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懂得适用判例故事，才能当法官

《论语·为政》：“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何晏注：“温寻也。寻绎故者，又知新者，可以为师矣。”寻绎，反复推求。寻与燖通，即把凉的东西温一温。《左传·哀公十二年》：“若可寻也，亦可寒也。”孔颖达疏引《仪礼·有司彻》郑玄注：“寻，温也。”引申为重申旧事。如《公羊传·成公二年》：“寻旧盟也。”即重温旧约之义。皇侃《论语义疏》引孙绰曰：“滞故则不能明新，希新则存故不笃，常人情也。唯心平秉一者，守故弥温，造新必通，斯可以为师者也。”朱熹《论语集注》：“温，寻绎也。故者，旧所闻。新者，今所得。言学能时习旧闻，而每有新得，则所学在我，而其应不穷，故可以为人师。若夫记问之学，则无得于心，而所知有限，故《学记》讥其不足以为人师，正与此意互相发也。”杨伯峻先生译：“孔子说：在温习旧知识时，能有新体会、新发现，就可以做老师了。”并认为皇侃《义疏》以“温故”为“月无忘其所能”，“知新”为“日知其所亡”（《论语·子张》：“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亦通。以上几种解释均把“故”解释为旧知识，把“新”解释为新知识，把“师”解释为“人师”、“老师”。

孔子是开创民间教育的第一人。此间，虽有郑国邓析传授诉讼知识，少正卯也聚徒讲课，但其规模、影响远非孔子。因此，从教育教学角度，将“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理解为温习旧知识，领略新知识，如此则可以当老师，是有道理的。但是，须知，孔子开创的民间教育是个新事物，而他所充当的民间教师也是个新职业。因此，孔子所谓的“师”是否就一定是教师呢？如果我们打破教育教学这个比较狭隘的视野，从当时宏观的历史文化背景来入手的话，也许会得出新的结论。

孔子从事教学活动的目的是多方面的：一是承继古代文化知识；二是对当时的社会政治施以间接影响；三是塑造学生群体完美人格品行；四是为刚出现的官僚对外培养新鲜血液。特别是最后一项，又似今天的职业教育和业务培训。所谓“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先进于礼乐”，“后进于礼乐”（《论语·先进》）者，均可证也。因此，如何为官，如何施政，是孔子教学中不可或缺也是弟子热衷关切的问题。在这个领域，“学而时习之”成了理论学习与政治实践相结合的最佳境地。孔子和弟子们从未讳言做官。“不仕无义”（《微子》）；“天下有道则见”（出来做官）（《泰伯》）；“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述而》）；“学也，禄在其中矣”（《卫灵公》）；“子张学干禄”，孔子以“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作答（《为政》），又说：“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子路》），如果让我主持国政，一年取得小成绩，三年取得大成绩；“三年学，不至于谷（做官），不易得也”（《泰伯》，意谓学了三年还没做官，太少见了）；“子贡问政”；“子张问政”；“季康子问政”（《颜渊》）；“子路问政”；“仲弓为季氏宰，问为政”（《子路》）；“子路问事君”（《宪问》）；“颜渊问为邦”（《颜渊》）；“子张问从政”（《尧曰》），等待，不胜枚举。

孔子的弟子多次谈及自己的政治抱负。如（《先进》）载：子路说，我掌管“千乘之国”，三年可使百姓勇于战斗；冉求说，我管理六七千里的邦国，三年可百姓富足；公西赤说，我做一名管理“宗庙之事”的司仪，主持与外国的盟会。

孔子对其弟子从政能力也多有评价。如《公冶长》载，孔子说：仲由，“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冉求，“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也”；公西赤，“束带立于朝，可使与宾客言也”。又如《雍也》载，孔子说仲由果断决断，端木赐通情达理，冉求多才多艺，均“可使从政”。但是，冉求后来在季氏当官，“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孔子就翻了脸，说：“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击之，可也”（《先进》）。当然孔子弟子中也有只会读书不会做官的书呆子。“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子路》）,读死书，无济于事。

《论语》中记载的文字，多是孔子上课或与弟子讨论问题时的片段记录。有的有来龙去脉，如“孟氏使阳肤为士师，问于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子张》）是说，现在世道不好，老百姓不免违法犯罪，你若是破了案抓住了行为人，切不要自鸣得意。但也有不少是省略式的，如“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阳货》），这段话前面理应有背景，可能是学生记笔记忽略了细节，使我们今天谈起来觉得突兀。属于同样情况的还有不少。如“子曰：片言可以折狱者，其由也与？”“子曰：听讼吾尤人也，必也使无讼乎！”（《颜渊》），也许有人问“折狱”，问“听讼”，才引出孔子的话来。

言归正传，说“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我私下揣测，孔子的这句话是为应答学生问“为师”而发的。这里的“师”与其理解为“教师”，不如理解为“师傅”、“士师”更为妥当。在孔子生活的春秋末期，“师”的广泛而又久远的含义是官名，而教师只是刚刚问世的相对狭小而新鲜的事物。

师，师氏，甲骨文中多见，是商代即出现的军事专称，指军队和军队首长。在古代，大规模出动军队打仗时，要携带“社主”（土地之神的牌位）同行。《尚书·甘誓》：“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赏罚亦由军事首长掌管，实际上是兼理军事大法官。这个又掌管军队又兼理军法的官职后来叫做“司寇”。这是中国古代刑起于兵、兵刑一体的独有特征，正如《易·师》所谓：“师出以律”。《周礼》中的“师氏”，掌管国事，并率所属守卫宫门，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职官。春秋时代的“师”又专指乐官，又称“镈师”。乐官不仅指挥乐队，还兼而主掌宗庙等重大礼仪活动。为此，自然有责任向下属传授音乐、仪式等专业知识。当时的“师”具有官方专业教师的色彩。孔子的民间教师身份应当是从乐师那里继承演化而来的。在春秋战国时代，各国还设有“师”或“傅”，即国君的师傅。这是级别很高且有极高尊严的职位。孔子弟子中就有这样的例子。《史记·儒林列传》：“自孔子卒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非贵族出身的平民子弟（“野人”），通过专业培训（“先进于礼乐”），而后得以跻身于社会主流领域，从而推行“仁德”之政，这正是孔子的百年梦想！

孔子出身贫寒，其少也贱，多能鄙事。但也曾为官，作过中都宰、鲁司寇。这两个职务理应间接、直接涉足诉讼或刑罚。弟子问种庄稼时，孔子无言以对。而问诉讼司法时，则应有感而发，他和那些从未做官的老师是不同的。

至于“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我这样理解：“故”是涉及政治和司法的故事、典故、判例；“新”有二义，一是初次出现的事物，二是其本义——修正、改良、革新。《说文解字》：“新，取木也，从斤新声”；“斤，斫木也。”《诗经·鲁讼·閟宫》：“新庙奕奕。”郑玄笺：“修旧曰新。”“取木”，貌似伐薪，而实为修剪，即修正。去除乱枝，使木成材。因此，从政治角度而言，熟悉典故而又善于修正、改良的，才可以当君主的“师傅”；从司法角度而言，熟知判例、故事，又能因时制宜加以改良的，才可以当法官“士师”。

上述二义当中，我更倾向于后者。西周春秋是贵族政体时代，在法律上实行的是“判例法”，即创制使用判例。亦即《左传·昭公六年》的“昔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选择合适的判例来断案，不制定成为法典）。“事”与“故”都指判例、故事。在贵族政体下，君主、职官都是世袭的，因此，按先辈的先例去做，不仅符合法度，有符合“帅型先考”的孝道。

孔子不仅论及“故”，也还论及“事”，并阐发了适用判例的原则。《论语·八佾》：“哀公向社于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战栗。’子闻之，曰：‘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夏、商、周分别以松、柏、栗之木作社主（牌位）。据礼，对违犯军令者应在社主前执行刑罚，故使百姓望而生畏。孔子不赞成用军令刑罚驱使人民去打仗，加之，孔子先世为殷之后，又尊崇周礼，应为尊者讳，故而发出上述慨叹。孔子的“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在当时是人皆晓之的成语，其本义应属适用判例的司法原则。意思是：即使正确地适用了判例（对案件作出裁判），也没什么值得喜悦的；由于独断专行而形成的判例，又怎能去匡正；已经久远的先例，即使有毛病也不能追究（法官的）责任了。是说，适用和创制判例是十分重大的事情，不能感情用事。在孔子看来，作为一名称职的法官，要熟悉以往的判例故事，准确掌握其精神实质，这样才能正确处理新发生的案件，并依据新的社会生活需求，修正旧判例，创制新判例。

总之，在孔子生活的春秋末期，无论从专业术语的使用空间而言，还是从孔子教学内容的侧重而言，作为一个名词，职官意义上的“师”，远比刚刚诞生的民间教育的“师”，在使用概率上要大得多。我的上述揣测正是基于这种判断。我的揣测也许更符合孔子的本义，更符合春秋时代的真实生活。

“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懂得适用判例故事，才能当法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