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文章和赏析 三闲集 篇章赏析

发布时间:2020-04-19 17:18:30

三 闲

无声的中 122

醉眼 中的朦 129 太平歌 137

我的态度气量和年 140 流氓的变 150


无声的中国

——二月十六日在香港青年会

讲以我这样没有什么可听的无聊的讲演,又在这样大雨的时候,竟还有这许多来听的诸君,我首先应当声明我的郑重的感谢。

我现在所讲的题目是:《无声的中国》。

现在,浙江,陕西,都在打仗,那里的人民哭着呢还是笑着呢,我们不知道。香港似乎很太平,住在这里的中国人,舒服呢还是不很舒服呢,别人也不知道。

发表自己的思想,感情给大家知道的是要用文章的,然而拿文章来达意,现在一般的中国人还做不到。这也怪不得我们; 因为那文字,先就是我们的祖先留传给我们的可怕的遗产。人们费了多年的工夫,还是难于运用。因为难,许多人便不理它

本篇最初刊于香港报纸 报纸名称及日期未详

青年会:即基督教青年会,基督教进行社会文化活动的机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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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甚至于连自己的姓也写不清是张还是章,或者简直不会写, 或者说道:Chang。虽然能说话,而只有几个人听到,远处的人们便不知道,结果也等于无声。又因为难,有些人便当作宝贝, 像玩把戏似的,之乎者也,只有几个人懂,——其实是不知道可真懂,而大多数的人们却不懂得,结果也等于无声。

文明人和野蛮人的分别,其一,是文明人有文字,能够把他们的思想,感情,藉此传给大众,传给将来。中国虽然有文字,现在却已经和大家不相干,用的是难懂的古文,讲的是陈旧的古意思, 所有的声音, 都是过去的, 都就是只等于零的。所以,大家不能互相了解,正像一大盘散沙。

将文章当作古董,以不能使人认识,使人懂得为好,也许是有趣的事罢。但是,结果怎样呢?是我们已经不能将我们想说的话说出来。我们受了损害,受了侮辱,总是不能说出些应说的话。拿最近的事情来说,如中日战争,拳匪事件,民元革命这些大事件,一直到现在,我们可有一部像样的著作?民国以来,也还是谁也不作声。反而在外国,倒常有说起中国的, 但那都不是中国人自己的声音,是别人的声音。

这不能说话的毛病,在明朝是还没有这样厉害的;他们还

中日战争:指 1894 甲午 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而引起的战争。

拳匪事件:指1900 年义和团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

民元革命:即1911 年 (辛亥) 孙中山领导的推翻清王朝、建立民国的民主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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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地能够说些要说的话。待到满洲人以异族侵入中国,讲历史的,尤其是讲宋末的事情的人被杀害了,讲时事的自然也被杀害了。所以,到乾隆年间,人民大家便更不敢用文章来说话了。所谓读书人,便只好躲起来读经,校刊古书,做些古时的文章,和当时毫无关系的文章。有些新意,也还是不行的;不是学韩,便是学苏。韩愈苏轼他们,用他们自己的文章来说当时要说的话,那当然可以的。我们却并非唐宋时人,怎么做和我们毫无关系的时候的文章呢。即使做得像,也是唐宋时代的声音,韩愈苏轼的声音,而不是我们现代的声音。然而直到现在,中国人却还耍着这样的旧戏法。人是有的,没有声音,寂寞得很。——人会没有声音的么?没有,可以说,是死了。倘要说得客气一点,那就是:已经哑了。

要恢复这多年无声的中国,是不容易的,正如命令一个死掉的人道:“你活过来!”我虽然并不懂得宗教,但我以为正如想出现一个宗教上之所谓“奇迹”一样。

首先来尝试这工作的是“五四运动”前一年,胡适之先生所提倡的“文学革命”。“革命”这两个字,在这里不知道可害怕, 有些地方是一听到就害怕的。但这和文学两字连起来的“革命”,却没有法国革命的“革命”那么可怕,不过是革新,改换一个字,就很平和了,我们就称为“文学革新”罢,中国

指清初统治者多次施于汉族人民的文字狱。

法国革命:指1789 年至1794 年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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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上, 这样的花样是很多的。那大意也并不可怕, 不过说: 我们不必再去费尽心机,学说古代的死人的话,要说现代的活人的话; 不要将文章看作古董, 要做容易懂得的白话的文章。然而, 单是文学革新是不够的, 因为腐败思想, 能用古文做, 也能用白话做。所以后来就有人提倡思想革新。思想革新的结果,是发生社会革新运动。这运动一发生,自然一面就发生反动,于是便酿成战斗……。

但是,在中国,刚刚提起文学革新,就有反动了。不过白话文却渐渐风行起来,不大受阻碍。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就因为当时又有钱玄同先生提倡废止汉字,用罗马字母来替代。这本也不过是一种文字革新,很平常的,但被不喜欢改革的中国人听见,就大不得了了,于是便放过了比较的平和的文学革命, 而竭力来骂钱玄同。白话乘了这一个机会,居然减去了许多敌人,反而没有阻碍,能够流行了。

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 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那时白话文之得以通行,就因为有废掉中国字而用罗马字母的议论的缘故。

其实,文言和白话的优劣的讨论,本该早已过去了,但中国是总不肯早早解决的, 到现在还有许多无谓的议论。例如, 有的说:古文各省人都能懂,白话就各处不同,反而不能互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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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了。殊不知这只要教育普及和交通发达就好,那时就人人都能懂较为易解的白话文;至于古文,何尝各省人都能懂,便是一省里, 也没有许多人懂得的。有的说: 如果都用白话文, 人们便不能看古书,中国的文化就灭亡了。其实呢,现在的人们大可以不必看古书,即使古书里真有好东西,也可以用白话来译出的,用不着那么心惊胆战。他们又有人说,外国尚且译中国书, 足见其好, 我们自己倒不看么? 殊不知埃及的古书, 外国人也译, 非洲黑人的神话, 外国人也译, 他们别有用意, 即使译出,也算不了怎样光荣的事的。近来还有一种说法,是思想革新紧要,文字改革倒在其次,所以不如用浅显的文言来作新思想的文章,可以少招一重反对。这话似乎也有理。然而我们知道,连他长指甲都不肯剪去的人,是决不肯剪去他的辫子的。

因为我们说着古代的话, 说着大家不明白, 不听见的话, 已经弄得像一盘散沙,痛痒不相关了。我们要活过来,首先就须由青年们不再说孔子孟子和韩愈柳宗元们的话。时代不同, 情形也两样, 孔子时代的香港不这样, 孔子口调的“ 香港论” 是无从做起的,“吁嗟阔哉香港也”,不过是笑话。

我们要说现代的,自己的话;用活着的白话,将自己的思想,感情直白地说出来。但是,这也要受前辈先生非笑的。他们说白话文卑鄙,没有价值;他们说年青人作品幼稚,贻笑大方。我们中国能做文言的有多少呢,其余的都只能说白话,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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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这许多中国人,就都是卑鄙,没有价值的么?至于幼稚,尤其没有什么可羞, 正如孩子对于老人, 毫没有什么可羞一样。幼稚是会生长,会成熟的,只不要衰老,腐败,就好。倘说待到纯熟了才可以动手,那是虽是村妇也不至于这样蠢。她的孩子学走路,即使跌倒了,她决不至于叫孩子从此躺在床上,待到学会了走法再下地面来的。

青年们先可以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大胆地说话, 勇敢地进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开了古人,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真,自然是不容易的。譬如态度,就不容易真,讲演时候就不是我的真态度,因为我对朋友,孩子说话时候的态度是不这样的。——但总可以说些较真的话,发些较真的声音。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须有了真的声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

我们试想现在没有声音的民族是那几种民族。我们可听到埃及人的声音? 可听到安南, 朝鲜的声音? 印度除了泰戈尔, 别的声音可还有?

我们此后实在只有两条路:一是抱着古文而死掉,一是舍掉古文而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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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 2 月,应香港青年会的邀请,鲁迅先生乘船由广州前往,向香港青年发表了这篇讲演。

讲演以广阔的历史视野和深刻的现实眼光,从当时中国的思想 文化现实出发,清理了历史的陈账与积垢,指明问题与症结,提出了现实的迫切任务。文章本身正是“无声的中国”里新的思想与声音,是处于被压抑、遭摧残而喑哑、沉闷时代的战斗之声。革命的炮声、爆炸声和工农民众的怒吼声已经响起。人民的心声也发出来了。鲁迅的这篇讲演,可以说是无声中的巨响和新声的号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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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眼”中的朦胧

旧历和新历的今年似乎于上海的文艺家们特别有着刺激力, 接连的两个新正一过,期刊便纷纷而出了。他们大抵将全力用尽在伟大或尊严的名目上,不惜将内容压杀。连产生了不止一年的刊物,也显出拚命的挣扎和突变来。作者呢,有几个是初见的名字,有许多却还是看熟的,虽然有时觉得有些生疏,但那是因为停笔了一年半载的缘故。他们先前在做什么,为什么今年一齐动笔了?说起来怕话长。要而言之,就因为先前可以不动笔,现在却只好来动笔,仍如旧日的无聊的文人,文人的无聊一模一样。这是有意识或无意识地, 大家都有些自觉的, 所以总要向读者声明“将来”:不是“出国”,“进研究室”,便是“取得民众”。功业不在目前,一旦回国,出室,得民之后, 那可是非同小可了。自然,倘有远识的人,小心的人,怕事的人,投机的人,最好是此刻豫致“革命的敬礼”。一到将来,就

本篇最初发表于1928 3 12 日《语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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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悔之晚矣”了。

然而各种刊物, 无论措辞怎样不同, 都有一个共通之点, 就是:有些朦胧。这朦胧的发祥地,由我看来,——虽然是冯乃超的所谓“醉眼陶然”——也还在那有人爱,也有人憎的官僚和军阀。和他们已有瓜葛,或想有瓜葛的,笔下便往往笑迷迷, 向大家表示和气, 然而有远见, 梦中又害怕铁锤和镰刀, 因此也不敢分明恭维现在的主子, 于是在这里留着一点朦胧。和他们瓜葛已断,或则并无瓜葛,走向大众去的,本可以毫无顾忌地说话了,但笔下即使雄赳赳,对大家显英雄,会忘却了他们的指挥刀的傻子是究竟不多的, 这里也就留着一点朦胧。于是想要朦胧而终于透漏色彩的,想显色彩而终于不免朦胧的, 便都在同地同时出现了。

其实朦胧也不关怎样紧要。便在最革命的国度里,文艺方面也何尝不带些朦胧。然而革命者决不怕批判自己,他知道得很清楚,他们敢于明言。惟有中国特别,知道跟着人称托尔斯泰为“卑污的说教人”了,而对于中国“目前的情状”,却只觉得在 “事实上,社会各方面亦正受着乌云密布的势力的支配”,连他的 “剥去政府的暴力,裁判行政的喜剧的假面”的勇气的几分之一也没有;知道人道主义不彻底了,但当“杀人如草不闻声”

杀人如草不闻声: 语见明代沈明臣作 《铙歌十章· 凯歌》。原是歌颂战功的,这里用以指国民党反动派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血腥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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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 连人道主义式的抗争也没有。剥去和抗争, 也不过是“咬文嚼字”,并非“直接行动”。我并不希望做文章的人去直接行动,我知道做文章的人是大概只能做文章的。

可惜略迟了一点,创造社前年招股本,去年请律师,今年才揭起“革命文学”的旗子,复活的批评家成仿吾总算离开守护“艺术之宫”的职掌,要去“获得大众”,并且给革命文学家 “保障最后的胜利”了。这飞跃也可以说是必然的。弄文艺的人们大抵敏感,时时也感到,而且防着自己的没落,如漂浮在大海里一般,拼命向各处抓攫。二十世纪以来的表现主义,踏踏主义,什么什么主义的此兴彼衰,便是这透露的消息。现在则已是大时代,动摇的时代,转换的时代,中国以外,阶级的对立大抵已经十分锐利化,农工大众日日显得着重,倘要将自己从没落救出,当然应该向他们去了。何况“呜呼!小资产阶级原有两个灵魂。……”虽然也可以向资产阶级去,但也能够向无产阶级去的呢。

这类事情,中国还在萌芽,所以见得新奇,须做《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 那样的大题目,但在工业发达,贫富悬隔的国度里,却已是平常的事情。或者因为看准了将来的天下,是

表现主义:20 世纪初流行于德国和奥地利的资产阶级文艺流派。

踏踏主义:通称达达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流行于瑞士、美国、法国的资产阶级文艺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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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者的天下,跑过去了;或者因为倘帮强者,宁帮弱者,跑过去了;或者两样都有,错综地作用着,跑过去了。也可以说, 或者因为恐怖,或者因为良心。成仿吾教人克服小资产阶级根性, 拉“ 大众” 来作“ 给与” 和“ 维持” 的材料, 文章完了, 却正留下一个不小的问题:倘若难于“保障最后的胜利”,你去不去呢?

这实在还不如在成仿吾的祝贺之下,也从今年产生的《文化批判》 上的李初梨的文章,索性主张无产阶级文学,但无须无产者自己来写;无论出身是什么阶级,无论所处是什么环境, 只要“以无产阶级的意识,产生出来的一种的斗争的文学”就 是,直截爽快得多了。但他一看见“以趣味为中心”的可恶的 “语丝派”的人名就不免曲折,仍旧“要问甘人君,鲁迅是第几阶级的人?”我的阶级已由成仿吾判定:“他们所矜持的是‘闲 暇,闲暇,第三个闲暇’;他们是代表着有闲的资产阶级,或者 睡在鼓里的小资产阶级。……如果北京的乌烟瘴气不用十万两 无烟火药炸开的时候,他们也许永远这样过活的罢。”我们的批判者才将创造社的功业写出,加以“否定的否定”,要去“获得 大众”的时候,便已梦想“十万两无烟火药”,并且似乎要将我 挤进“资产阶级”去 因为“有闲就是有钱”云,我倒颇也觉得危险了。后来看见李初梨说:“我以为一个作家,不管他是第 一第二……第百第千阶级的人,他都可以参加无产阶级文学运 动;不过我们先要审察他们的动机。……”这才有些放心,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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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虑的是对于我仍然要问阶级。“ 有闲便是有钱”; 倘使无钱,该是第四阶级,可以“参加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了罢,但我知道那时又要问“动机”。总之,最要紧是“获得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这回可不能只是“获得大众”便算完事了。横竖缠不清,最好还是让李初梨去“由艺术的武器到武器的艺术”,让成仿吾去坐在半租界里积蓄“十万两无烟火药”,我自己是照旧讲“趣味”。

那成仿吾的“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的切齿之声,在我是觉得有趣的。因为我记得曾有人批评我的小说,说是“第一个是冷静,第二个是冷静,第三个还是冷静”,“冷静”并不算好批判,但不知怎地竟像一板斧劈着了这位革命的批评家的记忆中枢似的,从此“闲暇”也有三个了。倘有四个,连《小说旧闻钞》 也不写,或者只有两个,见得比较地忙,也许可以不至于被“奥伏赫变”(“除掉”的意思,Aufheben 的创造派的译音,但我不解何以要译得这么难写,在第四阶级,一定比照描一个原文难) 罢,所可惜的是偏偏是三个。但先前所定的不“努力表现自己”之罪,大约总该也和成仿吾的“否定的否

第四阶级:即无产阶级。过去外国历史家曾把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法国社会分为三个阶级应译“等级”。第一阶级: 国王;第二阶级:僧侣和贵族;第三阶级:当时的被统治阶级, 其中包括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工人、农民等。后来又有人把工人阶级称为第四阶级。这是一种不科学的说法。

奥伏赫变:德语音译,现通译为“扬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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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一同勾消了。

创造派“为革命而文学”,所以仍旧要文学,文学是现在最紧要的一点, 因为将“ 由艺术的武器, 到武器的艺术”, 一到“武器的艺术”的时候,便正如“由批判的武器,到用武器的批判”的时候一般,世界上有先例,“徘徊者变成同意者,反对者变成徘徊者”了。

但即刻又有一点不小的问题: 为什么不就到“ 武器的艺术”呢?

这也很像“有产者差来的苏秦的游说”。但当现在“无产者未曾从有产者意识解放以前”,这问题是总须起来的,不尽是资产阶级的退兵或反攻的毒计。因为这极彻底而勇猛的主张, 同时即含有可疑的萌芽了。那解答只好是这样:因为那边正有“武器的艺术”,所以这边只能“艺术的武器”。

这艺术的武器,实在不过是不得已,是从无抵抗的幻影脱出,坠入纸战斗的新梦里去了。但革命的艺术家,也只能以此维持自己的勇气,他只能这样。倘他牺牲了他的艺术,去使理论成为事实,就要怕不成其为革命的艺术家。因此必然的应该坐在无产阶级的阵营中,等待“武器的铁和火”出现。这出现之际,同时拿出“武器的艺术”来。倘那时铁和火的革命者已有一个“闲暇”,能静听他们自叙的功勋,那也就成为一样的战

苏秦:战国时期的纵横家,曾游说齐、楚、燕、赵、韩、魏六国联合抗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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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了。最后的胜利。然而文艺是还是批判不清的,因为社会有许多层, 有先进国的史实在; 要取目前的例, 则《文化批判》已经拖住 Upton Sinclair,《创造月刊》 也背了 Vigny 在“ 开步走”了。

倘使那时不说“不革命便是反革命”,革命的迟滞是“语丝派”之所为,给人家扫地也还可以得到半块面包吃,我便将于八时间工作之暇,坐在黑房里,续钞我的《小说旧闻钞》,有几国的文艺也还是要谈的,因为我喜欢。所怕的只是成仿吾们真像符拉特弥尔·伊力支一般,居然“获得大众”;那么,他们大约更要飞跃又飞跃,连我也会升到贵族或皇帝阶级里,至少也总得充军到北极圈内去了。译著的书都禁止,自然不待言。

不远总有一个大时代要到来。现在创造派的革命文学家和无产阶级作家虽然不得已而玩着“艺术的武器”,而有着“武器的艺术”的非革命武学家也玩起这玩意儿来了,有几种笑迷迷的期刊便是这。他们自己也不大相信手里的“武器的艺术”了罢。那么,这一种最高的艺术——“武器的艺术”现在究竟落

①Upton Sinclair:辛克莱,美国小说家。著有长篇小说《屠场》、《石炭王》、《世界末日》等。

②Vigny:维尼,法国消极浪漫主义诗人。著有 《上古和近代诗集》、《命运集》等。

符拉特弥尔·伊力支:即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

几种笑眯眯的期刊:指国民党反动派当时所办的一些刊物,如《新生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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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谁的手里了呢?只要寻得到,便知道中国的最近的将来。

二月二十三日,上海。

这是一篇关于革命文学论争的杂文。由于是侧重于反驳的议 论,因而,作者抓住对方在论点和论证方法上的错误与矛盾,通过 摆事实、讲道理,用严谨的逻辑推理和议论的强大力量,从理论上 驳倒对方,以充分显示自己意见的正确性和深刻性。但同时鲁迅又 不拘泥于传统驳论文的固定结构,而在理论的框架中纵横开拓,变 化万端,又表现出作者思想方法的周密性与文章逻辑结构的生动性。从整篇结构来看,思路清晰,逻辑严谨,层层深入,先破后立,无 懈可击。开头自然而结尾有力,真有出神入化之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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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歌诀

四月六日的《申报》 上有这样的一段记事:“南京市近日忽发现一种无稽谣传,谓总理墓行将工竣,石匠有摄收幼童灵魂, 以合龙口之举。市民以讹传讹,自相惊扰,因而家家幼童,左肩各悬红布一方,上书歌诀四句,借避危险。其歌诀约有三种:

(一 人来叫我魂, 自叫自当承。叫人叫不着, 自己顶石坟。

(二 石叫石和尚, 自叫自承当。急早回家转, 免去顶坟坛。

(三 你造中山墓, 与我何相干? 一叫魂不去, 再叫自承当。”

(后略)

这三首中的无论那一首,虽只寥寥二十字,但将市民的见解:对于革命政府的关系,对于革命者的感情,都已经写得淋漓尽致。虽有善于暴露社会黑暗面的文学家,恐怕也难有做到这么简明深切的了。“叫人叫不着,自己顶石坟”。则竟包括了许多革命者的传记和一部中国革命的历史。

本篇最初发表于1928 4 30 日《语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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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有些人们的文字,似乎硬要说现在是“黎明之前”。然而市民是这样的市民,黎明也好,黄昏也好,革命者们总不能不背着这一伙市民进行。鸡肋,弃之不甘,食之无味,就要这样地牵缠下去。五十一百年后能否就有出路,是毫无把握的。

近来的革命文学家往往特别畏惧黑暗,掩藏黑暗,但市民却毫不客气,自己表现了。那小巧的机灵和这厚重的麻木相撞, 便使革命文学家不敢正视社会现象,变成婆婆妈妈,欢迎喜鹊, 憎厌枭鸣, 只捡一点吉祥之兆来陶醉自己, 于是就算超出了时代。

恭喜的英雄,你前去罢,被遗弃了的现实的现代,在后面恭送你的行旌。

但其实还是同在。你不过闭了眼睛。不过眼睛一闭,“顶石坟”却可以不至于了,这就是你的“最后的胜利”。

四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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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一开始引用了4 6 日《申报》上的一则纪事原文,意思说南京有谣传,说孙中山墓将竣工,石匠要取幼童的灵魂来“合龙口”。于是市民惊扰,家家幼童左肩上悬一条红布,上写有“你造中山墓,与我何相干?”“人来叫我魂,自叫自当承。叫人叫不着,自己顶石坟”等歌诀。作者在这里艺术地概括了他一贯的思想:历史证明,如不能很好地解决革命与群众的关系,中国革命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

杂文接着笔锋一转,把批判的锋芒针对了某些脱离人民、脱离实的“革命文学家”,批评他们“不敢正视社会现象,变成婆婆妈,欢迎喜鹊,憎厌枭鸣,只捡一点吉祥之兆来陶醉自己,于是就超出了时代”。

作者能在一则平常的纪事中,开掘出如此精辟透彻的见解,产 生出如此大的效力,这非一般的就事论事者所能企及。我们不能不佩服鲁迅饱满的政治热情,高度的政治敏锐性和超人的洞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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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

英勇的刊物是层出不穷,“文艺的分野”上的确热闹起来了。日报广告上的《战线》 这名目就惹人注意,一看便知道其中都是战士。承蒙一个朋友寄给我三本,才得看见了一点枪烟, 并且明白弱水做的《谈中国现在的文学界》 里的有一粒弹子, 是瞄准着我的。为什么呢?因为先是《“醉眼”中的朦胧》 做错了。据说错处有三:一是态度,二是气量,三是年纪。复述易于失真,还是将这粒子弹移置在下面罢:“鲁迅那篇,不敬得很,态度太不兴了。我们从他先后的论战上看来,不能不说他的量气太窄了。最先据所知 他和西滢战,继和长虹战,我们一方面觉得正直是在他这面,一方面又觉得辞锋太有点尖酸刻薄,现在又和创造社战,辞锋仍是尖酸,正直却不一定落在他这面。

本篇最初发表于1928 5 7 日《语丝》。

文艺的分野:当时创造社同人的常用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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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 仿吾和初梨两人对他的批评是可以有反驳的地方, 但这应庄严出之,因为他们所走的方向不能算不对,冷嘲热刺, 只有对于冥顽不灵者为必要,因为是不可理喻。

对于热烈猛进的绝对不合用这种态度。他那种态度,虽然在他自己亦许觉得骂得痛快,但那种口吻,适足表出‘老头子’ 的确不行吧了。好吧,这事本该是没有勉强的必要和可能,让各人走各人的路去好了。我们不禁想起了五四时的林琴南先生了!”

这一段虽然并不涉及是非,只在态度,量气,口吻上,断定这“老头子的确不行”,从此又自然而然地抹杀我那篇文字,但粗粗一看, 却很像第三者从旁的批评。从我看来,“ 尖酸刻薄” 之处也不少, 作者大概是青年, 不会有“ 老头子” 气的, 这恐怕因为我“冥顽不灵”,不得已而用之的罢,或者便是自己不觉得。不过我要指摘,这位隐姓埋名的弱水先生,其实是创造社那一面的。我并非说,这些战士,大概是创造社里常见他的脚踪,或在艺术大学里兼有一只饭碗,不过指明他们是相同的气类。因此,所谓《战线》,也仍不过是创造社的战线。所以我和西滢长虹战,他虽然看见正直,却一声不响,今和创造社战,便只看见尖酸,忽然显战士身而出现了。其实所断定的先

艺术大学:即上海艺术大学,周勤豪创办的专教绘画的学校,一九二八年得到创造社的合作,开设文学、美术和社会科学三个系,主要课程由创造社同人分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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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回的我的“正直”,也还是死了已经两千多年了的老头子老聃先师的“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战略,我并不感服这类的公评。陈西滢也知道这种战法的,他因为要打倒我的短评,便称赞我的小说,以见他之公正。即使真以为先两回是正直在我这面的罢, 也还是因为这位弱水先生是不和他们同系, 同社, 同派, 同流……。从他们那一面看来,事情可就两样了。我“和西滢战”了以后,现代系的唐有壬曾说《语丝》 的言论,是受了墨斯科的命令;“和长虹战”了以后,狂飙派的常燕生曾说 《狂飙》 的停版,也许因为我的阴谋。但除了我们两方以外,恐怕不大有人注意或记得了罢。事不干己,是很容易滑过去的。

这次对于创造社, 是的,“ 不敬得很”, 未免有些不“ 庄严”;即使在我以为是直道而行,他们也仍可认为“尖酸刻薄”。于是“论战”便变成“态度战”,“量气战”,“年龄战”了。但成仿吾辈的对我的“态度”,战士们虽然不屑留心到,在我本身是明白的。我有兄弟,自以为算不得就是我“不可理喻”,而这位批评家于《呐喊》 出版时,即加以讥刺道:“这回由令弟编了出来,真是好看得多了”。这传统直到五年之后,再见于冯乃超的论文,说是“无聊赖地跟他弟弟说几句人道主义的美丽的说

和西滢战:1925 年至 1926 年间,鲁迅与现代评论派的陈西滢等围绕女师大事件、五卅惨案和三一八惨案,进行了激烈的论战。

和长虹战:指1926 年底鲁迅对高长虹的诽谤所进行的回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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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我的主张如何且不论,即使相同,何以说话相同便是“无聊赖地”?莫非一有“弟弟”,就必须反对,一个讲革命,一个 即该讲保皇,一个学地理,一个就得学天文么?还有,我合印 一年的杂感为《华盖集》,另印先前所钞的小说史料为 《小说旧闻钞》,是并不相干的。这位成仿吾先生却加以编排道:“我们 的鲁迅先生坐在华盖之下正在抄他的‘小说旧闻’。”这使李初梨很高兴, 今年又抄在《文化批判》 里, 还乐得不可开交道, “他(成仿吾) 这段文章,比‘趣味文学’还更有趣些。”但是还不够,他们因为我生在绍兴,绍兴出酒,便说“醉眼陶然”;因为我年纪比他们大了,便说“老生”,还要加注道:“若许我 用文学的表现。”

而这一个“老”的错处,还给《战线》 上的弱水先生作为“的确不行”的根源。我自信对于创造社,还不至于用了他们的籍贯,家族,年纪,来作奚落的资料,不过今年偶然做了一篇文章,其中第一次指摘了他们文字里的矛盾和笑话而已。但是“态度”问题来了,“量气”问题也来了,连战士也以为尖酸刻薄。莫非必须我学革命文学家所指为“卑污”的托尔斯泰,毫无抵抗,或者上一呈文:“小资产阶级或有产阶级臣鲁迅诚惶诚恐谨呈革命的‘印贴利更追亚’老爷麾下”,这才不至于“的确不行”么?

至于我是“老头子”,却的确是我的不行。“和长虹战”的

印贴利更追亚:俄语,即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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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他也曾指出我这一条大错处,此外还嘲笑我的生病。而且也是真的,我的确生过病,这回弱水这一位“小头子”对于这一节没有话说,可见有些青年究竟还怀着纯朴的心,很是厚道的。所以他将“冷嘲热刺”的用途,也瓜分开来,给“热烈猛进的”制定了优待条件。可惜我生得太早,已经不属于那一类, 不能享受同等待遇了。但幸而我年青时没有真上战线去, 受过创伤,倘使身上有了残疾,那就又添一件话柄,现在真不知道要受多少奚落哩。这是“ 不革命” 的好处, 应该感谢自己的。

其实这回的不行,还只是我不行,无关年纪的。托尔斯泰, 克罗颇特庚,马克斯,虽然言行有“卑污”与否之分,但毕竟都苦斗了一生,我看看他们的照相,全有大胡子。因为我一个而抹杀一切“老头子”,大约是不算公允的。然而中国呢,自然不免又有些特别, 不行的多。少年尚且老成, 老年当然成老。林琴南先生是确乎应该想起来的,他后来真是暮年景象,因为

高长虹在 《狂飙》 第 5 1926 11 7 日) 发表的

1925 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 中, 毁谤鲁迅为“ 世故老人”,又嘲弄他“入于心身交病之状况矣”。

克罗颇特庚:通译克鲁泡金,俄国无政府主义者。

林琴南:名纾,号畏庐,福建闽侯(今属福州) 人,翻译家。他曾据别人口述,以文言翻译欧美文学作品一百多种,在当时影响很大,后集为《林译小说》。他晚年是反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守旧派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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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白话,不能论战,便从横道儿来做一篇影射小说,使一个武人痛打改革者,——说得“美丽”一点,就是神往于“武器的文艺”了。旧的和新的,往往有极其相同之点——如:个人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往往都反对资产阶级,保守者和改革者往往都主张为人生的艺术,都讳言黑暗,棒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都厌恶人道主义等——林琴南先生的事也正是一个证明。至于所以不行之故,其关键就全在他生得更早,不知道这一阶级将被“奥服赫变”,及早变计,于是归根结蒂,分明现出 Fascist本相了。但我以为“老头子”如此,是不足虑的,他总比青年先死。林琴南先生就早已死去了。可怕的是将为将来柱石的青年,还象他的东拉西扯。

又来说话,量气又太小了,再说下去,就要更小,“正直”岂但“不一定”在这一面呢,还要一定不在这一面。而且所说 的又都是自己的事,并非“大贫”的民众……。但是,即使所 讲的只是个人的事,有些人固然只看见个人,有些人却也看见 背景或环境。例如《鲁迅在广东》 这一本书,今年战士们忽以为编者和被编者希图不朽,于是看得“烦躁”,也给了一点对于 “ 冥顽不灵” 的冷嘲。我却以为这太偏于唯心论了, 无所谓不

林琴南的这篇影射小说,题为《荆生》,载于 1919 2

17 日上海《新申报》。

大贫:“大贫”一词,最初见于孙中山 《三民主义·民生主义》:“中国人通通是贫,并没有大富,只有大贫小贫的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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朽,不朽又干吗,这是现代人大抵知道的。所以会有这一本书, 其实不过是要黑字印在白纸上, 订成一本, 作商品出售罢了。无论是怎样泡制法,所谓“鲁迅”也者,往往不过是充当了一种的材料。这种方法,便是“所走的方向不能算不对”的创造社也在所不免的。托罗兹基虽然已经“没落”,但他曾说,不含利害关系的文章,当在将来另一制度的社会里。我以为他这话却还是对的。

四月二十日。

托罗兹基:通译托洛茨基。这里引述他的话,见《文学与革命》第八章《革命的与社会主义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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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首先列举事实,指出是成仿吾与冯乃超以奚落的、讥刺的态度”,发难于前,又有成仿吾、李初梨因“量气太窄”,而在鲁迅的“生在绍兴,绍兴出酒,便说‘醉眼陶然’”。因鲁迅的年纪比他大,便说是“老生”施之其后,而弱水则据“这一个‘老’的错”,判鲁迅为“的确不行”。

为了具体而详尽的说明这个问题,作者先以“其实这回的不行,还只是我不行,无关年纪的”一句话,排除了现象的干扰,继之以托尔斯泰、克罗颇特庚、马克思“毕竟都苦斗了一生”的主流和本质,与“他们的照相,全有大胡子”的生理特征之间的非本质的联系,推导出“因为我一个而抹杀一切‘老头子’,大约是不算公允的”的结论,生动而形象地说明了看人看事应有的辩证的分析方法。其境界之高,论述之深,态度之诚,不是于此可见一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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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氓的变迁

孔墨都不满于现状,要加以改革,但那第一步,是在说动人主,而那用以压服人主的家伙,则都是“天”。孔子之徒为儒,墨子之徒为侠。“儒者,柔也”,当然不会危险的。惟侠老实,所以墨者的末流,至于以“死”为终极的目的。到后来, 真老实的逐渐死完,止留下取巧的侠,汉的大侠,就已和公侯权贵相馈赠,以备危急时来作护符之用了。

司马迁说:“ 儒以文乱法, 而侠以武犯禁”,“ 乱” 之和“犯”,决不是“叛”,不过闹点小乱子而已,而况有权贵如“五侯”者在。

“ 侠” 字渐消, 强盗起了, 但也是侠之流, 他们的旗帜是

本篇最初发表于1930 1 1 日上海《萌芽月刊》。

天:指儒、墨两家著作中的所谓“天命”、“天意”。语见

《论语·季氏》。

死:指游侠中流行的一种侠义精神。这些游侠往往为某些权贵所豢养。“士为知己者死”,就是他们的道德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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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天行道”。他们所反对的是奸臣,不是天子,他们所打劫的是平民,不是将相。李逵劫法场时,抡起板斧来排头砍去,而所砍的是看客。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 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

满洲入关,中国渐被压服了,连有“侠气”的人,也不敢再起盗心,不敢指斥奸臣,不敢直接为天子效力,于是跟一个好官员或钦差大臣,给他保镳,替他捕盗,一部《施公案》,也说得很分明,还有《彭公案》,《七侠五义》 之流,至今没有穷尽。他们出身清白,连先前也并无坏处,虽在钦差之下,究居平民之上, 对一方面固然必须听命, 对别方面还是大可逞雄, 安全之度增多了,奴性也跟着加足。

然而为盗要被官兵所打,捕盗也要被强盗所打,要十分安全的侠客,是觉得都不妥当的,于是有流氓。和尚喝酒他来打, 男女通奸他来捉,私娼私贩他来凌辱,为的是维持风化;乡下人不懂租界章程他来欺侮,为的是看不起无知;剪发女人他来嘲骂,社会改革者他来憎恶,为的是宝爱秩序。但后面是传统的靠山,对手又都非浩荡的强敌,他就在其间横行过去。现在的小说,还没有写出这一种典型的书,惟《九尾龟》 中的章秋谷,以为他给妓女吃苦,是因为她要敲人们竹杠,所以给以惩罚之类的叙述,约略近之。

由现状再降下去,大概这一流人将成为文艺书中的主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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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等候“革命文学家”张资平“氏”的近作。

鲁迅的《流氓的变迁》,虽然文字的主要部分是说流氓的流变, 说古道今,而其意则在于大中取小,从他们不断变迁中揭示出其共 同特征:既要为主子服务,又要千方百计掩盖其奴才面目,以便愚 弄广大百姓。

鲁迅写此文的真正意图,说历史是虚,揭露张资平是实,是以 虚带实。他用了层层推进的写法,每推进一层便会帮助人们有一个新的认识。将“儒”和“侠”说成奴才已令人吃惊,再把强盗、保镖视为“侠”的变种足可使人瞠目结舌,而把活跃于上海滩,正为青年们讲授“小说学”,还披着“无产阶级作家”外衣的张资平说成文化流氓简直匪夷所思了。但由于前面的一系列铺垫衬托,你不能不相信鲁迅所说的是千真万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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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文章和赏析 三闲集 篇章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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