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诗词的发展历程与基本特征

姓名：李敏杰 班级：072101 学号：20101003605

课程名称：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指导老师：王永

一、宋诗

宋诗是紧承唐诗而来的，开国之初60余年的诗歌几乎是中晚唐诗回响，前后接踵的“白体”、“西昆体”、“晚唐体”三派诗人，分别师法中晚唐的白居易、李商隐、贾岛和姚合。白体诗人模仿白居易的唱酬诗，多以浅易圆熟的语言唱酬消遣。西昆体代表诗人杨亿、刘筠、钱惟演等人只猎得李商隐的皮毛，以辞采的浮艳繁复相高。晚唐体诗人林逋、魏野等人的诗歌语言虽归于素淡，但格局又失之细碎小巧。这时的诗歌一味步趋前贤而失去了自家体段，宋初诗歌还没有显露自己的时代特征。

待欧阳修、梅尧臣、苏舜钦登上诗坛进行诗体革新，清除以雕琢饾饤相恶的恶流，宋诗才呈现出不同于唐诗的独特风貌。欧阳修提倡用诗为时代传真留影，用诗“美善刺恶”和宣叙人情；梅尧臣指责宋初诗歌“有作皆空言”，崇尚平淡朴素的艺术境界。欧阳修等人在学习韩愈古文的同时，诗歌创作也受到韩诗的影响，常以古文的章法句法入诗，在创作上“开宋诗一代之面目”。

宋诗称盛是在北宋中后期，这时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大家、名家争雄于诗坛，“王介甫以工，苏子瞻以新，黄鲁直以奇”。王安石早年诗歌以意气的傲兀、议论的犀利、语言的瘦劲称于一时，晚期诗风转为含蓄、深婉、精工。苏轼是宋诗中杰出的大家，他在各种诗体中都能自如地挥洒奇情壮采，笔势奔放驰聚，想象丰富奇特，比喻更是妙语连珠，诗在他手中“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赵翼《瓯北诗话》）。黄庭坚写诗力避平庸滑熟，在句法音律和谋篇布局上求新出奇，语言老辣苍劲，诗风峭折生新。这3位诗人的政治态度不同，艺术个性各异，但都喜欢在诗中搬弄典故卖弄学问，在诗中以散文化的语言畅发议论，还常常押险韵、用拗句、造硬语。他们的创作和理论代表了也左右了一代诗风。苏轼和黄庭坚对后来的影响尤大，元祐后的诗人率不出苏、黄二家。黄庭坚的诗法和诗风极宋诗之变态，他对后来宋诗的影响之大更是无人能及，北宋末和南宋都在他的笼罩之下,生前已有一大批追随者，死后学其诗者更众，并很快形成阵容浩大的“江西诗派”，甚至像陆游这样的大诗人早年也是黄诗的模仿者，所有宋人承认他“为本朝诗家之祖”。与黄庭坚同出苏门的陈师道，诗学黄庭坚而最后又与黄齐名，其诗运思巉刻，笔力简劲，对南宋诗人也有较大的影响。

南北宋之交的重要诗人几乎全属于江西诗派：陈与义在宋末被奉为该派的三宗之一，是江西诗派后期的代表作家；吕本中和曾几都都以江西诗派的传人自命。不过，他们继承了该派的某些“家法”，也改造了该派的某些弊端。吕本中提出“活法”以反对死守涪翁成法，陈与义也认识到写诗“慎不可有意于用事”。他们都是宋代诗歌史上承前启后的过渡性人物，直接影响到稍后的中兴诗人。

陆游与苏轼在南北宋诗坛上的双峰并峙，他又与同时的尤袤、范成大、杨万里并称“中兴四大诗人”。在南宋前期的抗金斗争中，中兴诗人的诗歌反映了民族的痛苦、愤怒与期盼，深刻地揭示了我们这个民族坚强不屈的灵魂。他们既关注民族的命运和时代的风云，也陶醉于山水清音与田园风俗。中兴诗人都是从江西诗派入手的，但在漫长的创作道路上又都逐渐摆脱了江西诗派的束缚——由枯坐书斋转而面向广阔的社会，有迷信“无一字无处来”转而彻悟“纸上得来终觉浅”，由死守成法转而重视诗兴，最后也就是由江西诗派入而不由江西诗派出，形成了各自独特的艺术风貌，创造了宋诗的又一度繁荣。陆游的诗歌集中体现了南宋的爱国主义精神，其诗情豪宕感激，而诗语又清空一气，“看似华藻，实则雅洁，看似奔放，实则严谨”。范成大是田园诗的集大成者，其诗一洗江西诗派的艰涩之态，轻巧自然，明净流美。杨万里以自然风趣的山水诗见称于世，诗风更是轻松活泼，幽默机智，形成了别具一格的“诚斋体”。

南宋末年的“永嘉四灵”和“江湖诗派”作为江西诗派的反拨。他们不约而同地使诗歌回到晚唐，以贾岛、姚合为师，企图以晚唐诗的灵动来救江西诗派的生硬，但他们这时已才气枯竭，加之大部分诗人缩进了自我的小天地，因而诗情既贫薄，诗境也狭小，难免“破碎尖酸”之讥。南宋灭亡前后，以文天祥为代表的爱国志士表现出坚贞的民族气节，他们合唱的既是激动人心的民族“正气歌”，也是为南宋王朝灭亡哀婉的送终曲。

宋诗虽然不如唐诗那样光芒四射，但也没有为唐诗的光芒所掩；它虽然借鉴了唐诗许多成功的艺术经验，但又摆脱了唐诗已成的套路和故辙；它的整体成就虽然没有超越唐诗，但能在唐诗之外另辟新境。就内容而言，宋诗对生活的反映和唐诗同样深广，从军国大事到琐碎闲情都可入脉，甚至某些唐人认为不能或不宜入诗的对象却成了宋诗常用的题材，如品茗尝果、鉴赏古玩、摩挲笔砚、朋友谐谑、知音清谈等等都是宋人的诗料。宋诗既深刻地表现了特定时期的社会心理，也生动地表现了各个诗人的气质个性。就艺术成就而论，唐诗和宋诗各有千秋，“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盛”（钱钟书《谈艺录》）。因唐诗之长在“风声情韵”，所以易蕴藉空灵，宋诗之胜在“筋骨思理”，所以贵深折透辟。唐诗因情景交融而令人一唱三叹，宋诗则以其深曲瘦劲而让人回味无穷。宋诗在30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流派林立，诗体繁多，仅作家个人风格就有“东坡体”、“山谷体”、“王荆公体”、“陈简斋体”、“杨成斋体”等（严羽《沧浪诗话》）。

但是，宋诗既然“以筋骨思理见胜”，它就容易在诗中大发议论。严羽早在《沧浪诗话》中就指出宋代诗人好“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的特点，宋诗之失往往在于直露、寡味和枯槁；宋人要在唐诗之外求新求生求奇，精于运思而严于洗剥，追求诗境诗句诗韵的奇崛苍劲，结果因其太尖新太瘦削而失去了唐诗那种浑厚的气象、那份自然的神韵。

二、宋词

唐诗对于宋人来说是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而唐五代词留给宋人的则是一片尚待开垦的处女地，宋代词人大可在其中开疆扩境逞才献技，因此宋词比宋诗在艺术上更富于独创性，以致人们常把它作为有宋一代文学的代表而与唐诗相提并论。

词兴起于唐代无疑与当时经济的繁荣和燕乐的发达有关。现已发现的敦煌曲子词最早产生于7世纪中叶，除极少数诗客的作品外，其中大部分可能是来自民间的歌唱，词风一般都朴质明快，体式有小令、中调和慢词，内容较后来的《花间集》也要广泛的多：“有边客游子之呻吟，忠臣义士之壮语，隐君子之怡情悦志，少年学子之热望与失望，以及佛子之赞颂，医生之歌诀，莫不入调。其言闺情与花柳者，尚不及半”。中唐诗人如戴叔伦、张志和、王建、白居易、刘禹锡等采用这种体裁进行创作时，体式一色都止于小令，风格还带有民歌的活泼清新。晚唐创作的文人越来越多，他们运用这种体裁的技巧也更熟练，可惜随着词中辞藻越来愈华丽香艳，它所反映的生活却越来愈狭窄贫乏，词逐渐成了公子佳人和权贵显要们歌台舞榭的消闲品。在仕途上潦倒失意的温庭筠喜“逐管弦之音为恻隐之词”，他是晚唐填词最多的作家，现存的70多首词内容“类不出乎绮怨”，艺术上的主要特色是丽密香软，稍后的花间词派尊他为鼻祖。与温齐名的韦庄所写的题材也不外乎男女艳情，只是词风上变温词的浓艳为疏淡。战乱频繁的五代，只有西蜀和南唐免遭兵火之灾，宜于簸弄风月的小令便率先在这两个小朝廷繁荣起来。《花间集》中的词人除温、韦外多为蜀人。南唐最著名的词人是李煜，他的早期词风情旖旎，妩媚明丽，晚期词以白描的手法抒亡国的深哀，对于词的题材和境界是一大突破。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深邃，遂变伶工之词为士大夫之词。”冯延巳也是南唐的一位重要词人，其词洗温庭筠的严妆为淡妆。

宋初词基本也是花间词的延续：体式仍然以小令为主，题材不出于男欢女爱，词境只限于闺阁园亭，词风因而也婉约细腻。这时最可称述的词人是二晏和欧阳修。晏殊、欧阳修都受惠于冯延巳词，前者得冯词之俊，后者得冯词之深；前者词风温润秀雅，后者词风婉约沉着。晏几道的一生前荣后枯，常以哀丝豪竹抒其微痛纤悲，别具低徊蕴藉的艺术效果，其清词俊语更是独步一时。

小令在晚唐五代和宋初是一枝独秀。到北宋中叶，城市的商业经济日趋繁荣，市民的文化生活也随之日益丰富，浓缩含蓄的小令已不适于表现他们的思想情感，铺叙展衍的慢词因而逐渐发展成熟。张先以小令笔法创作了20多首慢词，明显带有由小令向慢词过渡的痕迹。词发展到柳永才气局一新，他的艳情词尽管时涉低俗，但热情地歌颂了下层人民真挚的爱情，特别是唱出了娼楼妓女的心愿与辛酸；羁旅词抒发了词人对功名的厌倦和鄙弃，此外，他还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幅多彩多姿的都市风情画。柳永是宋代第一位专业词人。柳词在艺术上的成就更值得称道，他探索了慢词的铺叙和勾勒手法，使词在章法结构上“细密而妥溜”，又自度了许多新曲，并且大胆地采用口语俗语入词，使词的语言“明白而家常”。不过，柳词大部分仍是为应歌而作，主要为勾栏瓦舍的歌妓立言，词还远没有摆脱“体卑”的地位，他只使慢词与小令平分秋色，并没有使词与诗分庭抗礼、平起平坐。这一重要变革要等到苏轼来完成。胡寅在《题酒边词》中说：“柳耆卿后出，掩众制而尽其妙，好之者以为不可复加。及眉山苏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于是《花间词》为皂隶，而柳氏为舆台矣。”他开拓了词的题材，丰富了词的表现技巧，开创了影响深远的豪放词，也提高了婉约词的格调，并动摇了词对音乐的依赖关系，使人们发现了曲子词的内在潜力。从此词人乐意用它来抒情言志写景状物，词成了一种“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的新型诗体，“诗庄词媚”的传统观念被打破，他通过自己的创作给人“指出向上一路”。但时人并不全按他指的路数填词，仍或遵循“花间”老路，或暗中去效仿柳永，连他的门人和友人秦观、贺铸的词风也仍以婉约为主，苏轼还戏谑地把秦观与柳永并称：“山抹微云秦学士，露花倒影柳屯田”。周邦彦是北宋后期的词坛大家，“词至美成，乃有大宗，前收苏、秦之终，后开姜、史之始；自有词人以来，不得不推为巨擘，后之为词者，也难出其范围”（陈廷焯《白雨斋词话》），有人甚至把他誉为“词中老杜”。他在柳永的基础上发展了慢词的铺叙技巧，常常打乱时间与空间的顺序，变柳词的直笔为曲笔，深化了词在抒情叙事上的表现力；他使词的语言更加典雅浑成，词的音调更加优美和谐，因此成为“格律诗派”的开创者。李清照为两宋之际最杰出的女词人，她将“寻常语度入音律”。将口语俗语和书面语陶冶得清新自然，明白如话，创造了后来词人广泛效仿的“易安体”。

南宋前期，爱国主义成为词中最震撼人心的主题，辛弃疾就是爱国词人的代表。他梦寐以求的就是抗金复国，正是在这一点上辛词凝聚着全民族的意志。他从苏轼的“以诗为词”进而“以文为词”，以其纵横驰骋的才情和雄肆畅达的笔调，在苏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了词的疆域，使其题材更为广阔丰富，意境更为雄豪恢张，想象更为奇幻突兀，手法更为灵活多样。就其词风的某些相近而言虽“苏、辛并称”，但整体成就上“辛实胜苏”（纳兰性德《渌水亭杂识》）。清人周济认为辛弃疾“其才情富，思力果锐，南北两朝，实无其匹”。当时和后来在思想情感和词的风格上受他影响者不少，并形成了辛派词人。其中与辛同时的有韩元吉、陈亮、刘过等，宋末有刘克庄、戴复古、文天祥、刘辰翁等，他们都喜欢选用长调来抒写磊落悲壮之情，来创造雄奇阔大之境，只是有时失之直露叫嚣。

南宋后期维持了几十年相对平静的局面，格律派词人远绍清真而近崇白石，前期词人那种慷慨悲愤的激情逐渐冷却，词中的情感和语言都归于“醇雅”，律吕字声进一步严格规范。姜夔一反婉约派的柔媚软滑，笔致清空峭拔。吴文英与姜并肩而词风与姜相反：姜词清空疏宕，吴词质实丽密。史达祖、王沂孙多以赋物寓兴亡之感，周密、张炎有时直抒家国之哀，情调一色的凄凉悲切，语言无不精致典雅。

宋代词人有的严于诗、词之别，恪守词“别是一家”，强调歌词与曲调要宫商相协；有的则借鉴邻近文体的表现方法，甚至“以诗为词”或“以文为词”，填词时并不“醉心于音律”。这种对词的不同态度导致了各自词风的差异，前者词风多婉约，后者词风多豪放。《诗馀图谱》中指出：“词体大略有二：一体婉约，一体豪放”，“婉约者欲其词调蕴藉，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宏”。把词人都归类于两大派虽然不十分恰当，但也有一定的道理。这两派的分流始于柳永、苏轼登上词坛以后，苏轼之前并没有豪放与婉约之分。划分豪放与婉约的关键是曲调和词风，十七八岁的女子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其情调风格自不同于关西大汉绰铁板唱“大江东去”，显然一偏于柔婉一偏于豪放。当然，这仅是从其大略而言，至于每一个词人，婉约而偶涉粗犷者有之，豪放者常近婉约更为多见。

词的发展经唐五代至北宋而南宋，词体的兴盛也由小令到中调而至慢词，它终于从小溪曲涧汇成了泱漭巨流，从诗的旁支别流进而与诗并驾齐驱。

参考文献

[1]王永. 中国传统文化概论课件. 武汉：中国地质大学（武汉）,2012

[2]马承五. 戴建业. 唐宋诗词史. 武汉：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

[3]马承五. 唐宋名家诗词笺评.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4]钱钟书. 谈艺录.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5]王国维. 人间词话. 北京：中华书局，2009

[6]赵翼. 瓯北诗话.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7]王兆鹏. 宋词鉴赏.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

注：部分资料来自百度百科

宋代诗词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