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中行与杨沫的恩怨情仇

　　张中行先生是散文大家，晚年以《负暄琐话》等散文著作名满天下。

　　其文字，有古风，似六朝的短章，也夹带晚明小品的笔意，颇有苍凉的况味。

　　《张中行别传》(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作者孙郁与张中行相识相知十余年，在这本书里，他记下了与张中行先生的交往和精神对视，深入展现了这位布衣学人的思想和艺术人生。

　　逃离婚姻从杨沫的角度看张中行，自然有另一个结论。

　　但他们都没有料到，彼此的分合，隐含了现代读书人的两种命运路向。

　　杨沫是在极其困苦的时候与张中行相遇的。

　　她的家庭有着知识阶层的氛围，但人际间的冷漠、父母的恩怨给孩子带来的苦难是深切的。

　　父亲是老北大的毕业生，后来做了一所学校的校长。

　　他的婚姻并不幸福，与其相伴的却是宿命般的气息。

　　婚后的美好不久就中断了，此后就是与妻子的经久不息的冲突。

　　这些给孩子内心的创伤是不言而喻的。

　　最终只能是彼此分手，造成了家庭里的变态氛围。

　　母亲经常打孩子，对子女是刁钻的。

　　这引起了幼小的杨沫的反感。

　　家庭对她是个囚牢，留下的多是痛苦的记忆。

　　直到后来母亲逼迫杨沫嫁给有钱的人，她硬是顶了下来，那结果是逃离，自己靠朋友资助读书存活。

　　我读到这些相关的材料时，就想起王蒙写的《活动变人形》，那时青年所处的家庭环境是残酷的，出走在他们那代人是必然的选择。

　　不满的发生，既有社会的原因，与家庭结构的不合理也有关系的。

　　这个不满在张中行那里显现为思想的沉思，己身的超然；在杨沫那里就是生活方式的突变，喜欢放逐自己，不安于固定了。

　　她把这些经验后来都写到了《青春之歌》里。

　　小而言之是为己，大而言之呢，是为社会，也就是革命了。

　　一见钟情当张中行出现在她面前的时候，彼此的好感是强烈的。

　　张中行性格里有一种温情的东西在，温文尔雅的样子能包容着什么，这恰是杨沫过去没有得到过的。

　　随着交往加深，她觉得这是一个可以信赖的人，内心的爱欲一下子被激起，很快就结合在一起了。

　　她的儿子老鬼在《母亲杨沫》里写道：杨沫很感激他，同时发现他虽是北大的学生，却没有一点名牌大学生的架子，谦虚有礼；肚里虽有很多学问，出口成章，却对女性相当的尊敬，绝不狎昵。

　　从相关的资料来看，杨沫是个很敏感的人，热情，好胜，内心有某些淡淡的感伤。

　　喜欢读文学作品，对芥川龙之介小说的忧郁气氛颇感兴趣。

　　芥川的自杀情结也传染了她，那是一种美的忧愁，还是别的什么呢，她自己也未必知道吧。

　　而她这种敏锐而泼辣的气质，电光般地打动了张中行。

　　新式的性情，毫无伪态的爱，都是在那时少见的。

　　他那时正在读西方的书，神往于个性主义的世界。

　　身边的姑娘的一切，没有旧式女子的气息，和自己的内心是契合的。

　　最初的相处，他们相当地幸福。

　　张中行曾为她写过几篇文字，爱意深深。

　　还从乐府诗里找到心爱的作品，赠给这位年轻的姑娘。

　　老年的时候，张中行回忆起沙滩的吃与住，有着无边的感慨。

　　我有时步行经过，望望此处彼处，总是想到昔日，某屋内谁住过，曾有欢笑，某屋内谁住过，曾有泪痕。

　　美丽的碎片晃动着，照着昔日片刻的温馨，那些美丽的笑声与爱意的暖调，除了他们，我们是无从知晓的。

　　张中行本名张璿，字仲衡。

　　1909年生于河北香河农家。

　　1931年毕业于通县师范学校，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

　　1935年毕业后，他将仲衡减缩成了中行。

　　曾先后在中学、大学任教。

　　1951年2月起，任职于人民教育出版社，直至1997年，从事中学语文教材编写及教学研究工作历时半个世纪之久。

　　杨沫2006年2月24日病逝。

　　产生隔膜阅读兴趣的倾斜以及人生观的变化，张中行不久就发现了。

　　对杨沫的阅读兴趣他不以为然。

　　以为只不过是流行的口号和教条而已，煽情的理论不能解决灵魂的问题。

　　他觉得杨沫还小，没有受过学术训练，容易盲从。

　　有时也劝她不要轻信。

　　老鬼描述过这样的场面：

　　母亲没事的时候，就看各种革命书籍。

　　一次，她因看书，忘了做饭。

　　张中行回来吃午饭，见她还专心看书，不司妇职，生气地说：你这么喜欢马克思的书，喜欢无产阶级，为什么不下煤窑去呀，为什么还穿资产阶级的皮大衣呀？可以想象彼此的差异。

　　杨沫对张中行的观点是不以为然的。

　　她相信书本里的那些是对的，而张中行所喜欢的那些，对其一点也没有意义，几乎不能使自己飞腾起来。

　　许多年后，当她写下那本《青春之歌》时，曾描述过两人的隔膜。

　　她借着文学的笔，将当年的心理形象地描摹出来，直到晚年，对张中行那时的选择还是有微词的。

　　革命在那时是极其危险的。

　　和李大钊一同被杀害的方伯务，曾在杨沫的母亲家避难过，她那时还小，对方氏印象很好。

　　他的死曾给她不小的刺激。

　　妹妹白杨认识的那些左翼青年，也是秘密从事文化活动的。

　　杨沫他们的冒险和纯真，在杨沫看来有一种灿烂的美，心灵被燃烧了。

　　人不该囚在家庭的笼子里，重要的是飞出去，那是怎样的痛快和欣慰呀。

　　对革命的理解，她还是相当朦胧的。

　　可是那个未来的召唤性的图景，那么强烈地吸引着她。

　　对张中行来说，拉回这个活泼的姑娘，是太难的。

　　无疑的是，杨沫在内心深处，是有小布尔乔亚的气质的。

　　善于冲动，易被感染，喜欢幻想。

　　女人身上的这一特点，很容易打动书斋里的男人。

　　可是当这一切和政治发生联系时，人性的另一面就可能被焕发出来。

　　丁玲这样，白薇也这样。

　　在文学史里，这一现象给人的话题实在是多的。

　　《青春之歌》的感人地方，恰恰是写了小布尔乔亚与革命的关系，人性的与社会政治的因素得到了一次展示。

　　只是把张中行的选择作为否定的原型来利用，就很简单化了。

　　那是时代的原因，我们有时看着这些，只是摇头也是没有办法的。

　　无论今人怎样解释两人后来的分离，在张中行这样的当事人看来，自己选择的是疑的路，杨沫则是信的路。

　　疑，就不轻易被情感的冲动所裹挟，在静静地思考里看人看事；信，就卷入时代的大潮里，去殉道于自己的理念的世界。

　　个人的恩怨渐渐沉淀下来后，他们留给后人的是一种文化性格与时代的痕迹。

　　两人间的话题，一时是难于说清的。

　　下转第25版〈〈

张中行与杨沫的恩怨情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