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目前投资与融资环境分析

一．研究环境

在金融危机新形势下，地区发展失衡、产业结构趋同、收入差距拉大、外贸产品附加值低等一系列问题变得日趋严重，并且已经严重影响和制约着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协调发展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在此背景下，研究投融资环境问题显得意义非常重大。

投资是指经济主体为获取经济效益而垫付资金或其他资源于某些事业的经济活动。融资就是货币资金的融通，指经济主体通过各种方式到金融市场上筹措或贷放资金的经济活动。投融资环境的含义从最初的自然地理环境和基础设施等基本物质条件，进一步扩展到政治、经济、社会等其他方面，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概言之， 投融资环境是一定区域影响投融资行为的一切投融资条件与投融资效益的总和。 一定时期的投融资环境是一定时期经

济发展水平的综合反映。

二．投资环境分析

关于中国投资环境决定因素的理论是随着学者们和经济机构的建议向多方面发展起来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认为，影响投资环境的因素有如下6个：(1)市场因素，包括经济规模和成长潜力；(2)人力资源因素，包括劳动力的成本与生产力；(3)社会基础设施；(4)开放程度；(5)政策因素；(6)对投资的保护与促进。

世界银行(World Bank)认为，影响投资环境的因素有如下7个： (1)国际一体化程度，包括所有权中外资比例、合资企业比例、产品市场进口比例；(2)国内市场的进入与退出障碍，包括地方保护、市场份额、过剩能力、分包比例；(3)劳动力灵活性，包括富余员工比例、非正式职工比例；(4)金融服务，包括融资可利用性；(5)技能与技术，包括受培训职工比例、员工素质指数、R&D强度指数；(6)私人部门参与，包括管理者持有的比例、非管理者的个人所持有的比例、外资比例、上述三种混合比例；(7)政府效率，包括非正式支付即给政府及管理部门送礼贿赂占销售营业额的比例、企业高层领导花在接待政府官员上的时间、偷窃漏损和损害所造成的运输损失的比例。

中国投资环境分析

(一) 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和增长率

大体可以把中国FDI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979—1991年)FDI开始逐渐流人中国。第二阶段(1992—1998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以后，FDI的流人量开始迅速增长。第三阶段(1999-2007年)受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1999年后FDI流人量有所减少，之后开始逐渐增加。第四阶段是从2008年至今，由美国引起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停滞使FDI的流量受到影响。由于1979—1984年改革开放初期的统计资料不完全，故本文将整个区间分为1985—1991、1992—1998、1999-2007三个小区间。本文从FDI流量和FDI增长率两个方面来衡量各省市的投资环境。在第一阶段(1985—1991)，江苏和山东两省FDI的流量大且增长率高；广东、上海和福建省FDI的流量大但增长率低；山西、湖南、宁夏、广西、湖北和江西省FDI的流量小但增长高；其余各省FDI的流量小且增长率低。

在第二阶段(1992—1998)，江苏、广东和福建省FDI的流量大但增长率低；河北、安徽、黑龙江、四川、天津和浙江等省市FDI的流量小但增长率高；内蒙、海南、贵州等省市FDI的流

量小且增长率低。

在第三阶段(1999—2007)，北京、浙江、山东FDI的流量大增长率高；山东、上海、福建、江苏和广东省FDI的流量大但增长率低；内蒙、青海、黑龙江等省市FDI的流量小但增长率高；河北、安徽、广西FDI的流量小且增长率低。

投资环境指标

1．经济规模包括国内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额、财政支出、客运量、货运量和经济增长率。经济规模大的省份投资环境有利。

2．人力资源。教育程度：各省份的从业人员中大专以上人员比率；反映各地人力资源的丰富程度和存量；平均工资。劳动生产力：总工业企业产值与员工人数之比。单位面积生产力：总产值与单位面积之比。教育程度、劳动生产力和单位面积生产力高的省份投资环境有利，平均工资高的省份投资环境不利。

3．社会基础设施。交通设施：铁路和高速公路长度与各省市区的面积之比。地理优势：虚拟变量沿海地区为I，中部地区为0。交通设施完善和地理优势明显的省份投资环境有利。

4．开放化。城市化：城市人口与总人口之比。第三产业比重：第三产业产值与总产业产值之比。国际贸易比重：国际贸易总量与总产量之比。开放化程度高的省份拥有更好的投资环境。

5．政策与法律。优惠政策综合指数：本文采用德米尔勒(Demurger)等的方法，根据各省份内优惠区域的性质计算该指数；各种优惠区的权数，经济特区和浦东新区为3；国家经济技术开发区和边境省区的经济合作开放区为2；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沿海开放带、沿长江开放主要城市、港口城市的保税区、内陆省区的省会城市为1。非国有企业比重：非国有工业企业产值与总工业企业产值之比。优惠政策综合指数和非国有企业比重高的省份投资环境有利。

6．产业化。产业结构：本文以(Q；／Q)／(P；／P)指数来表示省份的产业结构发达程度。其中，Qi／Q代表i省份工业总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P；／P代表i省份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产业集群：本文以(N。／N)／(P；／P)指数来表示省份的产业集群发达程度。其中，N；／N代表i省份工业企业数占全国工业企业数比重，Pi／P代表i省份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产业化程度高的省份具有更好的投资环境。

结论及政策建议

以上分析结果显示，中国投资环境2000年以后人力资源、开放化和产业化方面有明显改善，社会基础设施和政策与法律环境也逐渐改善。并且因为经济继续增长，中国内需市场的增长潜力急剧增大。但劳动力费用等生产要素费用方面的优势在下降，劳动生产力也需要提高。东部和中西部接受FDI总量的差异仍然存在，但投资环境的差异日益减少。为了响应中国政府一方面最小化投资不利影响另一方面积极吸引外国公司在华投资的政策，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中西部地区的进一步开放和产业化。分析结果显示，将来跨国公司的投资决定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是该地区的开放程度和产业发达程度，所以中西部地区为了吸引投资，进一步加快开放程度和产业化进程是必需的。但是开放和产业化导致资源浪费以及环境污染，也已经成为中国政府亟待解决的问题。为了使产业化的副作用最小化，同时通过产业化提供较好的投资环境，中国政府应试图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为保护环境，需改进技术结构、产品结构、企业组织结构、生产布局结构。

第二，劳动生产力的提高。通过分析结果可以看出人力资源、。教育和单位面积生产力有所改善，但劳动生产力的改善不明显。高费用工资结构的情况下必须提高劳动生产力。为提高劳动生产力，一方面要通过生产设备的自动化提高制造业的生产力，同时转向电气和电子等高附加值的产业，另一方面服务业也应转向高附加值产业化。其间考虑低附加值的产品和非核心部分的外包。为了对跨国公司的先进技术和知识使用的最大化，必须完善制度的基本结构。第三，法律环境的改善。分析结果显示，虽然近年来中国法律环境在逐步完善，但低于人力资源和产业化的改善速度。通过对现已在中国投资和即将在中国投资的跨国公司的调查显示，法律方面的完善是最重要的。所以为了促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除了简化和地方分权化相关联的行政、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制、改善外汇制度之外，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健全法律制度。

三 融资环境分析

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投融资环境的比较

（一） 投融资主体结构的区别

从投融资主体的构成上看，我国传统投融资体制条件下，长时期内政府是唯一的投融资主体。 改革开放以后， 企业和居民个人的投融资主体地位得以确立，但其投融资所占份额仍偏低。从目前投融资主体结构看，政府在投融资决策上仍然起着主导作用，不但在公共物品领域， 而且在许多竞争性投融资领域， 政府投融资所占比重都很大，这和西方发达国家的投融资结构存在明显差异。

中国国家财政支出中，经济建设费一项的比例是很大的， 一般占财政总支出的30%左右， 这说明中央政府对经济建设的介入程度很深， 它与西方政府的行为形成鲜明对比。在西方发达国家，政府代表国家行使的经济职能有比较严格的限制范围，政府对经济事务的介入程度受到多方面的约束，例如美国的政府支出中没有经济建设费一项。即使把有关农业、商业、交通运输、 能源、 资源与环保等项支出算作经济建设投融资，其总额占政府财政支出的比例也不过10%左右，大大地低于中国30%的比例。

（二） 融资方式的差异

我国的资本市场还刚刚起步，法律法规还很不完善，市场机制还很不健全，一级市场不发达，二级市场又疲软。反映在投融资上，筹资的渠道不多，筹资成本偏高， 投融资的宏微观调控通过资本市场运作的效应还十分有限。

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市场历史比中国悠久，法律法规完善，市场机制发育，具有比较规范、高效的运行特征。反映在投融资上， 表现为能为企业和居民及外国投融资者提供多渠道、多形式、多便利、低成本的投融资资金来源， 适应了现代企业向社会化、大规模、高技术方向发展的需要。然而，中国的证券市场出现在改革开放以后， 真正意义上的资本市场还远没有形成。 另外， 金融体制缺乏灵活性和有效性，它对投融资的调控就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

（三） 储蓄观与消费观的差异

中国的储蓄率在全世界排名第一。资料显示，1995年、1997年、 2005年中国的国内储蓄率分别为42%、45%、51%， 近几年的储蓄增长率几乎都在15%以上。而在2003年，全球平均储蓄率仅为19 .7%。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人们的风险意识， 尤其是个人投融资的风险意识整体上看比较淡薄， 在储蓄转化为投融资方面存在着某种因为文化与习惯而引起的障碍，这是我们在通过市场配置投融资资源时应该充分注意并加以引导的。西方发达国家， 特别是欧美等发达国家， 尽管人均国民收入很高， 但储蓄率却往往较低。 人们的消费意识更强， 西方国家政府， 至少自凯恩斯主义产生以来， 十分注重培养国民的消费意识并重视刺激消费的效应， 从而从需求的角度拉动了投融资。 由于投融资手段的多样化和投融资回报率高， 因此， 不仅储蓄转化为投融资的机制较为灵活有效， 而且其它投融资资源也能得到较为充分的利用。

借鉴和启示

（一） 明晰投融资主体

我国应当根据目前投融资的基本状况， 逐步改变现阶段以国家和政府为主导的投融资局面，同时，政府、企业和个人应该重新划分原先为政府独立承担的责任。 并且， 政府应该承担一些公益性很强的基础设施建设；企业对自己承担的项目应该独自承担投资经营风险；个人应根据“谁收益谁付费”的原则，在可操作实施的情况下， 有偿使用或购买公共用品或设施服务。

（二）营造良好的法制环境

一般而言，各项具体的法规都是调整各类经济活动的基本准则，其中的某些法律和法规对外商投融资者有着直接的关系，例如商法、公司法等，而我国有关的法律、 法规却还不够完善。 在法律使用上做到严格和公平，会对外国投融资者产生较大的吸引力， 否则， 将会影响外资的进入。必须健全有关外商投融资的法律体系， 要把给投融资者的优惠政策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 从而增强国内外投融资者的信心。从长远来看，健全各种与投融资环境相关的法律和制度、政策框架，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 能够使投融资者的根本利益得到保护。

（三）优化间接融资并大力发展直接融资

对政府而言， 仅靠财政收入的增加来加大经济建设的各项投入是十分有限的，而发行国债可以缓解政府压力， 大力发行国债，吸收民间资本和外资进入。相对于国债融资、银行贷款和股票市场融资方式，企业债券的融资方式更主动、融资成本更低。对于政府支持和希望大力发展的行业以及发展前景良好的产业， 鼓励和帮助这些产业发行企业债券， 这些企业良好的发展前景将为企业债券的发行和偿还提供优异的经营业绩支持。 因此这些企业债券融资具有巨大潜力， 这为该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十分难得的融资机会。

我国目前投融资环境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