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天祥至文言文翻译

　　文天祥
　　
　　的《过零丁洋》和《正气歌》最为人所认识和称道。九死一生，浩然正气，“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名垂千古，光耀史册。以下是小编整理的文天祥至文言文翻译，欢迎阅读。
　　【文天祥至文言文】
　　
　　天祥至潮阳，见弘范①，左右命之拜，不拜，弘范遂以客礼见之。与俱入崖山，使为书招张世杰。天祥曰："吾不能捍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乎？"索之固，乃书所过零丁洋诗与之。其末有云"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弘范曰：“国亡，丞相忠孝尽矣，能改以事宋者事皇上，将不失为宰相也。”天祥泫然出涕曰：“国亡不能救，为人臣者死有余罪，况敢逃其死而二其心乎？”弘范义之，遣使护送天祥至京师。
　　天祥在道，不食八日，不死，即复食。至燕，馆人供张甚盛，天祥不寝处，坐达旦。遂移兵马司，设卒以守之。时世祖皇帝多求才南官，王积翁言：“南人无如天祥者。”遂遣积翁谕旨，天祥曰：“国亡，吾分一死矣。傥缘宽假，得以黄冠归故乡，他日以方外备顾问，可也。若遽官之，非直亡国之大夫不可与图存，举其平生而尽弃之，将焉用我？”积翁欲合宋官谢昌元等十人请释天祥为道士，留梦炎不可，曰“天祥出，复号召江南，置吾十人于何地！”事遂已。天祥在燕凡三年，上知天祥终不屈也，与宰相议释之，有以天祥起兵江西事为言者，不果释。
　　至元十九年，有闽僧言土星犯帝坐，疑有变。未几，中山狂人自称"宋主"，有兵千人，欲取文丞相。京城亦有匿名书，言某日烧蓑城苇，率两翼兵为乱，丞相可无忧者。时盗新杀左丞相阿合马，命撤城苇，迁瀛国公及宋宗室开平，疑丞相者天祥也，召入谕之曰：“汝何愿？”天祥对曰：“天祥受宋恩，为宰相，安事二姓？愿赐一死足矣。”然犹不忍，遽麾之退。言者力赞从天祥之请，从之。俄有诏使止之，天祥死矣。天祥临刑殊从容，谓吏卒曰：“吾事毕矣。”南向拜而死。数日，其妻欧阳氏收其尸，面如生，年四十七。其衣带中有赞曰：“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注】①弘范：即张弘范，是当时进攻广东潮阳地区的元军统帅。
　　【翻译】
　　
　　文天祥被押到潮阳，见张弘范，左右元军命令文天祥叩拜，文天祥拒不叩拜，张弘范于是用宾客的礼节接见他，文天祥与元军一起进入崖山，张弘范让文天祥写信招降张世杰。文天祥说：“我不能保卫自己的父母，却教唆别人也背叛自己父母，这可能吗？”张弘范还是坚决要求他就范。文天祥于是写下自己所作的《零丁洋诗》给他，诗的末尾有这样的句子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张弘范说：“国家已亡，丞相你已经尽了忠孝之心了，如果你改变对南宋的忠心来效忠于元朝皇上，还给你宰相的官职。”文天祥流泪说：“国家灭亡不能拯救，做人臣子的死有余罪，怎么还敢如脱杀头之罪而怀有二心呢？”张弘范敬佩他的仁义。张弘范派人护送文天祥到京师。
　　文天祥在途中，八天没有吃东西，却没有死，于是又开始进食。到了燕京，客馆的人招待供奉得十分丰盛，文天祥不睡觉，一直坐到天亮。张弘范迅急把他押送到兵马司，派士兵看守。当时元世祖在南宋官员中大量寻求人才，王积翁说：“南宋的其他官员没有一个比得上文天祥的。”元世祖于是派王积翁传达自己的旨意，文天祥说：“国家已经灭亡，我甘愿以死报国。假如因为元朝皇帝的宽容，使我能够以道士的身份重归故乡，往后以方外之人做皇帝的顾问，那也可以。假如立即就委任官职，不仅与亡国的士大夫们不能容，把自己平生的志向和事业全都抛弃，那么重用我这样的人还有什么用呢？”王积翁想联合前南宋的官员谢昌元等十人请求元世祖释放文天祥，让他去做道士，留梦炎不同意，说：“文天祥出去后，必定会重新号令江南，这样会把我们十人置于怎样的境地！”这件事于是作罢。文天祥在燕京共呆了三年，元世祖知道文天祥最终不会屈服，于是同宰相商讨释放他，有人把文天祥在江西起兵反元的事情说了出来，（元世祖）终究没有释放他。
　　至元十九年，有个福建的和尚说土星冲犯帝座，怀疑有变故。不久，中山有个“狂人”自称“宋朝皇帝”，拥有一千名兵士，想营救文天祥。京城也发现了匿名书信，声称将在某一天焚烧城墙上的草苇，率领两翼卫兵作乱，丞相可以不必担心了。当时盗贼刚刚刺杀了元朝左丞相阿合马，元世祖于是命令除去城墙上的草苇，将瀛国公（指南宋恭帝）和南宋宗室迁移到开平府。元世祖怀疑匿名信上所说的丞相就是文天祥，于是把文天祥召入宫中，对他说：“你有什么心愿？”文天祥说：“我受宋朝的恩惠，做了宰相，怎么能够侍奉别的皇帝？希望赐我一死就满足了。”但是元世祖仍然不忍心赐他一死，随即让他退下。进言的官员们极力主张成全文天祥的请求，于是元世祖也就同意文天祥的请求。不久又下诏书制止，但文天祥已经被处死了。文天祥临刑时非常从容镇定，对押解的吏卒说：“我的事情完成了。”向南方叩拜而死。几天后，他的妻子欧阳氏前去收尸，文天祥的面容同活着的时候一样。文天祥终年四十七岁，他衣带中有赞文说：“孔子教导我们成仁，孟子教导我们取义，只有尽了道义，仁德才能实现。我读圣贤之书，所学到的难道是别的什么吗？从今往后，差不多可以无愧于圣贤的教诲了。”
　　【文天祥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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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1236年6月6日（南宋理宗端平三年五月初二），文天祥诞生于江西吉州庐陵县的富川镇（今江西省吉安市青原区富田镇）。他父亲文仪是一位饱读诗书的乡儒，由此推测，他的家境应是个中等地主，所以有财力供他们父子专心读书。庐陵县是产生过“名人”的地方，欧阳修、杨邦义、胡铨，都是庐陵人。在县办学堂里，就挂着这些乡贤的画像，以激励后学。据记载，少年文天祥曾对着这些人的画像发誓说：如果不能跻身于这些人物的行列之中，就算不上大丈夫。
　　公元1256年（南宋理宗宝v四年），文天祥和弟弟文壁一起参加科举考试，同被录取为奏名进士。在随后的殿试中，文天祥被点为当期状元。
　　当时的皇帝是宋理宗赵昀，他提出了五个问题，核心意思是人们都说存在着天理和天道，只要国君克制己欲、勤于国政，就会实现天道、天理，并得到天之保佑，可是我虽然很勤奋、很努力、很克制，但为什么还是内有盗贼、外有边患？人们又说，讲道德、行仁治的国君能致天下清明太平，而那些欲望强、注重功利进取的国君能导致天下污浊混乱，可是，揆诸汉、唐诸帝，为什么那些务德化、施仁义者都不能使天下大治，而不积仁德者却可以凭纲纪制度建立伟大的功业呢？说起来，这些问题是有深度的，南宋大学者朱熹和陈亮代表的理学与功利主义之间，争论的也是这个问题（详见本刊2010年第二辑《男儿有梦心如铁》一文）。这些问题的实质是道德手段能否解决实际政治问题，而皇帝个人勤勉节俭是否就能解决眼前的内外危机。
　　文天祥在殿上做了洋洋万言的答卷，核心意思是“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简言之就是天道自然在，如果您觉得还没得到天道的显现保佑，那说明您努力的还不够；只有您持续不断地努力下去，天道才能显现。不用说，这位年仅21岁、尚未经历世事风霜的年轻考生，言论之中有着太多的不切实际之处，他提出的解决时弊的办法几乎没有任何可操作性，但是，其字里行间所涌动的那种生命激情打动了已经五十一岁的皇帝赵昀，他点了文天祥的卷子为第一。后来的研究者把文天祥在殿试答卷中所表达的思想概括为“法天不息”，认为这是他最基本的哲学理念，是其一生的生命基础，信然！
　　中了状元之后的文天祥，先后在各地做过不同的地方官，和那个时代的绝大部分官员一样，留下了一些政绩，也因为参劾某些官员数次被免职，这中间的是非对错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明白的，我们暂且略去不表。需要强调的一点是，他当的第一个较大的官瑞州知州是宰相贾似道举荐的，而且，就在贾似道当政期间，他有两次被罢官回家，又有三次被重新起用，且一次比一次当的官大。文天祥与贾似道之间没有什么私交，他后来的文章中，没少攻击贾似道，可是，就在权倾一时的贾似道主政期间，他能屡踣屡起，倒是可以从反面证明，贾似道没有某些人所攻击的那样坏，如果真那么坏，那文天祥这种爱提意见的“刺头”，早就一贬到底，不再起用了。
　　文天祥主要是在当时的后方江西、湖南一带做官，尽管当时的宋元前线战事不断，但和后方的大多数官员一样，文天祥也过着豪奢的生活，《宋史文天祥传》记载“天祥性豪华，平生自奉甚厚，声伎满前，至是（襄阳战役之后），痛自贬损，尽以家赀为军费”。当代有学者如万绳楠先生找出别的史料来证明文天祥生活俭朴，不事奢华，认为《宋史》的这段记载不实。我以为这是出自想把文天祥塑造成一个完美的道德偶像的伪饰，大可不必。持此论的万绳楠先生虽然否定《宋史》中“天祥性豪华，平生自奉甚厚，声伎满前”的记载，却又肯定其“尽以家赀为军费”的记载是实，这在逻辑上是矛盾的，若不是“自奉甚厚”，狠命捞钱，又何以有“家赀”作军费。事实上，文天祥自己从不掩饰这点，他是封建时代的官员，认为弄点钱享乐一下理所当然。在1274年3月他做赣州知州时，他借着给自己母亲做寿，召集赣州城内外71岁到96岁间的老人1390人举行盛大宴会，犒恤有差，用他自己的说法是借此举提倡孝敬老人的风气。可这时，襄阳已为元军所破，国事飘摇，他居然还在以倡孝之名为自己母亲大操大办寿礼，按现在的标准，早该撤职查办了。他有一妻两妾、有婢有仆，实在不能说得上俭朴。所以，我以为《宋史文天祥传》的这段记载是属实的。在他直接投入到抗元战争前线之前，他是和当时的大多数官员一样，过着声色犬马的奢侈日子的，这一点用不着回护。文天祥的可贵之处不在于一开始就与这种没心没肺的奢侈生活无缘，而在于能从这种颓废奢靡的生活中挣脱出来，幡然悔悟、痛改前非，更可贵的是，在后来极其艰苦的囚禁生涯中，从不动摇，没有被重返这种奢侈生活的诱惑而俘虏。
　　公元1274年十二月，元军攻下鄂州（今湖北武汉），顺流东下，次年（1275年）正月十三日，谢太后下旨各地官员率兵勤王救京师。就是从这个时候起，文天祥才一改其往日“状元官僚”的颓唐生活，转而和这个行将灭亡的王朝一起承受各种苦难。当时他是赣州知州，在当地招募了近万人的军队，开往临安方向勤王。建立这支部队时，主要得到了当地豪杰、退休官员陈继周父子和溪峒少数民族部落的支持，但仓促中召集的人马缺少足够的训练，战斗力并不强。文天祥的朋友当面对他直言：“这是一些乌合之众，带着这样一支队伍上前线，无异于赶着羊群去与老虎搏斗，那不是去送死吗？”文天祥回答道：“我知道你说的是事实，但是国家养育了我们这么多年，一旦有急，征天下之兵，如果无一人一骑响应，那还怎么得了。所以，我不自量力，带着这样的队伍杀奔前线，哪怕打败了死在疆场，但可以鼓舞起天下的忠臣义士闻风响应，这样，聚集起的人多了，社稷说不定还有救。”
　　就这样，文天祥带这支并未经过充分整编和训练的队伍和一腔为国牺牲的慷慨激情上路了。果不其然，这支队伍转折行进了一年左右，直到第二年初，没打过一场像样的仗。这其中的原因很多，现代的研究者，多将文天祥这一年的勤王无功归咎于中枢决策者如谢太后和宰相陈宜中、留梦炎等指挥失误。其实，冷静地观察这一时期文天祥的所作所为，发现他这支勤王之师之所以师出无功，与他本人也有重大关系。
　　他这支部队是正月开始征募，四月份出发的，当时江西的安抚副使黄万石（这人后来投降了元朝，是个叛徒，但他当时对文天祥所招募的民军的评价还是中肯的）将这支部队是乌合之众的实际情况汇报给了朝廷，所以，朝廷没有把他们调往前线，而是命令他们暂驻隆兴府（今江西省南昌市）。八月下旬，文天祥本人被调往临安；九月，被任命为浙西、江东制置使兼江西安抚大使、知平江府（今江苏苏州）；十月十五日，他赴平江府就任，当时元军正猛攻江苏常州；十月二十六日，文天祥派尹玉、麻士龙、朱华等人率兵三千前往救援，在五牧战败，尹玉、麻士龙战死，这三人是文天祥从江西带来的勤王将领，想必其部队也是他招募的江西义军；十一月二十二日，文天祥撤守余杭独松关；二十三日，独松关失守；二十四日，平江府降元。
　　从这件事中可以看出文天祥在政治上的两个特点：
　　1、 他在政治上有理想、有献身精神，敢于在一切危难时机挺身而出，有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道德勇气。
　　2、 他缺乏实际的政治才干，不去做细致的组织、训练工作，凭着热情与幻想去打仗，以这种方式行事，在实际工作中只能导致失败。
　　这两个特点贯穿了他的一生。
　　是的，在天下危机的时候，响应朝廷的号召，征募义军勤王，是正确的，刚征募的义军缺乏训练也是正常的，这种道德勇气固然可嘉。但是，你不能真带着这样一支乌合之众上战场，真让部队去送死。试图以自己部队的英勇牺牲，来换取全国军民的响应，这只是他这种道德英雄一厢情愿的想象。试想，你这支部队一上战场就全军覆没了，谁还敢再跟着你学，去起兵勤王？动员天下忠臣义士起兵勤王的真正力量在于你的第一支勤王之师打了胜仗，如果你打了败仗，全国的士气受到打击，那江山社稷岂不是更没救了！作为一个道德英雄个人的牺牲精神是不能成为解决政治全局问题的可操作手段的。
　　从解决实际问题的可操作性方案的角度来说，文天祥应一直与他的部队在一起，就守在隆兴府（江西南昌），集中整训半年，并进一步扩大队伍，然后，整建制地援往某一具体战场，至少可在局部战役中打一个胜仗。可他本人在部队里没待上四个月，就奉命调到朝廷，虽然官阶有很大提高，但也失去了整训自己嫡系部队的机会。从朝廷对他的任用上来看，是越来越重用他的，短短几个月期间，就从一个知州（相当于地市级的干部）提拔为一路的制置使（相当于大军区司令员），将其由临安（今杭州）侧后方的隆兴府（今江西南昌）调至临安北方的平江（今苏州）前线，没有后人所说的因皇太后和宰相的不重用而志不得申的情况。问题在于，当时宋军从整体上已经涣散，军队各自为政，形不成统一的战斗力量，作为一方阃帅的文天祥，对下属另一支两千人的淮军张全部都指挥不动。这种情况出现不是一天两天了，自南宋建立起就存在，如果有贾似道这种强臣当政，还勉强有个整体上的呼应，如今贾似道已下台，再也没有人有这个办法能维持住整体的军令统一。换句话说，这时国家的军队已经腐烂透了，任何朝廷任命的大员都是空头司令，指挥不了下面的军队。这时，唯一的出路就是重新打鼓另开张，建立起一支有统一纪律的军队，如三国时曹操所做的那样。文天祥有这个机会，他完全可以以他招募的江西义军为班底，创造出这样一支军队，但他毫无这方面的意识，终其一生，他从来都不安分于与自己手创的军队一起，扎实地守住某一地盘，而是总是热衷于朝皇见驾，在一个完全丧失了实际控制力的“中央”里，提出种种没人去落实的“正确”的战略决策。
　　我们不惜笔墨指出文天祥的政治性格特征，当然不是为了贬低他的价值，而是想实事求是的说明，文天祥之所以在实际政治军事活动中没有建树，主要的原因是出于他个人的性格特点，而不是别人的掣肘限制，而且，也是理出当然，大凡历史上的道德英雄，均不是有实际才能的政治干才；而有实际功绩的政治干才，在道德上往往瑕秽盈身。文天祥固然没像曹操一样，成为扶持流亡朝廷、独霸一方的军阀，但也没落得“奸雄”的骂名。事功与道德不能两全，这不是个人问题，而是人类政治活动本身使然，文天祥不能游离于其外。
　　公元1276年（宋德v二年）正月，文天祥已败退入临安，朝廷任命他为临安知府，他辞而不受，正月十八日，元军已进驻临安以北的皋亭山，离临安城只有三十里。
　　这时的宋朝中枢，已经完全涣散，包括右丞相留梦炎在内的大批官员逃跑，正月初五上朝时，从早上到中午，只有六个官员来上班。
　　关于这一时期的历史，迄今为止，一切研究著述都没说明白，各种记载互相矛盾，我们也只能按照自己可理解的逻辑，勉强梳理出一条线索。
　　起初，太皇太后谢道清拒绝了带着六岁的德v皇帝（宋恭帝）离开临安，她以为有自己的坚持就可以换得朝廷的稳定，但到了正月初五前后，她发现这个想法已经极不现实，官员大量逃亡，没有多少人愿意接受任命，没有人愿意再当这个行将灭亡的朝廷的官，连文天祥也不愿意当（虽然文天祥不接受任命另有想法，与那些舍生怕死的人不同），但对谢太后来讲，面临的是几乎没有任何人可用、没有任何人可听话的局面。正月初七，她接受文天祥等人的建议，封宗室子9岁的赵g（后来的宋端宗）为益王、6岁的赵m（后来的宋末帝）为卫王出镇闽、广。由赵g生母杨淑妃的弟弟杨亮节等带着这两位小王爷及其生母杨淑妃、俞修容等逃出临安奔浙江。她本人也一度准备带着宋恭帝撤离临安，但在行动时，发现既没有随行的官员，也没有护送的军队，原来那个唱高调的宰相陈宜中也跑了，不见踪影。她只能守在宫里，等着投降了。
　　当时的临安城里，已经秩序大乱，竟由元军统帅伯颜派了一支队伍进城来帮助维持秩序，谢道清的宫室没被乱兵抢劫，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元军保护的。这时还坚持“在岗”的南宋官员已经知道，自己是在给元朝当官，不是在给宋朝当官了。要打仗，已经无将可调、无兵可用，留下的只是等着投降的官员，而且，这些人之所以还能名义上是宋朝的官员，也只是因为元军统帅伯颜想要一个体面的受降仪式，所以，一定要保留一个形式上完整的宋朝宫廷与中枢干部队伍。
　　正月十九日上午，谢太后任命文天祥为枢密院枢密使，到中午时，发现右丞相陈宜中已经逃跑了，就再加封文天祥为右丞相兼枢密使，都督诸路兵马。从表面上看来，这是一个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天下兵马大元帅”，但实际上能做的事只是作为宋朝的最高投降代表，去元营履行投降手续。所以，文天祥辞而不受，但他又看着谢太后实在可怜，不忍拒绝，所以，只愿以资政殿学士的身份出使元营。
　　我推测这时的文天祥手上甚至连支数百人的军队都没有，整个临安城的宋军早已溃散，包括张世杰的部队也都不见了，因为，如果能有一支数百人的忠诚的部队，就足以把谢太后和宋恭帝护送（或挟持出城），免得做元军的俘虏，文天祥已经获得了都督诸路兵马的任命，完全有身份这样做，可他没有这么做，只能解释为他没有能力这么做，而不是不想做。这时，他到不到元营已经不重要了，因为从上到下，南宋的皇太后、皇帝及残余的官员已经完全处于元军的控制之下，已经被俘了，只是稳操胜券的伯颜将军给他们时间，把面子活儿干完。后来明代思想家王夫之批评文天祥到元营去谈判是“愚不可及”，那是他没有设身处地地想明白当时的情况，但凡有一点机会，文天祥也会带着皇太后和皇帝逃跑的，他没跑，是因为事实上已被控制起来了，跑不了。
　　正月二十日，文天祥带着也是临时任命的左丞相吴坚、同知枢密谢堂、临安知府贾余庆等到元军营中去见伯颜。对于对自己的任命和此次“出使”元营，文天祥是矛盾的，他明白，尽管自己说自己不是右丞相，只是资政殿学士，但那只是自欺其人，人家伯颜是把他当成宋朝的第一丞相来投降的。不去吧，对不起太皇太后，这时已经没有人肯听这个老太太的话了，自己这位以忠臣义士自诩的人不能不听她的话；去吧，就得商量投降的事，履行投降的手续。怎么办？矛盾中的文天祥也采取了矛盾的做法：接受谢太后的指示，去了元营，但是，又不投降。
　　到了元营以后，伯颜以为文天祥是来投降的，没想到，文天祥发了一大通议论，指责元军侵宋是毫无道义的侵略行径，要求伯颜立即撤军。伯颜糊涂了，说：“你不是宋朝丞相前来商谈投降事宜的吗？”文天祥说：“商谈投降的是前任宰相陈宜中，我来是让你退兵的。”伯颜大怒，将文天祥扣留在元营，把其他人派回去，继续落实投降仪式各项事宜。不过，伯颜和很多元军将领都很喜欢文天祥，他那副慷慨磊落的英雄气概让元军将领们很欣赏，这段时间，他们见过太多贪生怕死前来乞降的宋朝官员了，这么豪迈英俊的人物还是第一回见（《宋史》记载文天祥长得很帅，“体貌丰伟、美皙如玉、秀眉而长目，顾盼烨然”），他们都称文天祥为宋朝第一大丈夫，把他软禁起来，待若上宾。
　　没有了文天祥，投降仪式也得搞，1276年二月初二，南宋朝廷履行了正规的投降仪式，二月初八，伯颜带着投降的宋恭帝北返，把文天祥也带着一同走。没想到，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行至镇江时，二月二十八日，文天祥和随从杜浒等共十二人逃离了元营。
　　文天祥能逃离元营主要得益于元人对他的松懈。如前文所说，元人虽然将文天祥扣留在元营，但其实只是软禁，特别是宋恭帝和皇太后都被押入元营之后，大概是元方认为，文天祥早晚也会和那些已投降元朝的宋官一样投降的，所以，在携其北上的一路上，放松了对他的看管。这一路上，文天祥可以会见沿途原属宋朝的地方官，他的随从，如杜浒等人，更是可以随意行动，出入元营不受限制。杜浒是文天祥在临安结识的江湖豪杰，江湖经验
　　
　　丰富，他在镇江收买了一位当地原宋军的下级军官为他们带路，又收买了两条贩私盐的民船，灌醉了监视文天祥的元军军官，趁黑夜逃出了镇江。
　　逃出镇江后，文天祥等人先逃到了还在宋军控制下的真州（今江苏省仪征市），真州守将苗再成接纳了文天祥，两人还共同慷慨激昂地规划了一番起兵抗元、收复失地的大计。但没过两天，苗再成接到了他的上级、驻守在扬州的宋淮东置制使李庭芝的一份密令，让他杀掉文天祥。原来，元人发现文天祥逃跑后，便放出风来，说是派了一名已降的宋丞相潜入宋地做内奸诈城。头脑简单的李庭芝信以为真，便给苗再成下了这道命令。接到这份命令后，苗再成颇费踌躇，以他这两天与文天祥打交道的经验，他觉得文天祥不像个来卧底的叛徒，所以，不忍心下手杀了文天祥，不杀吧，又违背了上司的命令。他采取了一个折中的办法，第二天（三月初三），以视察城防工事为名，将文天祥骗出城去，告诉了他上级的命令。文天祥当时很激动，决定亲自到扬州去找李庭芝说个明白，等到扬州城下，发现扬州城守备森严，他们根本就进不去，也不敢硬闯。这时，追随文天祥的随从杜浒等人劝他另投别的宋城，无奈，文天祥只好再逃向宋军控制的通州（今江苏省南通市）。在逃亡的路上，原来跟他从镇江一起逃出来的十一个人中，有四个人不愿意再跟他过这种被宋元两方追杀的日子，各携一百五十两银子半路逃跑了。剩下他们八个人在行经一个叫板桥的地方时，受到二十多名蒙古散兵游勇的追杀，一名随从又被俘，另有两人受伤，等他们逃到通州时，只剩下七个人了。通州守将杨思复也接到了李庭芝追杀文天祥的命令，所以，一开始他将文天祥拒之城外，但后来，听说元营也正派出人马在追捕文天祥，才发现李庭芝上当了，所以将文天祥等人接入通州。这已是三月二十四日的事了。
　　在通州呆了不到一个月，传来益、卫二王在张世杰、陈宜中等人的拥戴下，于浙江永嘉（通州治所）建立了元帅府的消息，文天祥喜不自胜，决定南下投奔元帅府。由于当时陆路已被元军封锁，他们只能走海路，颠簸了半个多月，抵达温州。这一年（1276年）五月初一，陈宜中、张世杰拥立益王赵g即帝位于福州（今福建省福州市），改元景炎，其生母杨淑妃为太后，陈宜中为左丞相兼枢密使、都督诸路兵马，李庭芝为右丞相，张世杰为枢密副使，陆秀夫为端明殿学士、签枢密院事。
　　五月二十六日，文天祥也到了福州。
　　文天祥到了福州，找到了“中央”，原本以为可以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不想到了“中央”后才发现，局势远远要比他想的严峻得多。
　　先从“中央”内部的情况看，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手里并没有多少军队，二是执宰大臣也并不优秀。
　　当时，这个流亡小朝廷真正能依靠的，只有张世杰的部队，这支部队的人数并不多，虽然有些史书上甚至说有一、二十万之众，但从其实际作战情况来分析，笔者推测至多不过两、三万人。由于手上真正能作战的军队太少，所以，张世杰就努力避免与元军的正面作战，总是在带着这个小朝廷四处“流浪”。
　　当时的景炎皇帝赵g（即宋端宗）是个9岁的孩子，没有能力亲政，其母杨太后又只是个善良而平庸的妇女，根本没什么政治主张，朝政实际上把持在张世杰和陈宜中手中，而又以实际拥有军队的张世杰权重要大一些。但这两个人都不是那种胸怀宽阔、有雄才大略的人物，相反，都有些笨拙、偏狭，陈宜中还加上一个不负责任。内部这几个人就团结不起来，有一次，陈宜中因对陆秀夫有意见，竟因袭官场故伎，暗中唆使谏官上奏章，弹劾陆秀夫，把陆秀夫贬谪到潮州，张世杰觉得太不像话，说都到了这个时候，怎么还玩这一手，借台谏之手整人。在张世杰的要求下，陈宜中只好又把陆秀夫召回朝廷。
　　从各地的情况看，更不乐观，大批宋朝的地方官员主动投降元军，剩下的仍忠于宋朝的州县被分散隔离，形不成统一的战斗力量。那些没见到这个流亡小朝廷的宋朝地方官还好一些，因为还对朝廷有所幻想、有希望，立场还能坚定一些。而一旦见到朝廷，发现这个朝廷要兵无兵、要钱无钱，这些地方官就开始动摇，思谋着背叛朝廷，张世杰之所以带着小皇帝四处“流浪”，停不下来，缺乏地方官员的支持，这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文天祥刚来朝廷时，被委以右丞相、枢密使、都督诸路军马的官职，这是谢太后曾经委任给他的官职，从名义上看，应是朝廷第一重臣。但很快他发现，这个本来是“都督天下兵马大元帅”的官职其实只是一个空名，因为天下已无兵马可督，唯一一支稍微像样的军队只听张世杰的话，他也督不了。另外，他与陈宜中这种偏狭之人也相处不好，所以，便自请到前线，试图直接掌握一支抗元部队、有所作为。他先是到了南剑州（今福建南平市），后来又到汀州（今福建长汀县）， 以枢密使、都督诸路军马的官衔招兵买马，组织反攻。
　　从1276年七月初在南剑州建立同督府，一直到1278年十二月二十日于广东海丰县五坡岭被俘。大约一年半的时间，文天祥是在颠沛流离中度过的，他始终连一支像张世杰那样忠诚能战的队伍都没有建立起来，更不要说在政治上有所建树了。唯一可以说的成就是1277年上半年，因元朝诸王内讧和北方的朝鲜造反，调集南方主力北上，文天祥趁机号召支持者们收复了江西赣州、吉州一些州县，到了8月份，元廷处理好内部事务，派李恒为江西招讨使，带领主力元军南下，很快又夺回了已经附宋的州县，文天祥一路败退。1277年八月二十七日，在江西永丰县空坑，遭遇元军突袭，队伍被冲散，文天祥的妻妾及次子和两个女儿被俘。同行的宋军江西招讨副使赵时赏故意坐在轿子里，假扮文天祥，被元军抓获，文天祥本人得以逃脱。赵时赏被押到元军在隆兴府（今江西南昌）的元帅府后被识破身份，惨遭杀害。文天祥一路南逃，败入广东境内，再没有过有效的抵抗，此期间，他的母亲和长子先后病故，他数次提出要去朝廷觐见皇帝，被张世杰拒绝。1278年十二月二十日，在广东海丰县的五坡岭，他带着同督军府的直属部队正吃饭时，遇到元军骑兵的突袭，文天祥被俘。被俘后，他吞下了二两脑子（中药名，即冰片）试图自尽，不想没死，只是狂泻了一阵肚子。他的一名属下刘子俊被俘后谎称是文天祥，不想两人被元兵押解时遇于路上，两人为了救对方，争说自己是文天祥，元兵将他们押解到大营后，找到认识他们的降兵辨识清楚身份，刘子俊被识破，元兵逼他投降，他大骂不降，被热油烹死。
　　平心而论，这一年半间文天祥的无所建树，也是势在必然。他和张世杰不一样，不是崛起于行伍之中的将军，缺少和军队的天然联系，仓促之间，很难建立起一支忠于自己的有战斗力的部队，所以，他真正能掌握的只有数百人的队伍。他在江西的反攻事实上只是靠过去的人脉关系联系旧日同乡亲友，趁元军北撤的空虚暂时掌握了一些县的政权，这些人手上也没有像样的军队，所以，很多史料中声称他们收复十余州县，拥有数十万兵众，主要是出于宣传需要而做的夸大其实的说法。空坑之败，掩护他撤退的只有几百名弓手（就是民兵）；海丰被俘，他身边的直属部队恐怕也不及百人，否则一支元兵小部队也不会一下子就把他们击溃（有史料上说是役元兵斩杀宋兵七千余人的说法不可信）。带着这么一支小队伍，他也和张世杰一样，几乎在每个驻扎过的宋朝州城都要被当地的地方官出卖，就是我前面说过的，没见到这位同督天下军马的枢密使大人的地方州官，还对他存有幻想，一旦见到他只带了这么一支弱小的队伍，顿时丧失了战斗下去的信心，转而想把城池和文天祥一起交出，以增加投降元军的资本。这使得他也始终处于“流浪”之中，从来没有稳定的根据地。
　　文天祥被俘之后，元军统帅张弘范决定挟持着他一起继续南下，最后消灭盘踞在广东新会崖山海边的张世杰部和南宋流亡小朝廷。1279年二月初，元军船队完成了对宋军崖山驻地的包围，二月初六，元军乘涨潮之际，分别从海外和内陆两侧山地向盘踞在崖门湾内的张世杰部发起了总攻，不到一天时间，张世杰部全军覆灭，陆秀夫抱着年仅8岁的宋末帝赵m跳海自尽。文天祥目睹了战役的过程，眼看着自己的战友被歼灭，这是何等的痛苦！文天祥以诗歌
　　
　　的形式记下了他当时的感受和战斗的经过，他的记录，成为后人研究这场战役的重要史料。
　　在对张世杰部发起总攻之前，张弘范曾派他的副手、也是文天祥在江西战场上的老对手李恒去见文天祥，希望文天祥能作为说客去劝说张世杰投降，文天祥拒绝了这一要求，并出示了自己在途中写的那首后来流芳千古的诗《过零丁洋》，请李恒转交给张弘范，诗云：
　　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张弘范见诗后说：“好人好诗”，遂不再强迫。
　　崖山海战结束后，三月十四日，张弘范设宴庆祝，让文天祥也参加。酒宴之上，他劝文天祥：“你们的国家已经亡了，您的忠孝义务已经尽了，现在您可以考虑一下，以事大宋的态度来事大元，照样可以在大元朝当丞相。”文天祥流着泪回答道：“国亡不能救，为人臣者死有余罪，还敢有什么其他想法。”张弘范想起了文天祥的诗句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他猜测文天祥是担心自己的历史评价而不投降，便又劝他说：“你们国家已亡，你要是死了，还有谁把你写到历史书中？”文天祥回答：“当年商朝灭时，伯夷、叔齐不食周粟而饿死，只是尽其心罢了，记不记到史书上无所谓。”张弘范无奈，将文天祥的表现上奏给远在北京的元世祖忽必烈，忽必烈揽奏之后叹道：谁家没几个忠臣呢！下诏让张弘范把文天祥押解到北京，企图劝降他。
　　四月二十日，张弘范派部将石嵩押送文天祥去大都，快进江西时，石嵩担心江西的抗元人士劫走文天祥，便把文天祥的手脚捆起来，锁在船舱之中。为抗议这种虐待，文天祥开始绝食，他本想绝食到死，但绝了七天之后，也没死，而且元兵准备捏着鼻子给他灌食，他看死不了，又主动恢复了进食。
　　1279年十月初一，文天祥到了大都，从此开始了他最为艰苦、也最为辉煌的人生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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