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和我们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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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和我们的时代
作者：陈平原
来源：《晚晴》2016年第09期
一个人的命运与某个伟大的历史事件联系在一起，那是很幸福的。因为，你从此很容易“自我介绍”，也很容易让时人或后人“过目不忘”。比如，你只要说自己是77、78级大学生，大家马上知道你大致的背景、阅历以及前途等。
不仅生逢其时，而且有机会成为某种意义上的“代表”，这种幸运感，类似于“天上掉下个林妹妹”。不瞒你说，我就有这种感觉。因当年的高考作文《大治之年气象新》登在《人民日报》上，以致每当新闻界、文化界或历史学家需要追怀改革开放如何起步，以及恢复高考的戏剧性场面，我经常被要求“配合演出”。时至今日，还不时有同龄人或对当代中国历史感兴趣的后辈，用欣羡的口气向我提及此事。这确实“很光荣”，可同时也是一种尴尬，仿佛自己从此被定格，很难再有大出息。二十年前，我写过一则短文，题为《永远的“高考作文”》，嘲笑自己再也写不出比“高考作文”更有影响的文章了。
考场上的作文，再好也好不到哪里去，怎么能登上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呢？你只能从文革刚刚结束、整个中国百废待兴这个角度，才能理解我的不虞之誉。其实，不仅是我个人，我们这一代，都面临相同或类似的处境。当初惊天动地的大变革，今天看来不过是“恢复常识”而已。换一个历史时空，上大学无须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这有什么好激动的？再过百年，那些子孙后代们，肯定觉得我们很奇怪，唠唠叨叨大半天，说的就这么点芝麻小事。只有设身处地，才能理解我们当初的激动，以及日后为何不断追怀这个决定自己命运的“关键时刻”。
也正因此，我们很容易有意无意中夸大了自己的感受，以为全世界人民都跟我们一样，特别看重“恢复高考”这件事。五年前，为了纪念这个“伟大的历史时刻”，北京大学出版社编辑并刊行了《永远的1977》一书，我为此书撰写了题为《未必“永远”的记忆》的序言，提醒大家注意：“本书的作者，尽管境遇和立场不太一样，但基本都是‘恢复高考’这一决策的直接受益者。这就决定了其叙述策略以及自我反省的力度。说全书弥漫着某种‘成功人士’的‘踌躇满志’，不算太刻薄。可这主要不是作者的问题，而是文体的特性决定的——30年后‘追忆逝水年华’，很容易就走到这一步。”
对于如此“文体的规定性”，最近我又有了新的体会。2012年6月30日，我和另外两位朋友合作，在北京的欧美同学会举办了“‘中国梦’回顾与展望论坛”，副题是“纪念77、78级毕业30周年”。此论坛筹备了半年多，中间起起伏伏，好几次我要求退出，都被劝阻了。不是人事上闹矛盾，也不是经费问题，而是我担忧论坛主旨不清晰：到底是怀旧，是自我表扬，还是从政治史、思想史、教育史的角度审视“这一代”的得失成败？我的愿望当然是后者，而实际效果呢，很可能是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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