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讲 启蒙运动的机构依托
发布时间：2018-03-11
第三讲 启蒙运动的机构依托
启蒙运动是一场思想文化运动，其参与者是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都具有很热切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的批判倾向，都以现实社会的改造为己任。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文化学术活动一般总是以群体的方式进行的，这种文化活动因而也就带上了某种公共的色彩，成为所谓“社会舆论”的主要源泉，而社会舆论这东西，也正是诞生于18世纪西欧的一件对后世政治发展影响极巨的新事物，非常值得深究。为探讨社会舆论的起源，我们首先需要了解一下哈贝马斯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这个概念。
一、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发生
在古希腊城邦就有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明确划分：前者是自由民所共有的活动场所，是他们显示个人才干的地方；后者则是每个人所特有的活动场所，一般与家庭生活、生命繁衍有关。公共领域里发生的主要是交谈（lexis，它可以采取讨论或诉讼的方式）和各种共同的活动（包括战争和竞技）。
在中世纪，这种古典意义上的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对立在欧洲消失了。依照罗马法，“公”与“私”是截然对立的，但这一对范畴很难应用到封建社会的法律关系当中来。封建社会劳动的经济组织使领主的家庭成为一切所有制关系的核心。社会中不存在“私人占有”和“公共主权”的矛盾。如果可以把国家看作是公共领域，那么人们在领主庄园中看到的就是一种次一级的公共权力，而相对于国家的支配权力，那只是一种私有权，而且还不是现代私法制度所规定的私有权。所以，“私人所有权”和“公共所有权”在封建社会是融为一体的，都依附于土地，故也可以把那时领主所掌握的“公共所有权”当做私有权看待。
不过，在西欧封建社会也出现了一种很特别的“公共领域”，哈贝马斯称之为“代表型公共领域”。那是由君主印玺、贵族徽章，以及所有贵族的生活习性（衣着、发式）、行为举止（问候形式、手势）和修辞方式（称呼形式、正规用语）等等，简言之，一整套关于高贵行为的繁文缛节表现出来的。它表现在贵族及所有特权集团的社交场合，其中也包括了教会，是所有特权等级的行为规范，也是“特权”的体现。后来，随着早期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王权的强化和主权民族国家的出现，社会中的封建关系受到了侵蚀，空前强大的王室贵族统治阶层才把原来贵族阶层的交际场所改造成为“上层社会”的活动领域，使代表型公共领域最终集中到了君主的宫廷之中。也就是说，这个时候的贵族社会被从国家中分离出来了，形成了社会内部的一个禁区。哈贝马斯认为，也只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才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分野：“公”在此时指的是绝对主义的国家，它在理论上是为公众谋福利的；“私”则意味着处于国家机器之外的一切要素（包括私人、私职、私务、私宅等等），它们只与个人利益相关。也就是说，统治阶层这时最终告别了等级制度，发展成为公共权力（包括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即由政府管理的“国家”，也就是一种有别于代表型公共领域的新型公共领域；而无特权的劳动阶层则在国家之外形成了与国家相对立的“市民社会”（一种真正的私人自律领域，即私人领域）。
由于这时欧洲各国奉行重商主义政策，政府对社会经济生活特别关注，常刻意予以指导；同时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也使广大商人阶层产生了对信息的大量需求，而信息本身很快也成了商品。于是报纸发展了起来。其读者并非普通大众，而只是一些有教养阶层，包括政府文官、医生、牧师、军官和教授、学者等，他们处于最顶层，通过教师和撰稿人同民众发生联系；但读者中也有许多接受王权管辖的商人（资本家、银行家、出版商、制造商等）。正是这些商人，作为一个阅读群体，构成了一种新型的市民阶层，这种市民阶层是公共权力的一种抽象的对立面，他们很快就开始利用报刊并通过以阅读为基础的自由讨论来制造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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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批评政府、伸张自己的权利。于是便产生了一种所谓“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
这种“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是一种崭新的公共领域，它倾向于否定传统的公共领域，亦即否定由王权所把持的公共权力机关（国家）的公共性，或者说要对王权国家政府的公共性展开公开的批判，认为它代表的并非真正的“公共的”利益，而只是一小撮特权阶层的“私人的”利益。那么什么社会团体才拥有真正的“公共性”呢？在这个“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看来，那就是它自己——由一群从事商品交换和社会劳动的私人（当时主要指商业资产阶级人士，他们来自市民社会）组成的公共领域。这种新公共领域本身就是私人领域（即市民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但也正因如此，它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公共领域——因为这正好符合希腊人所理解的那种公共领域的范型，即那是自由民所共有的活动场所，是自由民通过交谈和各种共同的活动显示个人才干的地方。也正是这种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为后来启蒙运动的发生发展提供了许多重要的机构依托。
二、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主要形态（咖啡馆、沙龙、共济会）
（1）咖啡馆
咖啡这种能提神的饮料是阿拉伯人首先发现的，15世纪在麦加城出现了最早的咖啡馆。17世纪初咖啡始传入欧洲，17世纪中叶以后咖啡馆开始成为欧洲某些大城市中时髦的消闲场所。首先是在英国，1657年伦敦出现第一家欧洲的咖啡馆。1671年以后法国的马赛、巴黎等大城市也发展起来了这种时髦。一些有文化教养的资产阶级人士养成了来这里聊天的习惯，不久一些没有政治影响力的贵族也加入了进来，后来一些下层市民如手工业者和小商人也来了，三教九流的人在这里碰到了一起。每个咖啡馆都有固定的常客圈子，一般都是男人，女人是不让进的。聊天的气氛十分宽松、平等，谈论的话题也很广泛。尽管文学批评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但政治批评方面的内容也十分突出，而且也许一开始就是热门话题。咖啡馆因而成为培养启蒙时代批判精神的最初的学校。
（2）沙龙
作为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一种体现的沙龙主要是法国的现象。近代法国的沙龙生活是在路易十三时代（1601-1643）兴起的，当时的巴黎出现了这样一种风气：有才学的人们纷纷聚集到一些女才子或学界名流的客厅里，评论新书，琢磨语言，鉴赏艺术，以此作为一种高级的精神享受。这种风气的发生有文艺复兴遗风的影响，但更深层的根源，据说还在于法国人所特有的一种喜爱聚谈的民族性。伏尔泰说：“爱好交往是法国人的秉性。这是一种优点，也是一种乐趣。”1 丹纳对此也深有同感，并对法国人的这种民族性做过生动的描绘2。但沙龙生活主要还是一种非常重视“礼貌”的上流社会的日常交际活动，因此它的兴起就不能没有大批贵族在某个特定区域的“聚居”这个重要前提，故而法国专制制度的确立在促发沙龙风气方面的作用也不容忽视。伏尔泰就在很大程度上将这一变化归功于生活在巴黎的贵族太太们，说她们把自己家的客厅变成了教育讲究礼节的学校。而贵族领主们何以会住到巴黎来呢？这自然就是黎世留和路易十四的功劳了。
沙龙生活对法国启蒙运动的影响极大，比咖啡馆大得多。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首先，它打破了教会、学院和国家政府对审美趣味的垄断，使一般知识分子也获得了文艺批评的权能，而知识界对文艺批评权能的自由行使，乃是法国更为广泛的思想言论自由的开端。
其次，它将启蒙学者推向了思想界的权力中心。沙龙的基本特点是以一种有组织的方式将上流社会和知识界的名士们召集在一起消闲──做做游戏，聊聊天，读读书，当然还要品尝美食。由于贵族社会极重视“荣誉”，各大家族之间一贯盛行着互相攀比的风气，因之各 12 伏尔泰：《路易十四时代》，商务印书馆，1982，第486页。
Hippolyte Taine, Les origines de la France Contemporaine, Hachette, Paris, 1920, tome 1, p. 192-193. 2
沙龙也都以拥有最多的知识界名流为荣，为此发生了激烈的“名气”竞争。比如，从五十年代起，若夫兰夫人的沙龙和德芳夫人的沙龙之间就为谁的知名度更大而争得不可开交；而1764年以后，则又有圣多米尼克街莱斯皮纳斯小姐的沙龙在和她的姨妈德芳夫人的沙龙争夺文人和外国访问者。这就为当时的启蒙思想家们通过和权贵人物的接触而步入权力的高层提供了极好的机会。著名启蒙学者达朗贝尔就因此入选法兰西学院，这被认为是启蒙学派征服法兰西学院的开始。后来这个学派在60年代一直领导着这座思想合法性的堡垒。3
第三，沙龙在解除贵族阶级精神武装的同时，促进了启蒙思想的传播，并大大增强了它的影响力度。聚集在沙龙里的旧贵族们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极端地玩世不恭。由于失去了往日的政治权势，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他们就此不再关心政治是很自然的，但他们也由此养成了一种爱拿政治事务开玩笑的习惯。最严重的政治事件在他们那里都能成为笑料。联盟、战争、税收、条约、内阁、政变等等事关国计民生的重大政治事务，被他们编成讽刺歌谣传唱取乐。这对于当时思想界就国家政治问题展开的自由讨论，无疑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3）共济会
共济会（Franc-maçonerie，原义是“自由泥瓦匠联合会”）本是一种遍布世界各地的秘密会社，其结社的最高价值原则是“自由”与“宽容”，其根本宗旨是寻求真理和人性的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