。写意寄庐岳，何当来此地。”或许送一长流西南夷地的朋友，皆有悲悯伤心之情，席间气氛压抑沉重，难以开怀畅饮，独有太白一人悲愁交集，满腹心事，乃至于宾散独醉，泪洒江流，哀叹不知何时再能来到此地了。

        流途漫漫，前路未卜，李白之妻多君自难分难舍，泪眼迷离。太白亦感老妻奔走哭救之深情和不忍相离之状，亦痛断肝肠，故赋《双燕离》一诗。诗言燕子双栖双飞于玉楼朱阁，何等令人羡慕，然而，当长安香柏为梁的柏梁台失火，只能飞离；而吴地之燕窟又经火焚，亦雏尽巢空，双燕分离，只留下一身憔悴的雌燕长忆昔日双飞双栖的时日，已是“双飞难再得，伤我寸心中”。诗引长安、吴地之典，暗喻太白之被谗去朝，又历永王■兵败，如今落得这样与妻生离死别的下场。

        溯江西上夜郎的路途之初，妻多君与妻弟宗■一路相陪。《窜夜郎于乌江留别宗十六■》一诗中有“及此二龙随”句，二龙即指宗氏姊弟，谓之“惭君湍波苦，千里远送之”，看来陪送的路程并不短。这首诗全篇二十六行，前述相门宗家的盛衰，后半部分则言与老妻之情而倾诉衷肠，言自己并非东床佳婿，而令姊却颇为贤惠，举案齐眉，自己浪迹萍踪，未能出人头地，只博得一个空名，而今落得投狱又流放夜郎的悲惨境地，得其姊弟千里相送，心里甚为惭愧，就此作别，遥望峡江险路，越增加了相思之情。

        春末夏初，李白流途至西塞驿，即已至距武昌八十五里处。《流夜郎至西塞驿寄裴隐》一诗曰：“我行望雷雨，安得■枯散。鸟去天路长，人愁春光短。”叹春光之短，该已是初夏。诗言天路之遥，而春光之短，既是时令之说，亦是太白心境的感受，自己是枯败之生命，夏日愈加枯瘦，期待雷雨降临，得以滋泽。

        五月，太白至江夏（武昌）。时闻张镐罢相，并收到张镐赠衣、赠诗，写《张相公出镇荆州》一诗作答。此前李白于浔阳狱中，先后曾写两诗请张镐援救，想来张相曾予以施救，其后，仍记挂着李白的安危。故太白写此题目颇长的答诗，题为《张相公出镇荆州，寻除太子詹事，余时流夜郎，行至江夏，与张公去千里，公因太府丞王昔使车寄罗衣二事及五月五日赠余诗，余答以此诗》（流夜郎，至江夏时作）。

        张镐牵挂流谪途中的太白的衰老之身，委托太府丞王昔寄送李白罗衣二件，足见情谊之长。李白引张衡《四愁诗》中四思之典，“美人赠我锦绣段（段同缎），何以报之青玉案”，对此质厚而有光泽的绝等绢织物，不知该如何报答，这大抵也是一愁。故李白亦言“惭君锦绣段，赠我慰相思”之语。

        李白流途，在江夏一带逗留时间较长。其登黄鹤楼，望鹦鹉洲，赋诗言怀；并访李邕故居，赋诗悼念这位正直且颇具英风豪气的李北海。李邕旧居江夏静修寺已是空庭无对，殿坐幽人，须草留青，琴堂蒙尘，叹盛者必衰，人生无常，大抵也是由彼及此，亦感自己处境悲凉。

        八月，其在沔州汉阳县游南湖，作《泛沔州城南郎官湖并序》。看来，李白之流途虽一腔愁思、心中悲苦，但似没有法定抵达夜郎的日期，故一路走走停停。或许由于他名气过大，新朋旧友又多，一路上仍有达官贵人热情相待，饮宴娱游，赋诗应酬，看起来不像是被流放，倒和他之前的浪游天下并无不同。或许，这只是一种形式上的并非切实的惩罚，加之兵连祸结的乱世，大抵也没有人顾及一位流放者的行止吧。其《泛沔州城南郎官湖》诗的自序记下了太白游湖时的游宴状况。序曰：

        乾元岁秋八月，白迁于夜郎，遇故人尚书郎张谓出使夏口，沔州牧杜公、汉阳宰王公，觞于江城之南湖，乐天下之再平也。方夜水月如练，清光可掇。张公殊有胜概，四望超然，乃顾白曰：“此湖古来贤豪游者非一，而枉践佳景，寂寥无闻。夫子可为我标之嘉名，以传不朽。”白因举酒酹水，号之曰“郎官湖”，亦由郑圃之有仆射陂也。席上文士辅翼、岑静以为知言，乃命赋诗纪事，刻石湖侧，将与大别山共相磨灭焉。

        这确是雅事。诗人是命名者，能无中生有。如同太白在皖南改“九子山”为“九华山”一样，此后李白为之命名的“郎官湖”，即使所刻之碑石已难寻踪迹，仍与太白的诗与序文而长存不朽，世人皆知。

        于江夏一带滞留数月后，秋日太白至江陵（荆州），《赠别郑判官》诗有“浮云本无意，吹落章华台”句，章华台则在江陵府，可知其行止。诗中亦言“远行泪空尽，长愁心已摧。二年吟泽畔，憔悴几时回”，知李白自去岁始流放，到此已是第二年。诗人言其泪已流尽，愁得心碎，真是斯人独憔悴，不知何时才能回来，其心态溢于言表。

        冬日，太白入三峡，写有《上三峡》诗：

        巫山夹青天， 巴水流若兹。

        巴水忽可尽， 青天无到时。

        三朝上黄牛， 三暮行太迟。

        三朝又三暮， 不觉鬓成丝。

        李白于流放途中诗作较多，有二十首左右，除上述外还有《流夜郎赠辛判官》、《寄王汉阳》、《留别龚处士》、《赠易秀才》、《流夜郎题葵叶》、《放后遇恩不■》等诗，多悲声苦语，且有怨望之情。

        乾元二年（759年），春日之时，李白仍在流途，该已入川。春日万物勃生、春花绽放之际，天涯孤旅的李白越加思念老妻宗氏多君，于是写下《南流夜郎寄内》一诗，言怀念牵挂之情。“北雁春归春欲尽，南来不得豫章书”，可知时在春末，其时多君在豫章（南昌），该是李白之流途漫长且没有固定地址，故他一直没有得到宗氏之信息，故李白写诗寄之。

        可就在此年三月，李白流途至白帝城，忽得意外喜讯，遇赦，于是他掉转船头，立返江陵。此时的李白已到巫峡，其诗《自巴东舟行，经瞿塘峡，登巫山最高峰，晚还题壁》诗中有“江行几千里，海月十五圆”句，言明他流途之中走走停停，舟船溯流西上，已有十五个月了，就此可知，其长流夜郎到遇赦，总共一年零三个月的时间。

        遇赦的原因是，乾元二年三月，关内大旱，天子曾有一次赦令：“天下现禁囚徒，死罪从流，流罪以下一切放免。”（《唐大诏令集》卷八十四），于是太白因为天大旱而得雨之滋泽，得以放免。于几近绝望之际，忽得自由，对于李白这样的放荡不羁者该是何等的恩惠呀！霎时间调转船头，顺风顺水，天地再新，遂有流传千古的杰作《早发白帝城》问世：

        朝辞白帝彩云间，

        千里江陵一日还。

        两岸猿声啼不住，

        轻舟已过万重山。

        诗大抵是太白曾于江陵逆行多日而到白帝城，回返时早晨登舟，轻舟一日千里，到晚上又回来了，故诗该是船至江陵时口占，时猿声啼鸣在耳，万重青山已过。这种身轻船轻，心情亦轻快欢畅的语调，与不久前所写的《上三峡》“三朝又三暮，不觉鬓成丝”相较，激流浩荡船之轻快及心境的轻松欢畅，与逆水舟行之迟缓，加之心境的愁苦消沉，两者已是天壤之别。故心理的感受不同，同样的山水于不同的心境里却有着大为相异的景观，诗境即为心境，风景亦随人的主观感受而变。

        初夏，遇赦的李白又回到了江夏。已无流囚之身的太白又雄心勃勃，大有东山再起之意。其诗《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系太白少有的长诗，写了自己求仙学剑、涉霸王之略，曾与韦太守于长安相交相别之旧谊；又言及北去幽州时即发现安禄山已有反意，玄宗“扫地借长鲸”之误；以及安史之乱，二京俱失遂成丘墟，二帝避难、中原战事等等。在言及入幕永王府时，却称其“空名适自误，迫胁上楼船。徒赐五百金，弃之若浮烟。辞官不受赏，翻谪夜郎天”云云。这两件事，皆事后忆及，与其时之境况颇有出入，显系事后诸葛，为脱罪而辩解，亦有不实之词、自夸之语。其实李白已遇赦放还，没有必要如此言说，恐只为再度登堂入室、重回宫阙而言吧。至于流放遇赦，情绪为之一变，所谓“暖气变寒谷，炎烟生死灰。君登凤池去，忽弃贾生才”，显然上述种种，皆李白为梦幻中的入仕予以铺垫，他是将自己比作贾谊期待奉诏回宫的。这种比拟，在其他诗文中亦屡屡提及。《送别得书字》诗中有“圣朝思贾谊，应降紫泥书”。《江夏送倩公归汉东序》也有“今圣朝已舍季布，当征贾生。开颜洗目，一见白日”。

        遇赦的李白似乎有点神经兮兮了，其《自汉阳病酒归寄王明府》之诗，言其赦放巫山后，感觉流放途中枯槁的砚水重又丰盈，又可以笔走龙蛇、翰墨生辉了；幻想着“圣主还听《子虚赋》”，似乎肃宗又看中了他的文章，如汉武帝读后将司马相如召入京中一样。他等待着，愿意在洁净的鹦鹉洲中，与王明府畅饮百回，仰天长啸，让云飞七泽；纵酒长歌，令三湘的绿水腾起波澜。他要连船沽满美酒，一掷千金以买春芳！其幻梦般的前景何等美好，其想象中，仍是建功立业之举。

        其时，由于大旱饥馑，加之宦官弄权，郭子仪所率九节度使的大军与史思明战于河南，溃败。史思明四月杀安庆绪，五月自称大燕皇帝。九月，史思明复陷东京，又占据了洛阳。故李白《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大守良宰》之尾则言及时局：“桀犬尚吠尧，匈奴笑千秋（指田千秋）。中夜四五叹，常为大国忧。旌旆夹两山，黄河当中流。连鸡不得进，饮马空夷犹。安得羿善射，一箭落旄头！”仍旧是为国担忧，胸怀大志，一扫胡尘的满腔豪气。

        然而，幻想只能是虚幻中的想象，一碰到现实，犹如吹起的气球，鼓吹得越甚，破灭得越快。李白兴致勃勃，多次求人荐引，又多次无果而归，已是一腔悲愤，前途渺茫，遂以痛饮狂歌发泄胸中郁闷。其慨叹“遭遇二明主，前后两迁逐”之命运；“欲道心下事，时人疑夜光”的无人倾诉；感受“天地再新法令宽，夜郎迁客带霜寒”的遭际，或许只有“愁来饮酒二千石”，才能“寒灰重暖生阳春”。看来，只有酒才能给备受饥寒和冷遇的太白以温暖和安慰。其无限压抑之时，甚至发疯般地呼喊着：“我且为君捶碎黄鹤楼，君亦为吾倒却鹦鹉洲，赤壁争雄如梦里，且须歌舞宽离忧。”（《江夏赠韦南陵冰》）一种歇斯底里般的破坏欲喷涌而出，诚然，其衰老的拳头是捶不碎黄鹤楼的，而韦冰亦无法为其倒却鹦鹉洲，诗表达的只是一种情绪。

        此时暮年穷途，即使“低颜色”求人汲引亦到处碰壁的李白，有如“严霜五月凋桂枝，伏枥衔冤摧两眉”（《天马歌》）的老马，纵然偶尔仍志在千里，恐怕也只能顾影自怜了。他深知功业难以成就，自信诗文可以流传后世，令其不朽，故作《江上吟》，诗曰：“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洲。功名富贵若长在，汉水亦应西北流。”这也是太白屡败屡争，仕途终于无望，百般无奈之下宽慰自己的话。可他的这种自信却并非狂妄之语，千余年来的事实证明了他的这种判断，太白之诗，确有笔摇五岳、笑傲沧洲、名垂千古的巨大影响和魅力。虽是他此一时彼一时的话，却被其言中。故其在江夏遇倩公，将平生诗文尽付之，亦赖以刊布于世，谓之“仆平生述作，罄其草而授之”（《江夏送倩公归汉东序》）。然这一次授稿，却没有下文。

        江夏似乎是李白喜欢留连之处，他遇赦后在此游住甚久。他在《将游衡岳，过汉阳双松亭，留别族弟浮屠谈皓》中言：“忆我初来时，蒲萄开景风。今兹大火落，秋叶黄梧桐。”可知其来此该是初夏而至深秋了。随后，他又收到裴隐的来信，约他待月满之日泛舟洞庭湖。太白自然应约前往，与裴隐于月圆之日泛舟湖上清酌夜谈。

        到洞庭之后，恰逢刑部侍郎李晔、中书舍人贾至先后遭贬谪南来，同为遭际不佳的贬谪之人，自然多有相同感受和共同语言，三人又结伴同游洞庭，有诗多首。太白有《巴陵赠贾舍人》、《陪侍郎叔游洞庭醉后三首》；贾至亦有《初至巴陵与李十二白裴九同泛洞庭湖三首》。

        这一年八月，襄州守将康楚元、张嘉延据州作乱，九月又袭荆州，至十一月聚众达万人，至十二月乱平。在这期间，李白被乱军所阻，滞留于洞庭至冬日。其诗《九日登巴陵置酒望洞庭水军》，即写水军将往荆襄，征讨康楚元、张嘉延叛军的事。他的又一首诗《荆州贼乱临洞庭言怀作》中，亦有“岁晏天峥嵘，时危人枯槁。思归阻丧乱，去国伤怀抱”之句，已写明滞留之因。

        在湘滞留期间，李白于秋日曾去过零陵。贾至有《洞庭送李十二赴零陵》诗言太白行止。在零陵，李白又遇到了僧人书法家怀素，作《草书歌行》，曾疑为伪作，但无坚证，只是怀疑而已。怀素后来也是国人皆知，其狂草独步天下，至今被奉为至尊。这个狂和尚在芭蕉叶上练字，将废笔埋成“笔冢”，性起时甚至在人的衣衫上胡涂乱写，那该是最早的文化衫了。李白自称狂人，遇到怀素，两狂相聚，又都嗜酒，两个性情相近的狂人自然会大醉一场，太白写诗赠之，亦是情理中的事。

        据安旗、薛天玮的《李白年谱》考证，太白的《门有车马客行》亦作于此时。诗中有“叹我万里游，飘飘三十春”，为出蜀之年计起，约而言之。又云“借问宗党间，多为泉下人”，显系晚年。还云“廓落无所合，流离湘水滨”，知其时在零陵。

        760年，即乾元三年，闰四月改元，为肃宗上元元年。此时荆州之乱已平，春日，李白自零陵返洞庭，后又返江夏。诗《春滞沅湘有怀山中》曾记之，沅、湘二水皆经岳州而入大江，故后人以沅、湘为岳州之异称，此诗当作于岳州。而《早春寄王汉阳》及《望汉阳柳色寄王宰》，足见太白已回返武昌。而“岸夹桃花锦浪生”（《鹦鹉州》）；“黄鹤楼前月华白，此中忽见峨眉客”（《峨眉山月歌送蜀僧晏入中京》），两诗均作于春日，“中京”之称，系至德二载十二月，才“以蜀郡为南京，凤翔为西京，西京为中京。”（《新唐书·肃宗纪》）由此可知，此二诗作于李白从岳州返江夏之后。

        是年秋日，李白又去浔阳，再登庐山。《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一诗，有“手持绿玉杖，朝别黄鹤楼”，言明自江夏而来。此时的太白既已持杖，言其“一生好入名山游”，其“一生”之称，明显地表明他已入年老力衰的晚年。荆楚之游以后，面对饥年乱世，时政难料，前途渺茫，太白心灰意懒，决意再度游仙学道，以度余年。此诗开篇的“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又作哭孔丘）句，其意也并非对孔圣人的不敬之语，而是引《高士传》中的典故：楚人陆通（字接舆），其重修身养性，躬耕以为食。楚昭王时，他见楚政无常，乃佯狂不仕，时人谓之楚狂。其时孔子入楚，陆通谓之曰：“凤兮凤兮，何如德之衰也。来世不可待，往事不可追也。”孔子下车欲和其相谈，陆通却避而不见。楚王闻其贤，重金驷马征聘，陆通却笑而不应，随后变名易姓，游诸名山，食桂栌实，服黄精子，隐于峨眉山，寿数百年，俗传以为仙。李白这里是以陆通自喻，因时无美政而入山学道，于屏风九叠云锦之中，影落明湖青黛之光里，看金阙峰长，银河倒挂，香炉瀑布，青峦叠嶂，翠影红霞，登高望远，广阔天地之间，茫茫大江一去不返，黄云万里，白波九道，其兴因庐山而发，歌谣为庐山而唱，石镜清心，晚观明月，“早服还丹无世情，琴心三叠道初成。遥见仙人彩云里，手把芙蓉朝玉京”，看来李白似已决意背群离党，穷观于六合之外，追寻仙人于不可知处，梦游于九天之外了。

        此后，太白又南入彭蠡，有《下寻阳城泛彭蠡寄黄判官》、《过彭蠡湖》诗可证。继而冬天又去豫章郡之建昌，其诗《对酒醉题屈突明府厅》，有“故人建昌宰”句，知太白在建昌，而“风落吴江雪，纷纷入酒杯”，则知时令已是冬日。

        岁末，太白去了豫章。太白流放夜郎时，老妻宗氏居于豫章，可遇赦之后太白之诗文再无宗氏任何信息，若在豫章相聚，总该有诗留下吧？

        《豫章行》，大抵为此时所作。清王琦称此诗为征戍将士而言。《旧唐书·来■传》称：“上元二年，破史思明余党于鲁山，俘其贼渠，又战汝州，获马、牛、橐驼，凡两战，斩首万级。”可知其时汝、邓之间为贼兵往来之地。《豫章行》中之“胡风吹代马，北拥鲁阳关”乃安、史之兵，太白诗写豫章征兵赴邓、汝二州分界的鲁阳关征讨叛军，其时白杨叶冻，草木凋枯，该是冬日，老母与从军之子别离，呼天抢地，难舍难分，连乘马亦为之感动哀嘶……从诗看来，该是这时所作。

        此时的李唐王朝，安史之乱虽也接近尾声，但仍为衰败的乱世，兵连祸结，党项入侵，郭子仪领兵镇之；田神功败史思明于郑州；淮西节度副使刘展反，润州副使李藏用平刘展乱；上元二年三月，史朝义杀其父忠思明，即皇帝位；四月，梓州刺史段子璋反，陷绵州，自称梁王，高适等旋平之……其时又遇荒年，天灾人祸，斗米千钱，濒死之时，已到了人相食的地步。次年，又遇江淮大饥，百姓已挣扎在生死线上，度日如年。

        此时的李白已是“天涯失乡路，江外老华发”（《江南春怀》），饥肠辘辘的太白流落江南，无可归宿，在金陵一带靠人■济为生，大抵也靠多年积累的名声和一枝笔与当地官吏周旋，于大饥之年糊口求生吧。在太白《献从叔当涂宰阳冰》诗中，有叙及流落金陵时境况数句，云：“小子别金陵，来时白下亭。群凤怜客鸟，差池相哀鸣。各拔五色毛，意重太山轻。赠微所费广，斗水浇长鲸。”是啊，在大饥的荒年，斗米千钱，粟稻之精华的美酒之价自然飞涨，纵有诸多的朋友解囊相助，可一生嗜酒的李白当然会感到“赠微所费广，斗水浇长鲸”了。

        河南道副元帅、都统八道行营节度李光弼，赴徐州败史朝义，随后赴浙东镇压起事的袁晁。李白得知光弼出师之际，又雄心再起，欲立功报国，遂忘却衰老之身，仍请缨入幕，但因病半道而返，怅恨不已，并赋诗纪之。

        李白的这首《闻李太尉大举秦兵百万出征东南，懦夫请缨，冀申一割之用，半道病还，留别金陵崔侍御十九韵》，诗题已清清楚楚地言明事态与行止。诗中有“旧国见秋月，长江流寒声”句，诗当写于是年深秋。

        所谓“懦夫请缨”，是太白自知已年老力衰，无力拚杀，但仍想入幕军中，要凭三寸不烂之舌说服叛军，一举纳降，尽其“铅刀一割之用”。太白的字里行间，仍充满自信，诚然我们不必怀疑他至诚的报国之心，可在人已相食的乱世，那种谈笑之间让叛军闻风而降的事恐怕只是白日梦，只能是一种自负的空想，况且此时他已病入膏肓，空有一腔豪情壮志，身子骨已撑不住了，只能半路病还。太白一生怀报国之愿，怀匡扶社稷、救民于水火之中的大志，但屡遭挫折，数度消沉，仍数次死灰复燃，晚年仍想以抱病之躯奔赴军中，可谓“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然而，此举实为回光返照，终以悲剧作结。其后，李白一蹶不振，只留下病痛和哀伤，于冬初，失魂落魄地去了当涂，寄身于族叔李阳冰的宅下。

        李阳冰这位族叔，大抵也是李白以同姓所认的族叔，恐也无血缘关系。故太白《献从叔当涂宰阳冰》诗中，仍有句云：“弹剑歌苦寒，严风起前楹。月衔天门晓，霜落牛渚清。”知是冬日，太白仍惨兮兮的弹剑求助。诗中太白对这位“季父”大加赞美，言其“激昂风云气，终协龙虎精”，“落笔洒篆文，崩云使人惊。吐辞又炳焕，五色罗华星。秀句满江国，高才■天庭”。对其篆写文字与道德文章盛赞有加。而李阳冰之才艺也当得起这种赞誉。宋代《宣和书谱》卷二（篆书）中亦称李阳冰为三唐卓越篆书家，称其“善词章，留心小篆迨三十年……方时颜真卿以书名世，真卿书碑，必得阳冰题其额，欲以擅连璧之美，盖其篆法妙天下如此。议者以‘虫蚀、鸟迹’语其形，‘风行、雨集’语其势，‘太阿、龙泉’语其利，‘嵩高、华岳’语其峻，实不为过论。”

        该是艺术家之间的惺惺相惜，当涂令李阳冰真诚且热情地收留了李白。“阳冰试弦歌于当涂，心非所好，公遐不弃我，乘扁舟而相顾”（李阳冰《草堂集序》），看来李阳冰对李白颇为敬重，亦成为流离失所、落魄无依的太白最后依靠归附的人。

        在当涂时，李白又出游与当涂隔江相望的历阳，写下《对雪醉后赠王历阳》，有句云：“有身莫犯飞龙鳞，有手莫辫猛虎须”，慨叹其狱流往事。又云：“君家有酒我何愁，客多乐酣秉烛游”，亦是苦愁之中取乐，心绪仍是复杂的。此次历阳之游，《醉后赠王历阳》、《嘲王历阳不肯饮酒》、《赠历阳褚司马时此公为稚子舞故作是诗》等诗，均为此行所作。

        从历阳归当涂，太白便卧病不起，他又把自己喝倒了，难以再爬起来。这一年，杜甫居成都草堂，已五十岁，作《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亦贫困无奈。与太白同年的诗人王维卒，终年六十一岁。

        762年，这一年李唐王朝大事连连。

        李白春日仍在当涂养病。其《游谢氏山亭》诗有“沦老卧江海，再欢天地清”句，那大抵是知安史之乱将平，故有天地清平之谓。然而，诗人“病闲久寂寞，岁物徒芬荣”，大好的时光里，诗人却病痛在身，岁物越是芬荣，自己越寂寞哀伤，盛衰之对比，更令人慨叹。然而，太白病中仍能松下扫雪，扪萝石道，看池塘生春草，仍旧以酒为伴，“醉罢弄归月，遥欣稚子迎”，看来其病重之际，平阳、伯禽皆来当涂服侍照料父亲，但却从未言及老妻宗氏多君。

        暮春，病情稍有康复的太白进行了此生的最后一次出游。三月抵达宣城，作其千古名作之《宣城见杜鹃花》：

        蜀国曾闻子规鸟，

        宣城还见杜鹃花。

        一叫一回肠一断，

        三春三月忆三巴。

        诗为临终不久之前所作，暮年尚流离飘泊，贫病交加，闻子规而惹起悲苦的乡思，杜鹃啼血，肝肠寸断，诗中的三个“一”与三个“三”字，层层递进，绵延不绝，撕心裂肺。太白年轻时出蜀，一去未归，即枝叶落而不能归根，故分外作感。其时，太白又作《哭宣城善酿纪叟》、《宣城哭蒋征君华》，皆有一个“哭”字，故有论者言，是“盖缘暮年抱病，伤人亦复自伤也”。

        离开宣城，穷困潦倒的李白又去南陵，求刘都使■济。《赠刘都使》中有“铜官几万人，诤讼清玉堂”句，铜官地居南陵，刘都使或以幕职兼铜官县令。诗中亦言：“而我谢明主，衔哀投夜郎。归家酒债多，门客粲成行。……所求竟无绪，裘马欲摧藏。主人若不顾，明发钓沧浪。”可见李白流落之时终到了所求无果，酒债累累，艰难度日，无奈之中只能向一位县令哀求的地步。如此境遇，当其秋回当涂，重阳之日扶病登高，再也无深远宕逸之神，而是“九月龙山饮，黄花笑逐臣”（《九日龙山饮》），连菊花也取笑这落魄的诗人；慨叹“菊花何太苦，遭此两重阳”（《九月十日即事》）。那也是诗境即心境，心中凄苦，花也含悲。

        此时的太白已近穷途末路，沉疴日重，而李阳冰已达任满挂冠之际，太白已无路可走，乃至精神失常。杜甫《不见》诗有“不见李生久，佯狂真可哀”，可见李白的信息已传至蜀中。此时的太白哪里还有心思“佯狂”，倒是一个真的精神病人了。其间的诗作《笑歌行》、《悲歌行》（又作《笑矣乎》、《悲来乎》），如朱谏所言：“言无伦次，情多反复，忿语忉忉，欲心逐逐”，已无谪仙昔日那种胸豪气壮之态，飘逸高远之风。据此，苏轼、胡震亨、朱谏、沈德潜等诸家，均认为这二诗为伪作。然而，正如安旗、薛天玮在《李白年谱》中所说：“此为不察李白作二诗时境况故也。夫李白于病笃之时，以精神失常之人，焉能好整以暇，为飘逸之辞乎？《笑歌行》多反语，《悲歌行》多绝望语，皆至忿至悲至痛之辞也。诗为心声，若无至忿至悲至痛之身世，其何能至此！”诗中的语无伦次，情多反复，正与此时李白的精神状态相符。我认为，安旗、薛天纬的分析是对的，诗非伪作，倒是临终前真实李白的写照。诗中有句云：“富贵百年能几何？死生一度人皆有。孤猿坐啼坟上月，且须一尽杯中酒。”病重的李白似已知来日无多，仿佛看到了他的坟墓之上孤猿坐啼，可此时的太白仍旧不忘饮尽杯中之酒。

        临冬之前，太白将自己尚存的全部诗文交付李阳冰。李阳冰所编之《草堂集序》中称：“草稿万卷，手集未修。枕上授简，俾余为序。”纪其事。此前，太白曾将手集授过魏颢及汉东倩公，魏颢所编《李翰林集》，乃因战乱章句荡尽复得之残卷，倩公之稿，不知所终。而李阳冰《草堂集序》中亦称：“自中原有事，公避地八年。当时著述，十丧其九。今所存者，皆得之他人焉。”故今所传之《李太白文集》，用韩愈的话说，真乃“泰山一毫芒”，令人痛惜。不过，我想，太白的一些力作佳篇，当时便广为流传，其重要作品恐应流传下来，不致埋没吧。

        最终李白卒于当涂。终前留下绝笔《临路歌》：

        大鹏飞兮振八裔，

        中天摧兮力不济。

        余风激兮万世，

        游扶桑兮挂左袂。

        后人得之（兮）传此，

        仲尼亡兮谁为出涕？

        临终的太白仍是飞于八方的大鹏形象，然而已飞不动了。可他自知其遗风会流传万世，诚然其哀叹自己有如楚辞中的《哀时命》，因其衣长大，袖挂扶桑，不得舒展。德能弘广，不得施用，只留下深深的遗憾。这首骚体的短章，末句则颇为伤感，言子路客死后尚有孔子为之流涕，可孔子早已作古，自己死后，会有谁为之怜惜流泪呢？

        就这样，一生孜孜不倦去追求仕途，梦想着施展其政治抱负，却屡遭挫折、终生失意，但却是一位作品流传千古的伟大诗人，一个性好游侠、道教、神仙，率真放浪、才华横溢、情感丰富的天才，一个大半生孤独、寂寞，时而豪情万丈、纵酒狂歌，时而激愤、哀伤，一生四处飘泊的流浪者，最终停止了呼吸，在江南当涂悄然逝去了。《新唐书·李白传》谓：“代宗立，以左拾遗召，而白已卒。”太白于仕途挣扎一生，虽被召入京为“待诏翰林”，但并无官职，仍是一介布衣，其死后才授予一末流小官，可叹！

        太白去世，其子伯禽请当时著名的文人李华为其写“墓志”。墓志序曰：“（李白）年六十有二。不偶，赋《临路歌》而卒。”

        对于李白之死，所存史料均未言卒时事，或何时而卒。李阳冰《草堂集序》有“公又疾亟”之语，亦只言病重，未言何时而卒。《旧唐书》则言其“以饮酒过度，醉死于宣城”。而晚唐皮日休《七爱诗》之“李翰林”中称太白所患病为“腐胁疾”。郭沫若称：“腐胁疾”，顾名思义，当是慢性脓胸穿孔。脓胸症的病源有种种，酒精中毒也是其中之一。李白嗜酒，至死不休，更使这样的疾病没有治愈的可能。

        五代时王定保所著的《唐摭言》却另有一说，谓：“李白著宫锦袍，游采石江中，傲然自得，旁若无人，因醉入水中捉月而死。”这种说法，清代王琦撰《李太白年谱》中称太白捉月而死为“俗传良不足信”，但年谱中仍保留此说。千百年来，诸多的喜爱太白诗的人，倒觉得太白的这种死法，和太白的性格、风度以及极富想象力的诗风相符，皆宁可信其为实。

        李白，“余风激兮万世”之绝唱的李白，其诗至今仍受无数中外诗人与广大人民的推崇，其绝唱不绝于耳，我相信，其遗风确能“激兮万世”而不衰。

对影成三人 - 李白传（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