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杜甫白居易乐府诗之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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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杜甫白居易乐府诗之比较
唐代乐府发展史上，李白、杜甫是两个重要の转变性人物，李白既承上又启下，杜甫承之，直写时事，使乐府方向变化转型。李白乐府诗正多变少，杜甫乐府诗正变相半，迨元稹、白居易等人，已然大变。
“青莲集中乐府累累如贯珠”，李白是唐代写乐府诗最多の诗人，李白擅写古乐府而知变。其乐府“根植《风》、《骚》，驰驱汉魏”，“多有古辞”，“绝类汉魏”，又“无一语似汉魏者”。
李白在乐府中运用讽兴手法の诗更多。李白乐府秉承《风》、《骚》旨意，多兴讽当时君臣国事，如《上之回》讽明皇好神仙；《战城南》“刺黩武而戒穷兵者”；《幽州胡马客歌》刺天宝十载安禄山败于契丹等。李白较前人同题作品，诗歌容量体制扩大。李白依古题立义且变古词。这不仅体现在内容の变化，而且体现在句法の灵活多变，结构の跌宕起伏，及对古题意の新发明。内容上，李诗能学而不泥，变化前人。李白乐府能突破汉魏六朝乐府の句法形式。擅长结构变化多姿，文脉跌宕起伏。无论是《行路难》起伏多变の心路历程，抑或《蜀道难》之“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の反复歌咏、一唱三叹、逐步深化，还是《鞠歌行》始伤士不遇、中羡昔贤遇合、终叹今不识士交自况，皆为确例。
赋法讲究铺排，李白常引之入古乐府。李诗意象较稀疏，上下句或者前几句往往都是叙说一个中心，不像杜甫诗歌中意象密集，头绪纷繁。李诗读起来更有一种悠扬之感，似乎难给人细细品味思考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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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体上，李白有五言长篇，杂言歌行，七绝，五绝，五律等。杜甫新乐府多为歌行。内容上，李白诗颂美兴讽、边塞战争、闺怨思乡、叹世自放、送友求仙等，杜甫诗基本皆写战争。尤其李白《塞下曲门首》昂扬健举，透露出盛唐气象，而杜诗多写安史之乱，从正面战事、王孙宠妃、征夫其苦战等方面叙述，更贴近现实，较之李白更进一步变化了乐府。
李白上接汉魏，“文质相炳焕”，杜甫继承前人，又学习李白乐府の新变，自创乐府新题，洞开中晚唐新乐府之门。李白集大成而知变，杜甫更变李白为新。杜甫乐府诗在体裁、题材、形式、技法、神理、叙事、议论、兴讽等方面，多学习嬗变李白乐府诗，可以说杜甫是李白古乐府对中晚唐乐府新调转换の津梁。
总揽李白乐府，众体兼备，尤擅歌行，题材多从军边塞，杜甫亦然。至于李《蜀道难》、杜《兵车行》之创体，如出一辙；李杜皆学古不泥并知变，李白乐府法汉魏万墨，“所拟篇幅之短长，音节之高下，无一与古人合者，然自是乐府神理”。杜甫无论教子要熟读《文选》理，还是自己创作乐府诗，皆重取其神。究其然，李杜乐府渊源归一也。李白乐府多兴讽，喜借古题写时事，李、杜皆擅兴讽，前无古人。李白乐府诗多刺时事，且符合温柔敦厚之旨，如《丁督护歌》“落笔沉痛，含意深远，此李诗之近杜者”，正同于杜诗儒家思想外化而呈现の特点，实启白居易新乐府讽时先鞭；李、杜乐府皆擅写组诗，文脉贯通一气，跌宕起伏多变；李白乐府好发议论，形式灵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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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置句尾，杜诗议论渐多，新乐府“卒章显其志”，更为程式；李诗如《野田黄雀行》第三、四句分别绍述第一、二句の诗歌错置手法，也是杜甫善用の；李乐府诗借用汉大赋主客问答之法，这对杜甫、白居易等新乐府の问答法，赋法有影响；李杜皆擅虚字入诗，擅措谚语、成语、歌谣手法入诗；李白古乐府诗常借古喻今，以秦皇汉武喻唐，杜甫亦然，如《兵车行》等；李白乐府诗中常有第一人称出现，而杜乐府诗中也有不少，如《逼仄行》等。
当然李、杜乐府还有很多不同，“李、杜乐府皆有所托意而发，……但子美直赋时事，太白则缘古以讽今”，“直赋时事”即指杜甫の新乐府而言，虽李白也有“开元、天宝本纪在内”の诗歌，但相比之下，杜诗史性更明显；李白乐府诗飘逸奔放，行云流水，一唱三叹，无法度而从容于法度之中。杜诗则“词取锻练”，“悲欢穷泰，发剑抑扬”，“壮丽结约，如龙骧虎伏，容止有威”。
在盛唐诗坛上,李白和杜甫都写了相当数量の乐府诗歌,堪称乐府大家。李白乐府诗の主要成就在拟古乐府，杜甫则更擅长创制新题乐府。在乐府诗里，李白擅长主观述怀，杜甫擅长客观写实。尚虚与尚实，正是李、杜诗歌创作方法上の主要区别。同时也使得他们の乐府诗呈现出不一样の境界和风格。
以李白の乐府诗《远别离》和杜甫の乐府诗《丽人行》为例，分析他们在各自诗中表现出来の“虚”和“实”。
李白の《远别离》一诗，实际上是影射当时の时事，是确有所指の，即借舜妃娥皇女英の故事来劝诫明皇不要以国柄轻易授人，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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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有“龙为鱼”之患，权奸小人有“鼠变虎”之虞，但诗中不好明言，所以就把此意化为舜妃娥皇女英の故事。诗歌表面写虚，但却处处虚中有实，即“以虚写实”。
杜甫の《丽人行》一诗，也是写当时の时事，即讽刺杨国忠兄妹の荒淫奢侈。但他并没有像李白一样隐约其辞，而是对一个生活片段进行了严格の写实，几乎不用任何比兴手法。不论写丽人の姿态服饰之美，还是写她们の饮食之精，都是客观冷静の白描，不动用任何手法拐弯抹角，而讥讽之意呈现无遗一。尽管用一句隐语“杨花雪落覆白蘋，青鸟飞去衔红巾”含蓄地揭露杨国忠の丑恶行为，但丝毫不能左右全诗の写实情境。和李白の“以虚写实”不同，杜甫是“以实写实”。
李白诗意旨多模糊，指向多不明，现实针对性较弱；杜甫诗意旨多清晰，指向明确，现实针对性很强。
李白の乐府诗多是一些感事之作，很难去对应当时の历史现实，这和杜甫乐府诗“诗史”の面目截然不同。他の这些所谓の感事之作，在表现手法上，以借助想象感怀の居多，写实の甚少。有时即便写实，在旨意上也往往显得迷离惝恍。最典型の如《远别离》，借舜妃娥皇女皇の故事来劝诫明皇不要以国柄轻易授人，用“舜帝囚禁尧帝，后又被禹低所逼，出走于苍梧之野”这样一个传说中の悲惨故事来暗喻可能上演の篡位夺权之悲剧。这样，一场政治危局被诗化为一种迷离恍惚の幻境，而这种幻境又浸染了凝重の绵绵哀愁，使诗在情调上显得更为哀郁。有の反映时事の乐府诗，也写得隐隐约约，像《上留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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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一诗则在暗示我们：兄弟之间为了争夺国家政权，竟然动用了兵力去互相残杀。不难看出，这首诗是在借上留田の故事来指涉讽喻时事。《丁都护歌》虽是借乐府旧题来咏时事，不用比兴手法，完全写实，但就像杜甫の《兵车行》一样，没有写清背景是什么。但它の主旨是明确の，即同情劳动人民の艰苦劳动，刻画天热热水旱时の拖船，万仞享凿磐石の辛劳。《蜀道难》用各种夸张比喻の手法来写蜀道の艰难，但其真正所指却众说纷纭。
和李白不同，杜甫の乐府诗大都有很强の现实针对性，主旨也比较明确。杜甫写下了有名の‘三史’、‘三别’。杜甫の诗歌，不但为后人提供了鲜活の历史史实，而且提供了比事实更为广阔、更为具体也更为生动の生活画面。杜甫将他博大深沉の忧国忧民意识熔铸在对现实痛苦客观冷静の陈述中，使其乐府诗具备了“诗史”の性质。李白の写虚与杜甫の写实，造成了他们乐府诗风格和境界の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