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之歌》：小资女性的革命成长叙述

一、 杨沫生平与创作

杨沫（1914——1995），原名杨成业，抗日战争后期开始使用“杨沫”之名。出生于北平。祖籍湖南省湘阴县。中学时期，因为家道中落及为逃避包办婚姻，被迫辍学，离家出走河北香河等地，先后担任小学教员、家庭教师和书店职员。期间开始接触共产党人，在他们的影响下，逐渐参加革命活动。解放后，曾从事妇女工作、报刊编辑与电影编辑，后为专业作家。1958年1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代表作《青春之歌》。新时期以来，杨沫先创作了长篇小说《东方欲晓》，后又创作了两个《青春之歌》的续篇《英华之歌》和《芳菲之歌》。人们把这三步长篇小说合称为“青春”三部曲。

二、 作品梗概

1、 告别旧式的家庭

林道静出生在一个大地主家庭，亲生母亲是一个出身佃农的女佣，被她父亲林伯唐霸占成姨太太，后又被逼死。林道静从小像个小狗似的成长。中学毕业后，家里破产，父亲离家逃走，异母逼她嫁给胡局长，想把林道静变成她的摇钱树。她愤然逃出北京的家。

2、 告别浪漫的爱情和温暖的小家庭

林道静离家出走来到北戴河投亲谋职，没想到她表哥夫妇已辞职离开了此地。为难之际，又被杨庄小学校长余敬唐欺骗。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她选择了大海作为自己的归宿，就在她跳向大海的一刹那，北平大学国文系的学生有着骑士兼诗人风度的余永泽救了她。余永泽的言谈举止打动了林道静，使林道静暂时忘掉了一切危难和痛苦，同意余永泽的劝说，留在杨庄当小学教员，并且对教书生活和孩子们也渐渐发生兴趣。有一天，林道静在课堂，把“九·一八”的惨痛消息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恶，以及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一气向小学生们讲了整整一堂课，激起了孩子们的爱国情绪。遭到余敬唐的冷嘲热讽。林道静辞去了小学教员的工作，毅然跨上了去北平的火车，去投奔她的要好朋友王晓燕。王晓燕是和林道静同岁的高小学生，她父亲王鸿宾是北大历史系教授，王晓燕现在已是北大历史系一年级学生了。林道静在北京没有生活来源，寻找工作又到处碰壁，还险受一个日本人的欺侮。在余永泽的柔声哀求中，林道静和余永泽同居了。余永泽的温存和体贴，使林道静也感到幸福和满足。但她也渐渐发现了余永泽的自私和冷酷。他这个地主少爷瞧不起贫农老乡魏三大伯，连一点路费钱都舍不得借给她。后来林道静结识了卢嘉川、许宁、郑瑾等一批爱国学生。和这些忧国忧民、一腔热血的革命者相比，不问政治，热心于经营小家庭，整天埋头于故纸堆里的余永泽在林道静的心目中渐渐失去了曾经的魅力。林道静开始如饥似渴地读革命书籍，积极参加进步活动，尽管余永泽极力反对，林道静还是和北大学生一起上街，参加纪念“三·一八”游行。后来戴愉叛变党组织，他知道的组织纷纷遭到了破坏，许宁、侯瑞等革命学生被捕。卢嘉川为躲避敌人追捕来到林道静的住处。当林道静替卢嘉川送信时，余永泽在家里见到了卢嘉川，他出于自私和嫉恨的心理，将卢嘉川赶出家门，结果卢嘉川也被捕了。林道静终于明白了政治上分歧、不是一条道路上的“伴侣”是没法生活在一起的，光靠着“情感来维系，幻想着和平共居互不相扰，是自己欺骗自己，她终于和余永泽分手了。

3、 接受革命的洗礼

卢嘉川、许宁等进步学生和人士在狱中仍坚持斗争，一些革命者被杀害了。林道静与所有进步朋友失去了联系，她把卢嘉川临走前留下的一包宣传品拿出来，想起卢嘉川对她说过的话，备受鼓舞。她开始独立作战。她靠黑夜的掩护到大小胡同张贴宣传标语和散发传单。青年们看到传单深受鼓舞，他们相信共产党又活跃起来了，革命高潮也许又要来到了。而敌人却非常害怕。戴愉又以革命者的面目骗取了林道静的信任，结果林道静也被戴愉出卖惨遭被捕。胡局长又一变为党部特务，亲自出面对她利诱恐吓兼施，她不为所动。敌人没办法就放了她，但被特务们监视着。这时她的朋友王晓燕和李槐英来到她的身边，在王晓燕的父亲和她的朋友帮助和掩护下，林道静平安逃出了北平，来到定县当上了小学教员。几个月过去了，郑瑾介绍了一位叫江华的同志来到她这里，正当她苦闷孤独的时候，见到了江华，也就是领导纪念“三·一八”游行的革命同志李孟颙，林道静高兴极了。江华是一位地下党员，他又给林道静讲了许多革命道理，教导她如何了解农民的疾苦，如何深入到农民当中去，组织农民站起来和地主老财作斗争。在江华的直接领导下，林道静积极参与了麦收时农民抢收麦子。她向江华提出了入党的请求。江华鼓励她勇敢地接受党的考验，由于革命活动暴露，江华通知林道静回北平。林道静按照江华的指示回到北平，去找郑瑾联系，没有找到。不久，林道静再次被捕。她拒绝在“自首书”上签字，遭到敌人的严刑拷打。在牢里她见到了郑瑾（真名林红）。林红的革命精神给了林道静和难友以巨大的鼓舞。林红被害后，林道静揭穿了女特务，开始参加狱中的绝食斗争。后来得知卢嘉川也被杀害了。此时，江华来到北平和获释的侯瑞开始营救狱中的同志。日寇占领北平前夕，在同志们的营救下，由王鸿宾教授出面保释林道静出狱。

4、 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成人礼

在江华等人的介绍下，组织上研究了林道静的全部历史，考察了她在狱中的表现，批准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化名路芳到北大做学生工作，组织爱国学生和国民党进行斗争。由于戴愉的欺骗，王晓燕以为林道静是个叛徒，便不理睬她。林道静在北大遭到学生中的特务王忠等人的毒打。她毫不屈服，仍坚持斗争。在党的指示下，她和侯瑞积极争取王晓燕。他们以有力的证据揭穿了混在学生中的特务王忠等人，王晓燕开始醒悟了。叛徒戴愉得到了应有的惩罚。正当林道静苦闷的时候，江华又带来了党的指示。林道静的态度更坚决果断了。她和侯瑞一个班一个班地去发动学生，及时抓住学生的苦闷心理给予启发引导，把学生都组织起来，几个系先后成立了学生自治会。一天早饭时分，江华冒着大雪来告诉林道静，市委决定由学联组织“一二·九”大游行。1935年12月9日，轰轰烈烈的“一二·九”运动爆发了。由于发高烧，林道静没能参加“一二·九”大游行。“一二·九”之后的一星期内，党紧密地团结了各个学校涌现出来的大批积极分子，广大爱国青年也纷纷奔到民族解放的战场上来。于是党的力量，人民的力量迅速扩大了。为了继续扩大“一二·九”的成果，为了发动更多的群众涌向正义的爱国之路，为了反对出卖华北的冀察政委会的成立，12月15日晚，党领导学联的负责人决定在12月16日伪“冀察政务委员会”正式成立的日子，再一次号召全市的大中学校来一次规模更大的示威游行。江华连夜通知林道静关于第二天的行动计划，北大的工作他全部交给林道静负责。林道静整整奔忙了一夜。她、侯瑞和其他党员以及积极分子们，分头分工负责组织，终于在三四个钟头内秘密动员了一批北大同学去参加游行示威。一切组织布置妥当，她才作为一个游行群众奔向集合地。在游行队伍中，她首先看见了李槐英——这位曾经同情和帮助过林道静的女学生，后来不问政治，当了“校花”、“皇后”，可是，日寇的暴行，终于使她觉悟过来。王晓燕的父母全来参加游行了。工人、小贩、公务员、洋车夫、新闻记者、年轻的家庭主妇、甚至退伍的士兵都陆续涌到了游行队伍中来。无穷尽的人流，鲜明夺目的旗帜，嘶哑而又悲壮的口号，继续沸腾在古老的故都街头和上空，雄健的步伐也继续不停地前进——不停地前进。
三、作品的自传因素和意识形态重构

1、林道静——杨沫的真实的影子

1914年，杨沫出生在北京的一个大户人家，原名杨成业。父亲整日出没于娱乐场所，忙于娶姨太太；母亲常常出去打牌，对孩子漠不关心。这个缺少亲情温暖的家唯一的好处就是藏书很多。孤寂的少女杨沫，识字之后，就用看书来填补精神的空虚和情感的冷漠。少女时代的杨沫读了很多“五四”以来追求个性解放的书籍。其中美国著名舞蹈家伊莎多拉·邓肯既让她惊骇，又让她敬佩。受邓肯影响，杨沫喜欢大海，追求爱情自由，有叛逆意识。

杨沫16岁那年，家庭败落。父亲携姨太太逃之夭夭，母亲要把她嫁给一个小军阀。杨沫反对这桩包办婚姻，毅然离家出走，也遇到了类似于林道静那样的困难，也像林道静幸遇余永泽那样结识了张中行。杨沫感叹张中行的学问大，博古通今。张中行也喜欢杨沫的直爽、热情。当杨沫走投无路时，张中行挺身而出，帮她找到了工作，解决了生计问题。此后，两人感情迅速升温。
张中行给了她呵护和尊重，让她感受到从未有过的、巨大的、令她晕眩的幸福。杨沫与他的恋爱，如熊熊大火，势不可当。
杨沫怀孕了。当她喜悦地把这个消息告诉张中行时，他却愁眉不展，让杨沫十分困惑和吃惊。随之，敏感的杨沫对他极为不满。两个人感情上已有隔膜，相对无言。最后，杨沫决定去远郊妹妹的奶妈家把孩子生下。临走时，张也没有说送她一程。杨沫后来在文章里写道：“眼看着我挺着大肚子，一个人上了路，他竟连送送我的意思都没有，好狠心的人呀！”杨沫虽然埋怨他，却还是深深爱着他。两人在沙滩的小公寓里一起生活。然而，他们之间的差异日渐显露出来。杨沫想投身革命，渴望干出一番事业，改变自己的平庸命运。张中行是个醉心于古文古籍研究的学者，他希望杨沫做个贤妻良母，过平静的日子。

1933年除夕，杨沫在妹妹（著名电影演员白杨）的住所，认识了一批进步青年，这次偶然的见面，改变了她的一生。杨沫被他们迷住了：一个一个都那么有思想，忧国忧民，不畏强权，不怕坐牢，好像有一股清新的风，向她迎面吹来，搅乱了她的心绪。终于有一天，她给张中行写信要求断绝关系。

1936年，杨沫认识了革命青年马建民。并于当年结婚。马建民白天在报社工作，晚上陪伴即将生产的杨沫。他喜欢分析当时的中国局势、共产党的主张以及听来的红军长征传闻。杨沫饥渴地听着，感觉似乎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在马建民的帮助下，杨沫于这一年的12月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7年七七事变后，杨沫与马建民一起参加了冀中地区的抗日战争。主要搞妇女工作和宣传报道工作。

2、林道静——杨沫革命化、理想化的自我塑形

A阶级归属的合法想象

林道静拥有一个出身佃农的母亲，并且被地主父亲林伯堂逼死，异母像地主破对待丫环、仆人一样掐她、拧她。经过这样的修改，林道静的离家出走就有了阶级反抗的基础，而她和工农群众的结合也有了比较可信的理由，因为它的身上有一半贫苦人的血统，并且它在那个封建家庭里也遭受了阶级压迫性的虐待。

B个人婚变的政治叙说

杨沫与张中行婚姻的破裂主要在于双方的生活趣味大不相同。杨沫更趋向与浪漫和冒险，而张中行倾向于循规蹈矩。设身处地地想，一个丈夫肯定不会希望自己的妻子冒着杀头的危险从事反政府的活动，何况，两个人已经有了爱情的结晶。本来这是人之常情、事之常理。现实中的张中行充其量就是不革命而已，并不曾做过出卖共产党的罪恶勾当，也不像余永泽那样自私、冷酷，很温和，很开明，很良善。通过杨沫的上纲上线，这次婚变就变成了林道静走向革命的关键一环。事实上的杨沫并不是像林道静那样对温暖的小家庭生活产生了幻灭感。如果当初张中行能够做好接受孩子的充分心理准备和感情准备的话，杨沫肯定不会离开她。

C革命洗礼的高调表达

事实中的杨沫没有过与工农群众结合的革命活动经历，也没有领导过学生运动，更没有被捕过。经过小说的修改，林道静从小资产阶级转变为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条件就硬多了。

四、 革命与爱欲的双重文本及其双重问题

1、革命和浪漫的纠缠

A旧家庭：催化革命，还是催化爱情？

林道静和封建家庭的决裂带有阶级决裂的意义，同时也有子君那样的个性解放意义。家庭的严酷激发了林道静对于温馨的爱情和家庭的渴望。

B婚变：爱情意义上的分手，还是政治意义上的分手？

林道静和余永泽的决裂是革命知识分子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决裂，是马克思主义者同自由主义者的决裂。但是，这种决裂幽怨缠绵，爱恨交集。临走时，林道静特意要给余永泽留下一张作为告别的纸条，不忘进行政治说服。后来林道静经过他们曾经同居的寓所，对于往昔的生活不免产生眷恋的回忆。政治的利剑并没有彻底斩断个人的情丝。

C引路人：传道，还是传情？

林道静在卢嘉川、江华的引导下走向革命。引导者满嘴的革命道理，可是内心暗自爱慕着他们的教育对象。被引导着耳朵听到的是革命道理，心里却爱慕着教导者的男性气质。卢嘉川的英俊、健壮、才华、激情和冒险精神对林道静具有巨大吸引力。江华的沉稳、宽厚、成熟也让林道静痴迷。如果不是过早牺牲，卢嘉川应当能够和林道静结合。江华则是卢嘉川牺牲后林道静发现的理想替补情人。革命引路人一定要和教育对象同居才能做好宣传工作吗？是不是同龄的革命教导者和他的教育对象一定要发展情人关系才算达标了呢？

2、郭开的指责

1955年4月底,《青春之歌》这部约35万字的长篇小说历时3年7个月,终于写作完成。可作品的出版却一波三折,几起几落,直到1958年1月,才得以问世。 那个时候,在中国的文坛上几乎全是清一色的工农兵唱主角的文学艺术作品。在这种背景下,《青春之歌》的出版的确有些与众不同,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很快便吸引了许多读者的眼球。《青春之歌》之所以取得这样巨大的社会反响,主要原因在于,在文艺作品必须以工农兵为主角的潮流之中,这部以女性知识分子为主人公的长篇小说,清新脱俗,卓然超群,使读者尤其是广大知识分子及年轻人耳目一新,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到1959年初,作品已经风靡全国,并且深入人心,好评如潮。
可就在这个时候,《中国青年》1959年第2期发表了一篇署名郭开的文章《略谈对林道静的描写中的缺点》,对《青春之歌》首次进行了公开、严厉的批评,主要观点为:“一、书里充满了小资产阶级情调,作者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上,把自己的作品当作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来进行创作的;二、没有很好地描写工农群众,没有描写知识分子和工农的结合,书中所描写的知识分子,特别是林道静,自始至终没有认真地实行与工农大众相结合;三、没有认真地实际地描写知识分子改造的过程,没有揭示人物灵魂深处的变化。尤其是林道静,从未进行过深刻的思想斗争,她的思想感情没有经历从一个阶级到另一个阶级的转变,至书的最末,她也只是一个较进步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可是作者给她冠以共产党员称号,结果严重地歪曲了共产党员的形象。”

郭开的批评在当时很具有社会代表性和政治权威性。慑于政治上的压力，作者对原作进行了修改，增加了林道静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内容，还增加了林道静在北大领导学生运动的章节，而删减了林道静多情善感的描写成分。

郭开的这些严厉指责固然有踩着别人捞取政治资本的嫌疑，但是，毫无疑问，作品的革命与爱欲的二重性为郭开的指责提供了把柄。在意识层面上，杨沫的确是没有问题的；但在潜意识层面上，她的确有点问题。

3、女性主义尺度下的缺失

林道静同余永泽的决裂被作品叙述为女性个性解放道路的破产。由此，作品把林道静的人生目标指向了社会革命、阶级解放。固然在没有实现社会革命、阶级解放的条件下，女性解放可能达到的程度要受到局限。但是，这不等于说，社会革命和阶级解放可以包办女性解放的问题。因为要社会革命和阶级解放，个人就要放弃独立，融入革命集体，因为社会革命和阶级解放是全社会、全人类的问题，女性的性别独立意义就可以被遮蔽；这种逻辑的漏洞很大。

五、 作品主题思想

林道静从封建家庭中出走，结识余永泽，营建个人小家庭；在共产党人卢嘉川、林红、江华的指引下，思想得以升华，成为共产党员，领导学生运动。这样，一个普通的恋爱故事被置换为走向革命的故事。本来，革命加爱情的叙事方式在晚清以来中国各种文学本文中已司空见惯，但通过与主流话语的刻意结合，就成为证明革命历史选择正确性的一个合法的叙事规则。因此，小说的意义不仅在于林道静是如何由寻求个性解放走向“革命”的，更在于“它呈现了一个个人主义、民主主义、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改造成长为一个共产主义者的过程。它负荷着特殊的权威话语：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经历追求、痛苦、改造和考验，投身于党、献身于人民，才有真正的自我的生存与出路（真正的解放）。这并非一种政治潜意识的流露，而是极端自觉的意识形态实践”，对此，作者杨沫也承认：“想通过她——林道静这个人物，从一个个人主义者的知识分子变成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过程，来……表现党对中国革命的领导作用。”这样，小说就从传统侠义小说、30年代“革命＋恋爱”的小说模式中剥离出来，成为建国后革命文学叙事中的一个经典代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走向革命的一个范本，它极大地凸现了政治意识形态对文化的强烈诉求。
六、林道静的人物形象

林道静是一个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成长为共产主义战士的艺术典型。地主阶级家庭的出身和封建阶级、资产阶级的教育，生母的悲惨身世和异母的非人虐待，使她有可能成长为革命者，但历程又非常艰难。作品从生活的实际出发，描写了她向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攀登过程中的三个阶段：一是苦闷彷徨阶段（出走）。她为抗婚离家出走，幻想到社会上寻找个人出路，然而，“水远山长处处同”，残酷的现实使她的希望破灭，最后只能以死抗争。这是当时知识分子走投无路的真实写照。二是追求探索阶段（觉醒）。在共产党员卢嘉川的启发教育下，通过对马列主义的学习和实际斗争的锻炼，她克服了软弱思想，和余永泽彻底决裂，走上了革命的人生里程。三是锻炼成长阶段（成长）。在近乎严酷的革命暴风雨中，她经历了生与死的严峻考验，克服了小资产阶级思想，铸造了崭新的灵魂，成为一名自觉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在这三个阶段中，林道静实行了三次决裂。第一次是为求得个人解放，与封建家庭决裂；第二次是为争取民族解放，与小家庭决裂；第三次是为整个无产阶级的解放，与旧我决裂。林道静形象的典型意义，在于说明了知识分子只有把个人命运同国家、民族命运结合在一起，才有真正的前途。激越青春、民族危难、革命风暴、坎坷爱情，交织在一起造就了坚强、隐忍、富于理想和追求的林道静。

七、杨沫的悲剧：革命造就的异化人格

1、以“莫须有”的罪名揭发丈夫

“文革”中杨沫与其丈夫马建民之间的互相揭发，那简直可以说是“一剑封喉”、直取要害的揭发。先是马建民揭发杨沫是“混入党内”的假党员，接着杨沫以牙还牙，用大字报揭发丈夫与邓拓等人的关系，还说他“曾替大特务王光美转过关系”。马建民说杨沫“混入党内”这件事是指1936年12月马建民告诉杨沫她已经被批准入党，而实际上这是马建民安慰和哄骗杨沫的话，为的是让她安心剩下孩子，不要为入党的事过于焦急。显然，这是马建民不仁与前。杨沫则不义于后。其实，马建民和武光、邓拓、王光美的关系也仅仅是工作上的接触。

2、冷酷对待亲生子女

杨沫有五个孩子，其中有四个是在外寄养长大的。到生第四个孩子的时候，她本乡仍然由别人来样，因为当时地委领导提倡女同志自己喂养孩子，她才被迫改变了主意，没有送出去。她说她尊崇卢梭。——卢梭就把自己的亲生孩子统统送给育婴堂，一个不要。从年轻时起，她就不是整天围着孩子，想着孩子的人。参加革命以后，她更认为：工作第一，革命第一，孩子是私事，是累赘。这从她的日记中能看出来。

老鬼觉得母亲杨沫“对孩子缺少关爱，甚至有些冷酷无情”。老鬼认为，这是她自小生活在缺乏母爱和亲情的冷酷环境中所造成的，也跟长期批判“资产阶级人性论”的社会氛围有关。老鬼在书中写到，三年困难时期，父母买了不少高级糖、高级点心和营养品，“但这些吃的都放在他们屋里，只供父母享用。他们出门就锁门，不容孩子染指”。老鬼那时从学校回到家里，经常吃不饱，而且不交粮票就不给饭吃；老鬼说：“我只有到姑姑家，才能敞开肚皮吃饱，姑姑家很穷，什么补助也没有，可从来不管我要粮票。”他的哥哥也是这样，有时甚至在家饿昏过去；只有到姑姑家，才能吃顿饱饭；———“跟父母一比，真让人感叹”。老鬼六岁时，有一次患肠粘连，疼得满地打滚，母亲杨沫也不当一回事，过了几天眼看他奄奄一息了，才让十几岁的大儿子带他去医院，医生动完手术之后说：“再晚就没救了。”……老鬼说：“像我母亲这样冷淡孩子，孩子病了也不在乎的，并不常见。”杨沫（及其丈夫）还动辄跟子女“断绝来往”，有时还作出令人寒心的举动。1979年，正在北大读书的老鬼，与父母发生观点的冲突，杨沫便写信给北大中文系，对儿子的言行加以揭发和谴责，要求学校严加管教或给以必要的处分……老鬼说：“我悲愤地想：当形势紧张时，母亲应该站出来保护自己的孩子，哪有主动给学校去信表态，批判孩子，声讨孩子，从背后捅孩子一刀的？”

杨沫的女儿小胖文革时被人害死，杨沫也深信事情是这样的。杨沫为此只给公安局写过一封信，后来就没有追过这件事。她的大儿子追问这件事，杨沫只是让他写信催催，自己却没有行动。那个嫌疑犯和江青有关系，文革时杨沫不去追究这件事可以理解，毕竟她惹不起江青。江青倒台了，她仍然不追问这件事就令人惊奇了。

1976年，老鬼开始写作《血色黄昏》。本书以严酷的真实性叙述了北大荒的知青生活。杨沫发现后打骂老鬼的书是“大毒草”，没收书稿，并且同老鬼断绝父母关系。当然，杨沫的丈夫也是一样的立场。后来，王蒙对杨沫说起《血色黄昏》时评价很高。就连张光年、冯牧这样的老一辈文艺评论家也对老鬼的大作大为激赏。因为这些正面评价，杨沫后来的立场才慢慢转变了。

青春之歌小资女性的革命成长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