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心：永远只属于她自己(2)

通过上述简单的分析，我们大致已经清楚：我们的知识主体实则由人文主体构成，这个人文主体特别重视乐感而又特别轻视理性，因此即便才高如冰心者以及绝大多数都显得特别天真（只有极少数曾经怀疑过我们的语言制度，从而力倡白话文运动，然后蔚然成风，汇成巨流），往往以为社会制度改变了一切就都改变了（尽管新文化运动仍然在继续，直至文化大革命的“革命文化”以及非常“纯粹”的最新最美的图画，最后的语言事件变成了彻底的语言暴力），同时也显出冰心思想的单纯（而不是复杂）：她也写出过多篇民粹主义色彩颇为浓厚的小说，比如《张嫂》《冬儿姑娘》《分》等，相形之下，她的那些正面宣扬“爱的哲学”的小说反而显得说教意味十足，《超人》如此《悟》如此《最后的安息》更是如此，后者的最后一段话给人的感觉甚至生硬到整个是硬加上去的，以至让人感到翠儿的死与宗教情感意味的关联有着强拉出场的嫌疑，只有《我的学生》等所表达的宗教情感似较为纯粹。再看看冰心写于不同时期的3篇散文：写于1922年的《到青龙桥去》，“将这些勇健的血性的青年，从教育的田地上夺出来，关闭在黑暗恶虐的势力范围里，叫他们不住的吸收冷酷残忍的习惯，消灭他友爱怜悯的本能”，是何等威猛的语句啊（如此激烈的言词在冰心的作品中属于不多见，另外就是那个控诉日本侵略者的名篇《我爱，归来罢，我爱！》，如名句：你先杀散了那叫嚣的暴客/再收你娘的尸骨在堂楼边！以及《鸽子》……等等）！写于1959年的《再到青龙桥去》，冰心热情地赞颂并讴歌“大跃进”带来的繁荣景象，写于1963年的《三到青龙桥》，冰心则真诚地表达了“支援亚非拉”的革命的必胜信念。由此可见，投身思想改造献身一系列轰轰烈烈的运动就成了当年众多知识分子的自觉也就成了命运的必然。然后是反右、文化大革命，他们自己无一例外地惨遭厄运。就这样的一大批曾经身体力行于语言参与变革现实的大知识分子，一个个成了一场惨绝人寰的语言暴力之下的牺牲品。

    噩梦醒来是早晨，真的就像人们所说的那样？未必！语言事件仍然在继续，语言的暴力改换了头面以种种词不及物的方式仍然大量发生在我们的日常，尽管编码就是解码，但编码者仍然不遗余力地编出一个又一个注定要解码的“宏大”的码。语言已经不再能够参与改造现实，倒是现实现世借用了语言已经改变了的世界来重新控制这个世界，重新有效地管理了语言。以至个体的渺小再次以铁的事实重新呈现在以言说为己任的知识分子面前，真实也真实了，但毕竟失去了话语强力的支撑或者更重要的是保护，知识分子终于重新回归到自身。于是，在人生的暮年，无独有偶，一对文坛名宿：巴金和冰心，历经了近一个世纪的种种语言风暴的洗礼，不约而同，挺身而出，无所畏惧地完全不减当年风采地充当了我们那个时代和社会的良心：巴金以最后的赤诚说出的真话，蕴含了我们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的最大的勇气，他的关于建造“文革博物馆”的呼声至今余音绕梁，还不仅仅如此，他还重新严肃严正地审视了自己解剖了自己，相当真切地成为了上个世纪末真正敢于为自己负责任的天下第一知识分子；冰心呢，也毫不落后，在她８０高龄之后重新披挂上阵，《空巢》《万般皆上品……》《远来的和尚》《落价》《我请求》《我感谢》等等作品，再次震动了文坛，时间仿佛倒流到了6０年前……尤其是《我请求》《我感谢》《无士则如何》《开卷有益》等散文，为重视教育为提高知识分子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痛心疾首摇旗呐喊甚至奔走呼号，用王欣先生的颇为优美而又精到传神的语言概括之：一位以生命的清白、才情的超逸博得广泛威望的公民，怎样运用一种亲切率性的言论去守护公共事务的灯塔，感召无数羞愧的晚辈们的良知和勇气⑹。当我读着王欣先生的这一段精彩文字，我的脑海里就不时地叠印着冰心写作于１９２３年的《往事（二）之八》的有关“灯塔守”的种种意象以及记忆，莫非冰心先生以她一生“清白的生命”和“超逸的才情”仅是为了实践她形成于儿时的志向么？但我不能同意王欣先生的关于“公民”的说法，假如一个公民还要通过“广泛威望”，而且《我请求》等文章在《人民日报》刊发之前已经惊动了头头脑脑，而且压着不发有个把月时间，而且还是因为是冰心，否则根本就不可能获得发表意见的机会和可能，又如何“公共”之有？假如一个公民不能在公共渠道自由发表意见，只能是四下里传播着种种小道消息的“私民”。“时隔七十年，我们今天还是要大声疾呼：‘要让德先生、赛先生在中国这个古老的土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无士则如何》）更何况，众所周知的“老而不死是为贼”的对冰心的戏说，其中的反讽意义不是直指向了“乱臣贼子惧”的经典说法了么？那么，究竟谁为“贼”就反倒成为了一个巨大的问题。假如说“我请求”也仅仅是请求、呼吁建造“文革博物馆”也仅仅是呼吁，离现世现实还远远地隔着几大厚层呢，那么，我们能说语言改造现实的事情是可能的吗？

    假如我们坚信可能，那么，我们的语言努力应该重新从哪里开始呢？

    假如说我们的知识主体真的能够重新建构出来的话，我们的努力方向真的就像我们自己所想象的那样：明确了吗？

    二、冰心的文学话语是如何被构成的

    众所周知，冰心文学话语的重要构成，是因为她的“爱的哲学”。“爱的哲学”是冰心的文学精神，其内涵不仅由冰心本人的长达80年的话语实践所丰富，而且更由众多的评论者、研究者、阅读者、传播者的不断阐释所丰富，甚至由其对立面的“斗争哲学”的反复“斗争”与批评乃至冷落从反面更促成了其丰富。但，几乎很少人意识到：即便是冰心的文学话语如何丰富，毕竟也只是属于她自己的个人话语。指出这一点很重要。在现代文学史上，几乎很少有人像冰心这样，处于那么尊荣的地位，却又把个人的文学话语跟所有的权力话语保持着若即若离的谨慎的距离。尽管她完全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但她毕竟还是相当努力地去做，至于她如何受到权力话语的侵袭，公允地说：实在违逆她的天性。当然，问题也并非如此简单。此容后再努力细加分析。

    关于“爱的哲学”的研究，从30年代评论家阿英提出以来，已经得到了充分的研究。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我们总是有着把个人话语意识形态化的传统。远的不说，30年前我们就曾经非常严重地把鲁迅先生的个人话语意识形态化了去，仿佛鲁迅是神早已不是人。这显然是我们在做着冰心研究时需要特别警惕的。

    我们知道，也便是这种意识形态化的传统，让我们一开始就失去个人逻辑认知的可能，同时个人感知的感性可能性也变得十分有限。本来有着千差万别的个体差异常常被扼杀在一种完全是格式化的思维当中，根本不具备生根发芽的机会和土壤，一不留神说出来的话大家就都是一样的，假如你一定要不一样，那你肯定就是个异数或者另类了。出于冰心高贵而又融和的天性，她自始至终保持并忠诚着一个艺术家的个体感知，但又常常不是跟她所处的时代脉搏距离太远，然后谨慎地而又无比顽强地坚持着她的“爱的哲学”。已经过去的近百年历史证明，“斗争的哲学”是完全失败了的，那么，“爱的哲学”就真的获得成功了吗？

    众所周知，冰心的问题小说、冰心体散文、以《繁星》《春水》为代表的小诗、以《寄小读者》《再寄小读者》等为代表的儿童文学，不管哪一种文体，她都几乎有着开山性质的创造性。而这种创造性的根基恰恰又都在于冰心个人的有效个体感知：冰心的问题小说几乎集中了她一以贯之了几十年的对人生种种问题的感悟，诸如家与国的问题，新青年、新学生的道德、责任、人格、情操等等问题，以及个体历史境遇与现实境遇问题，等等。同时期的诗集《繁星》《春水》，之后的《寄小读者》《往事》乃至《小桔灯》《空巢》等，无一不是在发展着扩大着延伸着丰富着冰心的个人文学话语，哪怕是《再寄小读者》《三寄小读者》以及《陶奇的暑期日记》等，也是把少年看作“革命的未来，祖国的希望”来培养教育的，仍然是她个人感知与时代脉搏一起跳动的证明。当然，意识形态化的侵袭，即便是谨慎如有着独立人格的冰心者，也不能幸免。差不多近30年，冰心的创作和心灵处于了半萎顿状态，除了外部限制了表达的权利，更有内部心灵表达的困难。以至近30年创作留下的堪称珍品的可能只有《小桔灯》了。尽管《小桔灯》跟《分》《冬儿姑娘》《张嫂》等小说一样，颇具民粹主义色彩，但由于仍是出于个人感知，而且是真情实感，这也便是佳作诞生的创作基础，《小桔灯》得到了广泛的赞誉。也就如同建国以来所极力主张的“社会正义”，正义本身并没有错，运送正义的方式却是出了大问题，直至酿造了空前的大灾难。一个作家、艺术家并不是说就一定要跟他（她）所处的时代保持着不可缩小的距离，只要这个时代的强音确实能够在他（她）的心灵的深处拨开琴弦，那么也就大可以唱出一阙比较美妙的歌。但一个作家一旦出现了内心表达的困难，这就无异于要扼杀了作家的艺术生命。冰心文学现象，作为现当代中国文学中一枚活的标本，显然为我们当下的文学创作提供着无比重要的精神参照和可资借鉴的精神遗产。

    如果精神的火炬一旦被点燃，哪怕一时微弱，哪怕遭遇狂风暴雨，哪怕遭遇惊涛骇浪，只要一息尚存，它就会无比顽强地在适当的时候可能的时候出现一盏小小、小小的《小桔灯》，它何止是照亮夜路的行程，它更是激发前进的璀璨的精神力量啊！就如同六十年前是“青春年少之贼”，六十年后的冰心乃“老而不死是为贼”！自最早的问题小说中如《超人》，冰心的“爱的哲学”的文学话语就开始登场，同时经由《繁星》《春水》，再到《寄小读者》《往事》等发展壮大起来，之后绵绵无绝期，只要有合适的语义环境，爱的哲学旗帜即被高举，实在是其心灵深处深藏着的母爱、童心和对大自然的深深的眷恋使然。也正由于此，冰心永远不可能成为小说巨匠，却必然要成为散文大家。现在的人们之所以更喜欢张爱玲，原因便在此。冰心的问题永远只是问题，张爱玲却把那种种问题尖锐化了。也就是说，张爱玲对人性有着更深刻更彻底的洞察，因此才可能更为深刻立体地揭示了种种生存真相和精神真相。人跟人的关系，实际上就是狼跟狼的关系，假如整个社会真的能够行使正义，惩恶扬善靠的是规则，依的是法治，无论是从上而下还是由下而上，一切依法律办事，才能从根本上保证人才成其为人。人与人的调和、人与社会的调和以及人与自然的调和，都归入于爱的旗帜之下，靠的是修养，是反身是诚的内在修为，毕竟是自幼深受儒家精神浸养的冰心个人的必然选择。但作为儒家的原精神，孝悌毕竟是中国人安身立命的根基，在这一点上恐怕是永远也改变不了也不可改变的已融入我们血液的信念和感情的中国人精神了。冰心“爱的哲学”之所以历久弥新，生命力不衰，作品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最根本的原因恐怕便在此。这还让我想起了写作那“一湾浅浅的海峡”的余光中，道理完全相同：余光中作品的影响也是一样有效地调动了我们这个民族的感情，而不是他的作品真的有多么伟大。中国人的文化传统以及民族心理是一种非常具体而实在的东西，全然不同于而今全球化浪潮下的“民族-国家”为“想象的共同体”的时髦说法，而几乎完全是一种“道德共同体”的现世实存。就是我们的这个约定俗成的历史和民族的信仰体系的道德共同体，在起着相当程度上的精神和心理包括意识潜意识的调节作用。而且，我们知道：所有的文明都反映了人类组成社会的一种内在伦理道德要求，即便是形态各异的不同文明，在内在的道德属性上，也都有着相当的一致性。因此，当我们讨论冰心“爱的哲学”的时候，总是喜欢探究其与基督教的关系，或者跟泰戈尔的关系，等等。实际上，从不同文明的根本一致性上说，它们之间可以有关系：均有普世济世情怀。但从粘合凝聚民族心理与文化传统的方式上说，它们之间的关系甚远：因为我们从来就不是也不可能是采用宗教的方式，我们从来是采用意识形态化的方式，当然也通过我们特有的文化传统以及民族感情发挥出了这种功能。至于说基督的爱感、泰戈尔的宗教感情，本身便是诗性的东西，这对深受乐感文化熏陶的冰心来说自是如鱼得水，难怪她要那样情不自禁地崇拜并热诚地《遥寄印度哲人泰戈尔》，之后在她的《繁星》《春水》中完全接受其影响，对大海、星光、日月以及种种大自然的礼赞，对父亲、母亲、兄弟们的种种亲情与眷恋，对童年生活的种种迷恋与向往，到了《寄小读者》，就更是热切而真诚地向小朋友们传达了从太平洋东岸到太平洋西岸的种种沿途见闻，从而勾起的亲情故土的眷恋以及乡恋乡愁的倾诉，到了《山中杂感》又是那样精致地描摹了山中不同时辰不同角度不同情形的风景与风物：月夜的水声和嫣然的笑语，夕照的黄昏与深谷的早晨；夜色中的月光、池水、白衣，清新而淡雅；绿树丛中的黄叶、红墙，岩石边的草丛、繁花……繁而不复，层次分明，色泽清艳，不浮不俗，等等等等，几乎无一处不洋溢着典雅的中华文化气质而又无一笔不飘洒着汉语乐感诗学的芬芳。那么，我们最好还是温习一遍早已耳熟能详的这样一段文字吧：

    在去年秋风萧瑟、月明星稀的一个晚上，一本书无意中将你介绍给我，我读完了你的传略和诗文——心中不作别想，只深深的觉得澄澈……凄美。

    你的极端信仰——你的“宇宙和个人的心灵中间有一大调和”的信仰；你的存蓄“天然的美感”，发挥“天然的美感”的诗词，都渗入我的脑海中，和我原来的“不能言说”的思想，一缕缕的合成琴弦，奏出缥缈神奇无调无声的音乐。

    泰戈尔！谢谢你以快美的诗情，救治我天赋的悲戚；谢谢你以超卓的哲理，慰藉我心灵的寂寞。

    另外引用《一月的春光》文中描写海棠的冰心文字来概括冰心自己的汉语写作特点倒也相当合适：海棠是浅浅的红，红得“乐而不淫”，淡淡的白，白得“哀而不伤”，又有满树的绿叶掩映着，秾纤适中，像一个天真、健美、欢悦的少女。或者还是继续引用王欣先生的另一段优美精到的文字来进一步说明吧：“她感觉细腻、想象舒展、谈吐生香、举止凌风，她用平易的白话文娓娓讲述，却旋起了数千年古典汉语的优雅柔美的乐感。”王欣先生还说：“胡适甚至撇开了自己对文言的蓄谋攻击而明确地褒扬了冰心在白话文中注入了古典汉语诗学的首创佳绩。”并声称：“这一语言高度至今未被超越。”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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