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感录 65 暴君的臣民

《热风》

拿“残酷”做娱乐，拿“他人的苦”做赏玩，做慰安。

再论雷锋塔的倒掉

《语丝》 《坟》

雷峰塔倒掉了，这本来是一件平常的事。为什么倒掉的？“因为乡下人迷信那塔砖放在自己的家中”可以“逢凶化吉”，你挖他也挖，“挖之久久，便倒了”。于是人们再三叹息：“西湖十景这可缺了啊！”倒掉的原因以及人们所发的感慨也并无不平常之处。然而，恰恰在这些平常的现象后面，作者看出了人们精神上的“病象”：守旧、维持现状、惧怕变动。作者称之为“十景病”，并以此为出发点，联系与之相类似的事，说明这正是统治阶级维持统治所需要的一种精神状态，是守旧复古势力赖以生存的土壤。“十景病”必然阻碍创新和变革，阻碍社会的发展。医治“十景病”的惟一办法是“破坏”，但作者指出，“有破坏却未必即有新建设”，“破坏”有“革新的破坏者”和“寇盗式破坏者”、“奴才式的破坏者”三种，我们所需要的，是“革新的破坏者”，“因为他内心有理想的光”。作者于文章结尾点出了主旨。

这篇杂文的高明之处，在于从日常生活中敏锐地发现问题，又能以艺术的手段加以深化、强调、突出。作者借助于联想，按照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把许多零碎的现象缀合在一起，使事物的本质更加突出、显豁，凸现它的历史、现状和未来。

春末闲谈

《莽原》 《坟》

《春末闲谈》是鲁迅杂文中最好看的篇章，文字从容洒脱，笔力却非常遒劲，通篇透出一种深沉透彻的神采，那种纵笔挥洒的气势和笔力，无人可学，无人可比。在《春末闲谈》中，鲁迅以一种闲谈的方式，将自然景物人格化，通过形象化的说理，揭露了统治阶级“治术”的险恶实质，对阻挠民主改革和社会进步的反动派进行了强烈抨击。

文章开头首先介绍细腰蜂捕捉小青虫为食料的特异本领——用神奇的毒针蜇入青虫，使其不死不活，不动不烂，以保新鲜。然后再由细腰蜂毒针的麻醉作用，联想到中国历代统治阶级的种种麻痹手段和各种“治术”，他们在理论上用“圣贤之言”将“治术”合法化，迷惑人民，实践上采取思想文化专制策略，与细腰蜂捕食性质一致，目的只有一个，让统治者的地位永久稳固。 文章最后指出，人们的思想终究是无法禁止的，妄想长久统治人民的种种“治术”终将失败，人民群众必定会觉省，并起来抗争，奋战到底。

1.《春末闲谈》的知识性、趣味性特点。

　　丰富的知识性体现在文章的实例中，有中外历史文化知识，中外古今的各种麻痹术等；有自然科学知识，文学知识。

　　生动的趣味性既来自于知识性，又得力于作者生动有趣的叙述。这些有趣的知识经作者剖析，增强了文章的理趣。

　　知识性和趣味性都服务于文章的中心思想，都为论证“统治者的一切麻痹术都是不能十分奏效的”这一中心论点，使中心思想的论证严密而充分，说理透彻生动，在趣味盎然中使读者得到思想的启迪和感情的陶冶。

　　2.《春末闲谈》的幽默风趣、好用反语的特点。

幽默风趣，好用反语的语言特点，既增强了文章的战斗性，又使说理文章风趣生动，避免枯燥无味或板起面孔说教的缺陷。反语的运用，有时能比正面的批判更深刻有力地否定荒谬事物。文章还常以貌似为治人者着想的口吻，行嘲弄和讽刺之实。幽默风趣，好用反语确使文章的战斗性大为增强，也常使读者忍俊不禁，读来趣味盎然。

灯下漫笔

发表于《莽原》，收入《坟》

《灯下漫笔》是《春末闲谈》的姊妹篇，出自杂文集《坟》。既曰漫笔，就说明文章结构自由灵活，先从具体的事件产生感想，引入本题，然后抓住论题，联想广泛，引用丰富，层层剥笋，由表及里地揭示事物的本质。开头记叙袁世凯复辟期间钞票贬值的旧事，是引发议论的契机。鲁迅用叙议结合的笔法，生动描写了这场风波，细致表现了自己忽忧忽喜的心情，然后笔锋一转，引发出“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喜欢”的精辟议论，犹如横云断岭，使文章迭起奇峰，别开生面。　他从自己的观察研究出发，把中国历史的各种时代分为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从而高度概括、准确鲜明地揭示了“一治一乱”的历史循环规律，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就是天下大乱，军阀混战，兼并鲸吞，弱肉强食的时代，往往出现杀人如麻，流血盈野的惨象。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就是儒家标榜的太平盛世，由于新的统治者制定了奴隶规则，重视生产，奖励农桑，同时规定了服役和纳粮的数目及办法。老百姓虽然当牛做马，毕竟还有口饭吃。1925年的中国究竟处于哪一时代，鲁迅并不点明。因为他希望结束以上两种时代，创造前所未有的人民当家作主的第三种时代。鲁迅认为革命者也是不满于现状的，但无须反顾，不能再回到古代去重复走老路，要探索前面的新路，要创造“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这就是他观察中国的社会和历史得出的结论。

论睁了眼看

发表于《语丝》，收入《坟》

第一部分：（1—5自然段）先写为文的缘起，即看虚生先生的时事短评有感而作。感的是什么呢？下面请同学们读一下文中的第3自然段。下文一转：“（第3自然段）中国的文人，对于人生，——至少是对于社会现象，向来就多没有正视的勇气”，接下来三段就从批判国民性入手（在此可以解释一下“国民性的含义：国民性或民族性，就是国民素质，最基本的就是其思想道德素质，或者说国民性与民众的思想道德素质在一般情况下是通用的。它们的基本内涵都是指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长期共同生活及相同文化背景下所形成的共同的理想信念、价值尺度、性格特质、道德规范、思维方式乃至于心理、风俗习惯等等。”），深刻地揭示了“瞒和骗”思想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孔孟之道长久的精神统治，讽刺中国文人闭着眼睛“便看见一切圆满”的文艺思想，而他们的方法就是什么啊？（让学生回答？“瞒和骗”文中第一部分最后一个自然段第五自然段结尾结尾有这么一句话。），在这里点题且引起下文。

第二部分：（6—11自然段）首先，从男女婚嫁的视角批评“大团圆思想”，认为才子佳人小说是作家“闭上眼睛”对中国婚姻的缺陷所作的补救。其次，从《红楼梦》或续或改的结局处理方式上说明这种流弊对小说的影响。再次，以宣扬“善有善报”的元杂剧为例，对“大团圆”思想的延伸进行批判.。最后，指出关羽、岳飞的被杀，因有“彰明的史实，瞒不下”，便“别设骗局”，也仍是“大团圆”结局流毒的表现。在鲁迅看来，这些都是瞒和骗的文学，

正因这一文学思想的流毒和影响之深，，这才将一切社会人生的不足之处通通加以掩盖，这无疑是对社会进步的巨大妨碍。于是鲁迅以十分沉重的笔调写下了一段含义极为深刻地话:“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成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不足忧悲似的。”这一部分分析“瞒和骗”思想的影响和危害，给人以警策。

第三部分：（12—14自然段）这一部分是整篇文章的精髓所在。（同学们一起读12自然段）。鲁迅开出了根治“瞒和骗”痼疾的药方，那就是“我们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这也正是文章的文眼所在。最后一段简短有力，进一步表达了鲁迅对于建设新文艺的热切希望。

（1）鲁迅是如何深刻地揭示“瞒和骗”的文学传统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的？

鲁迅对“瞒和骗”的文学传统的抨击时从国民性入手的。中国人为什么不敢正视社会、人生？此种性格弱点是怎么造成的？他认为这首先是“孔孟之道”长久精神统治的结果。中国是一个有漫长君主专制历史的国家，一代一代的“圣君”“贤相”都把封建礼教作为制驭民众的手段，“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早已成为国人共同的心理机制。这也就是胡风先生所说的“精神奴役的创伤”。这种“精神奴役的创伤”一到旦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自然就要反映到文艺上来。鲁迅把“瞒和骗”的文艺与“瞒和骗”的国民性结合起来考察，十分精辟的揭示了二者之间的辩证运动规律，说明“瞒和骗”的文艺源于“瞒和骗”的国民性，反过来又推动“瞒和骗”的国民性进一步扩张，以致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这个分析告诉我们，“瞒和骗”的国民性与“瞒和骗”的文艺都是特定社会政治经济形态下的必然产物。

（2）“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这句话该如何理解？(讲第三部分的时候就一起讲了)

鲁迅从“瞒和骗”的文艺同“瞒和骗”的国民性相互推动的恶性循环中，概括、提炼出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重要论断。这个论断虽然是在谈到“瞒和骗”这种消极现象时做出的，但我们的理解须着眼于它普遍的积极意义，即它所揭示的文艺同国民精神的辩证关系、文艺的特殊功用等。首先是国民精神决定文艺的风貌，文艺反映国民精神，或者至少打上国民精神的烙印。例如中国古代所谓的“建安风骨”“盛唐气象”，现代的“五四”文学、抗战文艺等，可以说无不与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国民精神相联系，无不为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国民精神所灌溉。事实上，正是这种联系和灌溉，才使得一切优秀的文艺作品能够引起受众普遍的精神上的共鸣。其次是文艺对于国民精神的积极影响和反作用。“满和骗”的文艺可以“更令中国人更深地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健康向上的文艺自然也可以使国民精神获得升华和提高。鲁迅始终认为文艺能够移人性情、影响人的精神、具有启蒙作用，这的确是非常正确的。特别是他提出文艺“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这一命题，更是一语点明了文艺特殊的社会功用，对于我们今天发展社会主义文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鉴于文艺作品的这种客观效果，人们不能不提出作家的社会责任感问题。鲁迅的“灯火”论证是要启示作家以健康向上的思想塑造国民灵魂，培育国民精神，引导我们民族以健全的人格卓立于世。

本篇课文无情地批判了“瞒和骗”的思想与文艺，告诫人们要有正视现实的勇气，从“瞒和骗”中走出来，建设中国真正的新文艺。

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

发表于《莽原》，收入《坟》

主张对资本家的“乏走狗”，不能讲费厄泼赖，而要痛打落水狗。

夏三虫

《华盖集》

苍蝇是国民党反动派、蚊子是资产阶级帮闲们、跳蚤是他国帝国主义分子

类比法

学界的三魂

《华盖集续编》

鲁迅在文章中提出了“民魂”说，在鲁迅的心目中“民魂”才是“中国的灵魂”。中华民族数千年历经磨难而不亡，如今依然能傲然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支撑她的不是“官魂”而是“民魂”；“民魂”才是华夏本体之魂－－“中国的灵魂”。但是作为“独夫的家谱”的中国历史，长期以来被谱写被颂扬的却只有“官魂”没有“民魂”，那真正体现中国灵魂的“民魂”被阉割被埋没掉了。

　　鲁迅认为“民魂”乃是民族自信力的根基，是中国的希望所在。在鲁迅看来，“民魂”是根植于民众并生长于民众的一种可贵的民族精神。这种精神不仅体现在作为先觉者的“精神界之战士”身上，更深的是体现在为生存而奋斗挣扎的底层民众的身上。民众是“民魂”之壤，深植于民众之壤的“民魂”是不死的，是希望所在，是信心与力量之源。

谈皇帝

《华盖集续编》

　鲁迅在文章里议论的“愚君政策”，一直不曾为中国正统的历史学家们提及。然而大量历史事实都可以说明，这的确是中国古代普遍存在的现象。如今的人们很少不知道“指鹿为马”的故事。中国史上第二位皇帝，秦二世胡亥，就是被赵高愚弄，如同天下头一号的傻瓜。自汉武帝以后，历代的皇帝们似乎都遵循这样一则规律，即从开国之君以后的第三代往下，皇帝便由平庸走向昏庸、孱弱。这种结果显然与他们所接受的教育的目的完全相悖。英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在《人类与大地母亲》第三十五章的最后，写下了一段完全不同于中国史学主流论点的文字：无论是西汉王朝还是农民，都成了儒家官僚地主的牺牲品。这个新的社会阶级是帝国的粘合剂，但也成为“中国的悲哀”。官员们是真正的罪犯，“天命”早就应该从他们的身上收回。做官的儒生们在精神上已经成了法家，他们以法家的残忍为之尽职的是他们自己的利益，而不是皇帝的利益。到这时，这一新的特权阶级已经使自己处于牢固的地位。在公元9年至36年的灾难中，它成为中华帝国社会中幸免于天谴的一个因素，而上天的惩罚则恰恰是这个统治阶级自身招致而降临于中国的。这是耐人寻味。

略论中国人的脸

《而已集》

在《略论中国人的脸》中，鲁迅给全体中国人“相”了一次脸，这一相便相出了中国国民普遍存在的“家畜性”。这家畜性的表现就是：驯服，忍耐。从“家畜性”里还孽生出了昏庸、麻木和狡猾的特性。这些连家畜性都不如的特性，是中国的国民性变得每况愈下。
　　鲁迅先生认为，导致“家畜性”形成并“发扬光大”的原因就是国人普遍缺乏“兽性”——既缺乏反抗和抗争的意识。鲁迅之所以要给国人相脸，之所以要通过国人脸相的气息揭示骨子里的卑怯和驯服，唯一的目的就是让这些“家畜”成为“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启示我们正视自己的病根，将奴性从心间和脸上多多洗去。至于反复赞扬“兽性”，并不是要我们野蛮残忍，不是要我们每天伸出狼爪攫食绵羊的心肝，而是希望我们有足够的力量反抗非人的奴役和凌辱。

小杂感

《而已集》

鲁迅的小杂感寓意是改变、觉醒、奋斗，唤醒麻木不仁的国民为美好的幸福而奋斗。而道士多为无为而治，没有太多这方面的东西，没有特定的主张一个信徒去信仰，所以在憎恨的时候少了他们。

散文：

范爱农

发表于《莽原》，收入《朝花夕拾》

追叙作者在日留学时和回国后与范爱农接触的几个生活片段，描述了范爱农在革命前不满黑暗社会、追求革命，辛亥革命后又倍受打击迫害的遭遇，表现了鲁迅对旧民主革命的失望和对这位正直倔强的爱国者的同情和悼念。

忆刘半农君

发表于《青年界》，收入《且介亭杂文》

鲁迅在这篇文章里实话实说，笔不横逸地抒写自己和刘半农交往的经过，但在回忆刘半农时，他不作一般介绍，也不作溢美之辞，而是一分为二地进行实事求是的评价。

文章段落之间连接紧凑，如“活泼”——“草率”——“亲近”——“浅”——“忠厚”，上下勾连，过渡自然，其间没有多余的铺垫。这种优缺点混谈和段落勾连的结构使散文显得紧凑而生动。

这篇散文有杂文味道，用语尖锐有力，论及人事多含嘲讽，在文章最后作者写道：“我愿以愤火照出他的战绩，免使一群陷沙鬼将他先前的光荣和死尸一同拖入烂泥的深渊”。应该说，这是鲁迅写《忆刘半农君》之目的。原来刘半农去世后，不少悼文均歌颂备至，不分皂白地将其捧得天花乱坠。鲁迅在文章抒发自己观感，特意历数刘半农十年前的“战绩”，表扬作为“战士”的刘半农，因为他“中国有益”，而善意批评他“据了要津”后的种种表现。鲁迅以一分为二的评价缅怀刘半农，就为的反其道而行之，免使一些“陷沙鬼”是非不分，将其歪曲陷入烂泥。显然，鲁迅写这篇悼文是为了战斗，作者的“愤火”是燃烧于整篇，尖刻讽刺的语意即产生于此。

我的第一个师父

发表于《作家》，收入《且介亭杂文末编》

死

发表于《半流》，收入《且介亭杂文末编》

女吊

发表于《中流》，收入《且介亭杂文末编》

《女吊》是鲁迅散文的杰作,文中所写的实际上是鲁迅心目中的"复仇者"的形象,她与原本存在于绍兴民间戏剧舞台上的"女吊"形象并非是一个统一的形象。作品历来被视为理解鲁迅晚年思想的关键。

影的告别

发表于《语丝》，收入《野草》

1924年,正是鲁迅在精神上处于第二个寂寞苦闷的时期。“1920年末《新青年》团体的分裂,标志着‘五四’退潮时期的开始。《影的告别》,正是诗人孤独,彷徨心境的写照。诗歌以象征手法,写影与人告别时的一席话。这个“影”无疑是诗人自己的象征,这个“人(“朋友”)当是将来的黄金世界里”的热血青年。

过客

发表于《语丝》，收入《野草》

坟，是一个意象，出自老人之口。只有老人才说得出，再往前走是坟，他迫于已有的意识与能力，所见自然如此。过客追问，“老丈，走完了那坟地之后呢？ ”你看老人的回答：走完之后？那我可不知道。我没有走过。 坟，是终点吗？没有答案。野花，出自小女孩之口，代表着新生的力量，所以她的回答天真烂漫，了无心事。 而过客呢，连连多少个“忽然惊起” “忽然惊醒” “竭力站起” “然而我不能” “然而我不行” 只能昂头向前走。 这可以说是人生的三种状态或阶段，套在知识分子或中青人的身上最为恰当。天真烂漫到安逸怠慢，但时代的年轮不止呀，时光不停呀，所谓中产，所谓还没放弃努力的知识分子，都是这个过客。鲁迅，必然是伟人，他保持着谨慎和坦诚，最后留着希望，哪怕是在世的一种安慰。

墓碣文

发表于《语丝》，收入《野草》

写了梦境中在墓前的经历，被认为是所有鲁迅的作品中的最难懂的一篇，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疾走离开是因为作者认为自己不能再这样内心的虚无与灰暗，以及意欲认识和摆脱这种心境而不能的焦灼和痛楚，所以要疾走离开。

这样的战士

发表于《语丝》，收入《野草》

鲁迅以散文诗的形式写了这篇《这样的战士》；通过战士的形象，生动地表现了在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中，必须具有清醒的不为敌人任何阴谋诡计欺蒙的韧性精神。鲁迅刻划“这样的战士”的形象，也是号召革命青年必须具有这种韧性精神，做个坚强的反帝反封建的战士。战斗目标并不是军阀，而是文人学士们。在鲁迅看来，军阀固然可恶，而到了这时还埋怨、批评学生的文人学士们，作为“帮凶”，更加可恶。鲁迅说自己进入了“无物之阵”。所谓的无物之阵，就是把握不定，变幻多端，永远也抓不住。在鲁迅看来，这种战斗是很费心力的。鲁迅就是这样的战士，跟这一类对手打了一辈子。从这篇文章中可以分明看出，鲁迅确实是一位精神界的战士。

演讲：

娜拉走后怎样

发表于《文艺会刊》收入《坟》

鲁迅在这篇文章中敏锐地扑捉到了“娜拉走后怎样”这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并揭示出娜拉的命运：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娜拉是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的经典社会问题剧《玩偶之家》的主人公。她在经历了一场家庭变故后，终于看清了丈夫的真实面目和自己在家中的“玩偶”地位，在庄严地声称“我是一个人，跟你一样的一个人，至少我要学做一个人”之后，娜拉毅然走出家门。）鲁迅先生是敏锐地觉察出这一重大社会问题的，即如果口袋里没有钱，没有经济大权，则妇女出走以后也不外两种结局：一是回来，一是饿死。只有妇女真正掌握了经济大权，参与了社会生活，不把自己局限在小家庭里，不把婚姻当成女人唯一的职业，才有可能真正获得“解放”和“自由”。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发表于《现代青年》，收入《而已集》

鲁迅先生才识过人，对魏晋文章与彼时政治背景及社会风气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自是提示得准确传神，可以使任何一个后来者不敢轻视。先生对魏晋这一时期文人的情状，也大致是持肯定态度的。对魏晋文人身处夹缝、个性难以自由生长的自下而上际遇充满悲悯，对他们意识到生命短促的放达和追求永恒的浪漫进行讴歌。

《呐喊》自序

发表于《晨报·问学旬刊》，《呐喊》

作于1922年12月3日北京。这篇序文，勾勒出了作者前期思想的发展脉络，同时对游荡在当时背景中的自弦灵魂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在这篇序文里，作者并没有回避自己曾有的犹疑和孤寂，体现出了坦荡率直的艺术品格。而作为一篇序文，作品又恰当地提示了他所以要作小说的缘由：“铁屋子”作为作者对传统中国社会的象征，它既显现了鲁迅深居其中的寂寞孤苦，同时也昭示了作者要领着国人从精神上走出它的决心。于是，“呐喊”就成为作者从深寂孤苦中所喷射出的一腔激情孤愤。从集子中所收作品看，也明显地保留着作者于“五四”高潮时期，在结束一段的沉默之后奋起呼唤的特色。

《自选集》自序

《鲁迅自选集》，后收入《南腔北调集》

鲁迅文章赏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