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时代》最精华部分—名人语录

曼纽尔·卡斯特尔（美国南加州大学传播学院教授）：网络的形式，将成为贯穿一切事物的形式，正如工业组织的形式，是工业社会内贯穿一切的形式一样。

凯文·凯利（《失控》作者 《连线》杂志创始主编）：我们通过结合把自己变成一种新的更强大的物种，互联网重新定义了人类对自身存在的目的。

托马斯·弗里德曼（美国《纽约时报》专栏作者 《世界是平的》作者）：我们美国人非常震惊，苏联人竟然向太空发射了轨道卫星，而我们却不能。 哦 天哪！

谢尔盖·赫鲁晓夫（前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之子）：（那天）我父亲没有睡觉，当时已经很晚很晚，接近深夜，秘书敲开门说“赫鲁晓夫同志，有您的电话”。

他去了另一个房间，回来的时候脸上满是笑容。他说“瞧瞧，我要告诉你们一个大秘密，我们发射了史上第一颗“史伯尼克”人造卫星，它在环绕我们的地球。”

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美国前总统）：这个国家必须在国家生活中，给科学技术和教育以优先权。

罗伯特·泰勒（互联网之父 前阿帕信息处理技术办公室主任）：我想要做的事就是实现这些系统的在线连接，那么你在某个地区使用一台系统时，你还可以使用位于另一个地区的其他系统，就像这台系统也是你的本地系统一样。

拉里·罗伯茨（互联网之父 前阿帕网项目负责人）：我拒绝（泰勒的）邀请，因为它是一个管理职位，我当时并不想做管理，我想留下来搞技术。

罗伯特·泰勒（互联网之父 前阿帕信息处理技术办公室主任）：但是他并没有要离开的意思，他认为他到阿帕来的话，也就成为了一名政府官僚。

罗伯特·泰勒（互联网之父 前阿帕信息处理技术办公室主任）：我逐渐了解到阿帕为林肯实验室提供了百分之五十一的资助，我请求我的老板“你能否打电话给林肯实验室，告诉他，如果拉里·罗伯茨能来阿帕任职的话，将会为林肯实验室和拉里·罗伯茨本人带来最大的好处。”

拉里·罗伯茨（互联网之父 前阿帕网项目负责人）：我是被‘胁迫’过来的，但是最后的结果是不错的。

拉里·罗伯茨（互联网之父 前阿帕网项目负责人）：我可以对每个区域的每个部门进行计时，这样我就可以从计算机那里找到最短路径，那只是因为我不想浪费时间，我没有太多的时间可以浪费。

伦纳德·克兰罗克（互联网之父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特聘教授）：他们径直走到研究员前说，“聪明绝顶的人啊，我提供的资金可以维持很长的时间，你们放手做吧，我们既不会控制，也不会下命令，你们自己把握灵活度，开放即可，自由即可，好好干。”

拉里·罗伯茨（互联网之父 前阿帕网项目负责人）：我们的观点是一致的，那就是分布式网络，因为如果你建立一个中心节点，把所有机器连起来，那么中心节点总是会出问题，中心节点会过载并崩溃，因为流量过大，支持不了，我们不能建造那样的网络。如果今天的因特网是中心节点式的，那么我们的中心节点，需要美国整个国家那么大。

伦纳德·克兰罗克（互联网之父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特聘教授）：我们一直努力让这个房间看起来就像当时的样子，旧桌子、旧椅子都还在，黑板代替了当时的白板。

伦纳德·克兰罗克（互联网之父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特聘教授）：在这个房间里最重要的就是那台机器，这里，这台机器是有史以来的第一台互联网设备。它是军用加强面板，它内部这么丑，但又很漂亮，对我来说它意味着很多。它有中央处理器，存储器，调制解调器，电源和逻辑处理单元。

伦纳德·克兰罗克（互联网之父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特聘教授）：“我们打入‘L’，对比尔说‘L有了吗？’他说‘有了’。输入O问‘有O了么？’‘是，有O了。’输入G问‘有G吗？’然后啪一下就死机了。”

伦纳德·克兰罗克（互联网之父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特聘教授）：第一条意想不到的互联网上出现的信息是“L和O”，就是“呦，您瞧”里面的“呦”，现在你想一下，“呦”和“您瞧”碰在一起了。这真是注定要发生妙事啊，我们没预先设计这条信息，但它呈现的东西是这么有先知的意味，有力而简洁，纯凭运气，我想我们大概为互联网的开端，传出了一条最佳的消息。

罗伯特·卡恩（互联网之父 TCP/IP协议 联合发明人）：IP地址可以让你在全球互联网中联系任何一台你想要联系到的计算机，让不同的网络在一起工作，不同网络上的不同计算机一起工作。

温顿·瑟夫（互联网之父 TCP/IP协议联合发明人）：人永远不能预知哪种设计会被采用，但是一开始我们就很确信，这种技术会十分强大而且会被广泛应用。

罗伯特·梅特卡夫（以太网发明人 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教授）：人永远不能预知哪种设计会被采用，但是一开始我们就很确信，这种技术会十分强大而且会被广泛应用。

许榕生（中国科学院研究院）：为什么我们要用互联网，高能物流数据、试验经常是国际合作的，大家都互相往来，共享研究的数据，如果跨全球这么大的地域，大家都集中在一个地方，这是很不方便的。

胡启恒（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科学家和教授们的要求，反映到我们这些主管这个项目的人的脑子里，清华、北大，我们三个单位，很快就取得了一致，我们都同意把互联网引进来。于是我们就去跟国务院打报告，说我们要干这个事儿，国务院批准了，说行，你们干吧。

蒂姆·伯纳斯-李（互联网之父 万维网发明）：在那之前，人们一般能接触到的并且使用电脑，但是每台电脑上的系统都各不相同，因此，我认为应该存在一个假想的、虚拟的空间，使得不同的系统能够交换数据。

蒂姆·伯纳斯-李（互联网之父 万维网发明）：HTTP（超文本传输协议）和HTML（超文本标记语言）就是电脑之间交换信息时所使用的语言，也就是说当你在电脑上点击一条链接，你的电脑就会自动进入你想要查看的页面，之后它就会利用这种电脑之间的语言与其他计算机进行沟通。这就是http-超文本传输协议。

彼得·克斯汀（英国互联网之父 英国伦敦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万维网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极大的推广了互联网，并且让互联网的使用得以普及，我认为这种普及型非常非常重要。

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创办人 《数字化生存》作者）：每当有一个社会是多成分的，自由的时候。就会有更多的创造，蒂姆·伯纳斯-李的发明，毫无疑问是一个里程碑。

卢恰诺·弗洛里迪（英国牛津大学互联网研究所教授）：我们确实进入了一个史无前例的阶段，我们从物质为基础的社会，以黄金为基础的社会，进入了以能源为基础的社会，进入了以信息为基础的社会。

罗伯特·梅特卡夫（以太网发明人 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教授）：互联网是人类在过去四、五十年最大的成就。

彼得·克斯汀（英国互联网之父 英国伦敦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互联网像蒸汽机一样，掀起了一场革命。

劳伦斯·H·萨默斯（前哈佛大学校长）：信息技术正在前所未有，彻底改变着全球化进程中各种联系。

克里斯·安德森（《连线》杂志高级制作人 《长尾理论》作者）：与其说互联网是一场技术革命，不如说他是一场社会革命。

曼纽尔·卡斯特尔（美国南加州大学传播学院教授）：（互联网）创造了一种新的社会组织，就是无处不在的网络社会。

艾伯特—拉斯洛·巴拉巴西（美国东北大学复杂网络研究中心主任 《爆发：大数据时代预见未来的新思维》作者）：没有互联网的话，人类几乎将不能存在.

凯文·凯利（《失控》作者 《连线》杂志创始主编）：互联网必然会成为人类文明的一部分。

扎克·林奇（《第四次革命》作者）：它是一切技术的基础，是将这些技术网络起来，帮助我们真正理解我们是谁，我们身在何方。

卢恰诺·弗洛里迪（英国牛津大学互联网研究所教授）：我们将进入从未见过的未来，而我们也才开始应对这样的转型。

马克·韦伯（美国计算机历史博物馆策展人）：网景上市证明，一个基于万维网的公司，可以引起上街的足够重视，这是互联网繁荣的开始。

杨致远（雅虎公司联合创始人）：我们想我们可以创建一个目录，就像黄页一样，我们可以收集网站，让全世界的人们提交他们的网站，告诉我们描述，然后我们可以创立（网站）分类，分类就是目录。然后，我们放在了学校用于研究的电脑中。

杨致远（雅虎公司联合创始人）：我们能够获取最好的服务器，最好的机器和网络连接，因为这些资源我们的雅虎才能成功，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因素。而我们是免费获取的。雅虎始于我们的爱好，而斯坦福大学帮助雅虎成长。

约翰·郝莱（美国计算机历史博物馆馆长）：他们真正想做的是一些很酷的事情，他们只是想要创造出一些独一无二的事物。然后展示给他们的朋友看，朋友会说，哇，真了不起。我不敢相信这是你做的。然后有人就会过来跟你说，我能做出来与之匹敌的东西来。创新就这样产生于草根中间。

戴维斯·劳斯（美国计算机历史博物馆研究员）：据我所知，斯坦福影响了29000千家公司，它虽然没有发明许多东西，但它提供了这种创新的氛围，它培养人才，这些人则带着创新的点子创立公司。

埃隆·马斯克（特斯拉公司首席执行官）：这里有很多世界上最好的工程师和创立公司的基础设施、风险投资人、法律帮助，就连像租屋这样简单的事，在世界其他很多地方都是相当困难，但在硅谷，房东们都愿意将房屋出租给创业者。

麦克·莫里兹（红杉资本 投资家）：拖车里面就像一对青少年的卧室一样凌乱。

杨致远（雅虎公司联合创始人）：我们努力把拖车打理得整洁一些，但当时还是很乱，拖车里到处是睡袋、批萨盒，我确定，很乱。

麦克·莫里兹（红杉资本投资家）：他们脑子里什么都不想，只有专注和爱好，对杨致远和大卫来说，就是创造雅虎——互联网最全面的导航服务。

麦克·莫里兹（红杉资本 投资家）：当时我们不清楚，它（雅虎）会不会大受欢迎的，当时我们清楚，如果我们抓住雅虎不放，它会是一个非常有战略地位的公司。

杨致远（雅虎公司联合创始人）：当时没有人知道未来会怎么样，他下了一个赌注，我们用自己下了一次赌注，当然，我不能说这是标准做法，但是，当时对大家来说都是公平的。

里德·霍夫曼（领英网联合创始人）：在硅谷，我们崇尚创造力，我们不会问别人你的父亲是谁，不会问你银行存款多少，除非你用这个钱资助自己创业。你只需关心的问题是，我能做什么，我能创造什么，以及我在这方面有多擅长。如果我擅长某样东西，然后，同我一起工作。

卢西奥·兰扎（美国兰扎投资公司合伙人）：人们可能认为我是受到钱财的驱使，但是这是对我的误解，我指的是对成功的渴望。我投入的不过是资金，而你们（创业者）投入的是生命。如果说我冒了很大的风险，其实我什么风险都没有。那些失去就不会回来的东西才叫风险。

提姆·德瑞普（德丰杰投资基金公司联合创始人）：刚来中国投资的时候，我们投资过两三个有些想法但更有政府关系的企业，但都以失败告终。在硅谷，我们把钱投给有想法的年轻人，我们转念一想，为什么我们不在中国尝试投资这些人，于是就有了百度、分众传媒和易宝支付，还有所有伟大的公司。

麦克·莫里兹（红杉资本 投资家）：在飓风中，我们也忙得人仰马翻，脑子也都没办法再理性地思考了，很多人失去了方向。

马克·韦伯（美国计算机历史博物馆策展人）：到处都是保时捷，你还可以看到法拉利、兰博基尼、玛莎拉蒂。

丹尼尔·格罗斯（美国《新闻周刊》编辑 《大泡沫》作者）：这些公司可能并没有业务，但依然会字啊《新闻周刊》购买广告。

卢西奥·兰扎（美国兰扎投资公司合伙人）：我们只在乎眼球，有多少人在关注这家企业，这是多么疯狂的逻辑，疯狂透顶。

丹尼尔·格罗斯（美国《新闻周刊》编辑 《大泡沫》作者）：一些公司唯一出售的（产品）就是股票，他们唯一能出售的就是他们自己。

马克·韦伯（美国计算机历史博物馆策展人）：大学街也成了危机爆发的重灾区，这里很快变得越来越空，越来越悲凉。很多人都在徘徊，然后消失。

卢西奥·兰扎（美国兰扎投资公司合伙人）：那两年太多太多的公司倒闭，没有人愿意再出资。接下来很多年，硅谷的创新落到了非常困难的局面，人们以为硅谷再也不会回来了。

卢西奥·兰扎（美国兰扎投资公司合伙人）：这次危机真正的始作俑者是我们，是硅谷，我们应该对这次危机负全部责任，我们太自负了。如果有人提出反对意见，我们就终止谈话。

麦克·莫里兹（红杉资本 投资家）：人们对短期利好和长期回报的兴奋和遐想，影响了人们的判断力，人们不理性，做傻事。

丹·吉尔默（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教授）：最终还是普通大众受到损害最多。如果他们卷入这场狂热中，特别是九十年代末的泡沫，垃圾股票被出售给最底层的投资人，每一个普通人，他们是整个体系中了解最少的人。

马克·扎克伯格（Facebook创始人 CEO）：我想人之所以成为人的一点就在于我们有社交能力，和我们所在的社区保持沟通。

丁磊（网易公司 创始人 CEO）：每个人都可以贡献碎片的知识点，生活的技巧，在这个平台上给大家去分享，他（用户）在贡献的过程中是独立思考的，它（社交网络）是鼓励独立思考的，这个意义就是互联网的核心价值所在。

马克·扎克伯格（Facebook创始人 CEO）：此刻，封闭的社交平台即将关闭，今天，我们将结束它。

马克·扎克伯格（Facebook创始人 CEO）：每天有更多的应用软件发明出来，更多的人进入这个行业，就像工程师踊跃进入科学、数学领域，公司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涌现。有更多的好公司规模做大了，这是前所未有的事情。学生在寝室或者什么地方就能创造一些东西，基础设施人人可用，成千上万人的生活得到了改善，以前是不可能的。

张朝阳（搜狐公司董事局主席兼CEO）：每个人都有他的独特性，这个独特性都可能通过互联网的平台巨大的放大，使得他获得成功，这是一个呼唤创意、呼唤优秀、多姿多彩的时代，是一个天生我才必有用的时代。

史蒂夫·沃兹尼亚克（苹果公司联合创始人）：生活中的每件事，订机票、找电影、购物，我需要在网上订购一些东西，我喜欢那个，我可以买它吗？针对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会编写出相应的应用，满足人们的需求，我认为iPhone的出现催生了这一切。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写程序了，你可以在云服务器上写程序，运用手机里的应用来进行工作，因此所有人都可以进行创造。

里德·霍夫曼（领英网联合创始人）：大公司有危机感是明智的，产业更新变得越来越快，我们的问题是如何在这种环境中成就一份事业。答案就是适应未来必须不断想象，世界中发生怎样的变化我们该怎样适应和创新，以跟上世界变化的步伐。

陈士俊（YouTube网站联合创始人）：人不可能长生不老，至少要尝试扳动创新的开关，没有什么会比去冒险，去投入精力，去投入夜晚和周末更美妙的。

杰夫·贝佐斯（亚马逊公司创始人）：我真正想做的事情是，确保当我80岁的时候，已经将人生中的遗憾最小化，如果我有了创建亚马逊的想法，但却没有尝试，那我会一直想，如果我尝试了会怎样，我会一直后悔自己没有付诸实践。

马克·扎克伯格（Facebook创始人 CEO）：历史上我们从未有过，如此巨大的机会，一个人、一间屋，创造一种服务，可以让数亿人甚至数十亿人受益。这是令人惊叹的，在此之前不曾有过创造这类业务的能力，而现在很多人在做这件事。这是一个激发创造，专注爱好的最好时代。

罗伯特·克里普克（福特公司历史学家）：当我初到福特汽车公司的时候，我会特意带上自己的午餐，把它带到码头坐下来边吃边看。（镜头字幕：底特律福特公司卢日汽车厂）我们拥有整整一支自己的船队，它们会把矿石送到炼钢车间里去。这很神奇，更神奇的是想到我们所有人每天都赖以生活的物品就是在这里生产的，而你竟能看到它们，从原材料到成品的整个诞生过程。

罗伯特·克里普克（福特公司历史学家）：福特真的是投入了我们手上所有的资源，就让我们用这种方式生产吧，把这么多人集中在一个地点是件了不起的事情。

大卫·史塔克（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讲座教授）：这个老系统究竟是什么？它基于一座金字塔，有很多人处在底层。随着等级的上升，人会越来越少。每个人每时每刻都在给别人排等级，我们给东西排等级、我们给人排等级，人们会拉着你问，你的阶层是什么，你的地位是什么。人们像猴子一样彼此梳理着皮毛，依此维持着彼此的地位，并且我们都自问——我们的等级是什么？我的地位是怎样的？

曼纽尔·卡斯特尔（美国南加州大学传播学院教授）：我们已经不再处于工业化社会了，尽管还有很多工业化的趋势，但是我们已经处于另一种社会结构。现在人人都在谈论网络社会。

艾伯特（美国东北大学复杂网络研究中心主任 《爆发：大数据时代预见未来的新思维》作者）：在过去，大多数的功能之所以都集中于同一组织是因为这么做更便宜。互联网带来的改变是它让外包变得便宜得多。维持和开发产业链，在今天已经不再那么昂贵了。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产业网络变得更有利润、更有价值了。因为交易成本的降低。

曼纽尔·卡斯特尔（美国南加州大学传播学院教授）：企业组织已经戏剧性地改变了，长远型的大规模企业组织崩溃了，协作方之间的联系不再像当初的汽车工业那样长期稳定。联系实际上源于项目，而这些项目是由产业网络支持的，这就是网络企业，这就是新模式企业与工业时代的大规模企业是完全不同的。

丽莎·波普克（宝洁公司公关部经理）：这是一件非常古老的收银机。人们在商店里用它用了很久，委实是个漂亮的老家伙。

巴斯卡尔·恰克亚维奇（美国塔夫茨大学弗莱切学院高级副院长）：众包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外包形式，你在公开平台发出一个求助邀请，比如你可以把它放在一个网站上，最终你将得到一群人提交的反馈，通过聚合这些不同的反馈，我的产品就能得到极大的优化。

史蒂芬·巴戈特（宝洁公司全球商务开发总监）：当我们把需求发布给一些个人的时候，他们就会把这个需求传递给他们认识的其他人。我们近期发现我们可以把需求散播给全球的100万人。互联网是唯一能在一周以内达到这种效果的手段。

克里斯·安德森（美国《连线》杂志高级制作人 《长尾理论》作者）：20世纪的合作模式是企业模式，企业雇佣员工，人们在同一个屋顶下为了某个大目标而工作。21世纪的合作模式就没有那么正式了。它是关于社群的。有些创意永远不会成为产品，有些社群永远不会成为公司，但是关键在于我们现在有了21世纪合作创新模式的替代品。

艾伯特-拉斯洛·巴拉巴西：最成功的网络就是那些自组织的网络。想一想互联网，互联网的成功之道并非是因为有一个一手遮天的组织强迫我们加入互联网的，而是因为所有的企业、所有的个人都希望能接入互联网。因此，正是我们成就了互联网的成长。

罗伯特·希勒（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美国耶鲁大学讲座教授）：人们低估了人类的多样性，我们有太多与众不同的兴趣、品位和才华。互联网提供了机会去真正地创造机会。这将会大大地提高生产率。我认为未来几十年我们将会看到令人惊叹的发展。

孙为民（苏宁云商集团副董事长）：过去我们做实体店面的时候，我的店越大，集客能力越强；我的店越多，我这个渠道的影响力越大。信奉一句话叫什么呢？叫渠道为王。

巴斯卡尔·恰克亚维奇（美国塔夫茨大学弗莱切学院高级副院长）：中间媒介的消失是一种自然的结果。当一种科技及大地提高了经济体系中不同当事方之间的信息传递效率。因此你看到各种各样的中介机构，各种各样的经纪人都面临消失。

托马斯·弗里德曼（美国《纽约时报》专栏作者 《世界是平的》作者）：今天的一个全新的现象是什么？互联网形成了一个“扁平的世界平台”，使得个人现在能够以个人的形式采取全球行动，这就是这个时代的新新事物。我想说的是，多亏了互联网和这个扁平的世界平台，个人被赋予了强大的力量。

马云（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互联网的机遇就在于对传统行业的完善和改变。现在的阶段是唤醒，然后是参与，然后是共同发展。所以你必须去思考，转型过来，他们的未来就是你的未来。所以现在是唤醒、到参与、到繁荣，这是三个阶段。

孙为民：到了互联网的这个时代以后，你就一个店。这个店你想做多大，实际上是取决于你这个平台你这个店能包容多少的产品，多少的供应商。这一下子我们的思维就被颠覆了。

李斌（易车网创始人）：互联网真正的改变是从效率出发的。但是它到了一定程度就是量变到质变，整个商业的模式就发生了变化。

巴斯卡尔·恰克亚维奇：互联网将改变每一种行业的市场结构，因为每个行业的市场结构都取决于你获取信息的能力。因此，每个行业都终将被互联网重构和改变，不管是音乐行业、电影行业，还是水泥行业。

贾跃亭（乐视网创始人）：未来的行业的发展，我们认为是一个生态系统，对生态系统的竞争，或者说链条对链条的竞争，而不是像工业时代下的点对点的竞争。

贾跃亭：很多颠覆性的创新都是跨界产生的，尤其是当产业发生整合的时候，传统行业的格局洗牌会越来越快。现在大家看到的其实才刚刚是个开始。

克莱顿·克里斯坦森（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 《创新者的窘境》作者）这种创新一方面‘杀死’行业领袖，另一方面给新企业提供进入行业的机会。我们称之为‘破坏性创新’。而破坏性创新总的来说让复杂而昂贵的产品变得更加便宜，使用门槛更低，让更多人可以使用它。

史蒂夫·乔布斯（苹果公司联合创始人）：当你长大的时候总有人会对你说，世界就是这个样子，而你的生活就是在这个世界里好好过你的日子，尽量别碰太多壁，努力过好家庭生活，找点乐子，攒点儿钱。你会在某个瞬间明白，你能戳生活一下。实际上当你戳进去，就会有什么东西从另一面冒出来，你能改变，你能重构，这或许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伊藤穰一（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主管）：在互联网上，所谓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已经开始融合。你可以很容易地从一个消费者和观众转变为一个生产者，从而成为整个生产体系的一部分。

曼纽尔·卡斯特尔（美国南加州大学传播学院教授）：我们从传统理论中得到的理解企业和消费者之间就是供求关系，但这不是我们这个世界的现实，那只是新古典经济学所遗留的古老幻像。当时的人们无法想象生产系统和金融系统能够基于新技术而产生巨大转变。

克里斯·安德森（美国《连线》杂志高级制作人 《长尾理论》作者）：我们刚才谈到个人电脑如何让电脑运算民主化，以及互联网让沟通民主化。创客运动则开始推动了制造业的民主化。

王盛林（北京创客空间创始人）：我们说创新，我们说创造，创新究竟是怎么出现的？我们需要一个环境和土壤。

史蒂夫·沃兹尼亚克（苹果公司联合创始人）：无论你走到哪里，所有的国家都想知道硅谷成功的秘诀是什么？秘诀就是花费40年时间建立一种创新的文化。

托马斯·弗里德曼（《纽约时报》专栏作者 《世界是平的》作者）：世界是平的，就只有两种国家——HIE和LIE，即高创想型国家和低创想型国家。因此，区分世界的关键已经不再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而是哪个国家能够促进更多创新火花。

托马斯·弗里德曼：你们知道吗？美国有8000万个电钻，你们知道它们的使用频率吗？平均每部只有13分钟。我们真的需要8000万个电钻吗？假如我把电钻租给邻居们又将怎样呢？

卢恰诺·弗洛里迪（英国牛津大学互联网研究所教授）：千年以来我们发展出所有权或者说财产观的态度。我拥有我的车、我的衣服，我买东西，因为它们会成为‘我的’。互联网时代实际上引入了一种使用的态度，而这种态度正在成为主导。我使用某个东西却不必占有它。这提供了对所有权的不同解释，这些解释决定了是采用所有权还是采用‘使用文化’。在使用文化里，这些所有权就不是非常重要了。

巴斯卡尔·恰克亚维奇（美国塔夫茨大学弗莱切学院高级副院长）：我们被迫分享空间，我们被迫分享所呼吸的空气，我们被迫分享水资源，我们被迫分享基础设施，而这种局面造成了各种各样的压抑与紧张。互联网的力量潜在地允许我们以更高效的方式分享这些资源，让人类社会的紧张局面最小化。这对于人类有着重大的价值。

卢恰诺·弗洛里迪：哥白尼把我们从世界的中心的位置上废黜下来，而第二场观念的革命则是由达尔文带来的。我们认为在这个渺小的星球里，我们起码是动物王国里最重要的动物。当然，这也已经不再是事实了。我们只是很多物种中得一种。阿兰.图灵是伟大的英国计算机科学家，他则隐隐地意识到我们也不是世界上唯一有智慧的主体。不幸的是，即便在我们和世界互动的时候，我们创造的技术也经常比我们聪明。

埃里克·布林约尔松（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数字化商业中心主任 《与机器赛跑》作者）：以美国的中值劳动者为例，也就是收入处在50%点的人，在经济增长中一点儿也没有获益。而且差不多20年来一直是这样的。因此，尽管美国经济的规模变大了很多，生产效率不断提高，美国的生产力已经达到空前的纪录，但是起码有50%的人口没有参与这样的增长。

埃里克·布林约尔松：这并非历史上技术首次让工作变得自动化，200年前的蒸汽机时代发生过，100年前的电力与内燃机问世时也都曾有过这种现象。但是这次有所不同。一方面的不同是，它远比之前发生得快，摩尔定律之下的发展速度远比蒸汽机和电力快；其次，它影响了更大的经济范围，有近三分之二的美国人的工作是跟信息处理有关的，所以这些工作都要受到影响了。因此，几乎每个行业、几乎所有工作岗位，这次都不能置身事外了。

理查德·桑内特（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有大约28%的工作岗位存在消失的危险。在金融服务业、房地产业、保险业等等，这些岗位将在5年之内被计算机所取代。

罗伯特·希勒（美国耶鲁大学讲座教授 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你可以在一个岗位上工作30年，直到你50岁的时候，突然间你被一台计算机替代了，就是这样一回事。你甚至会在30岁就被计算机取代了。

克里斯·安德森（《长尾理论》作者）：如果第一场技术革命花了300年，第二场技术革命花了大概100年，第三场技术革命或许要花50年，这是思考这个问题的正确方法。这不是技术创新的速度，这是社会适应的速度。社会变革要比技术变革缓慢得多，有时甚至要花一两代人的时间才能真正弄清技术革命带来了什么。

米切尔·卡普尔（美国电子前沿基金会联合创始人）：我相信只需要一代人的时间，许多（如果不是所有的）汽车都将不再需要司机了，这样对生活便利和经济效率有好处。但是在美国，我们还有350万人靠驾驶维持生计，比如卡车司机等等。他们怎么办？

克莱·舍基（美国纽约大学客座讲师 《人人时代》作者）：这种行为不是互联网激发的，而是因为我们就是那种社交性人群。我们关心他人，而互联网确实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手段能直接地理解同情他人并感同身受。

段永朝（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特聘导师）：当信息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阻隔，它所携带的信息的能量就能够具有这样一种非常神奇的力量，可以凝聚共识啊，可以焕发情感，能够形成一种强大的社会动员力量。

克莱·舍基（美国纽约大学客座讲师 《人人时代》作者）：这些组织可以是临时组建的、低成本的，你不需要为了完成新任务去提前组织一个群体。当你看到人们聚集起来共同做事的时候，在没有正式的上司的情况下很容易想象，所有的旧规则就会崩溃，新的规则将代替它们。

曼纽尔·卡斯特尔（美国南加州大学传播学院教授）：网络技术导致沟通出现彻底的转变，每个人可以与谁沟通也有所变化。因此沟通的转变和对网络的需求共同创造了一种新的社会结构。

周银根（癌症患者周丽红父亲）：她疼得受不了，一天要打好几针。

尼古拉斯·克里斯塔基斯（美国耶鲁大学教授 《大连接》作者）：群体具备个人所不具备的性质，而究其原因则在于我们组织个体的方式，使得群体由于个体。想一想碳元素，把碳原子以某种方式连接，你将得到铅笔中软而黑的石墨，而如果以另一种方式连接碳原子，则将得到坚硬而清澈的钻石。

休·埃文斯（世界扶贫计划项目首席执行官）：目前世界上仍然有多达5700万儿童不能获得基础教育。在这个丰裕的时代这是不可接受的。还有每39秒就有一名儿童死亡，而通过简单的免疫就可以防止这样的悲剧发生。在这个繁华盛世，这种情况是不合理的。

休·埃文斯：我们将强调某些政策和目标，并通过公众运动的力量去影响商业界与政府采取合理的行动。我们的志愿者现在遍布全球，因为人们都想通过其自身组织努力参与各种活动，这确实令人兴奋。因为我们相信这是全球性的运动，全球公民是无疆界的。

奥巴马（美国现任总统）：这是我最喜欢的例子——现在淡水中的三文鱼是由内务部负责管理的，但是如果鱼游进了海水中就要归商务部管。要是这些鱼被熏制好了，事情恐怕就更复杂了。

凯文·凯利（《连线》杂志创始主编 《失控》作者）：我们在过去采用的全部都是自上而下的管理，但是在那个时代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如果信息不流通，自上而下进行沟通是最好的办法。

梅肯·菲利普斯（前美国白宫新媒体事务总监）：这位总统深知技术的力量。人们必须联合行动，令人激动的是，在过去的5到7年多亏了这些技术工具，我们见证了这种合作的爆炸式增长。

梅肯·菲利普斯：知道有人可能不认同你是有好处的，知道这些不认同来自哪里也很好，我们应该如何成为这些对话中的一部分，而不仅仅将内容发布到网站上，而是与人们建立联系，不管他们在哪里。

曼纽尔·卡斯特尔：如今所有庞大和等级明确的体系都在衰退。相反，在水平网络中，人们可以相连、分离、相聚、分散，整个社会和政治组织的形式都在变化。我们曾经谈论过后工业化社会，‘后’意味着我们并不明白。

克莱·舍基：因为在互联网出现之前，没有任何媒介能够让任何人在比自己能够聚集的人群更大的范围内发表自己的看法。而现在突然之间，你可以在博客上、维基、微博或者其他任何服务，你可以发表自己的看法。数百人、数千人、甚至数百万人都能看到。这带来的效果就是破坏传统媒体成为唯一一个公开表达观点的媒介。

曹国伟（新浪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互联网实际上是把人与人联结在一起了，另外一个是把人与信息联结在一起了。因为这两个连接的话实际上大大提升了信息传播的效率、创造的效率。

伦纳德·克兰罗克（美国南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特聘教授 互联网之父）：人人有自己的声音，即使你是矮穷挫，委身于地下室，香蕉皮等垃圾盖满地板，你却和那些坐在游泳池里的高富帅有着同样的声音，只要你能上得了网。

艾伦·麦克法兰（英国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名誉教授）：你可以说它赋予了个人更多的权力，它给了人们一个发声的机会。许多人，妇女、儿童、老人，之前是没有自己的声音的，现在这么多人，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了。你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权力分散的状况：群体智慧，或者推特，或者资讯，各种形式和种类。所以很多人现在参与到了决策之中。

朴志源（韩国抗议进口美国牛肉事件亲历者）：如果真那么担心的话，不如走出去。我的亲身感受是，和我一样的人，偶然之下聚集在一起是一瞬间发生的事情，并不是我计划好的。

张德镇（韩国首尔大学社会发展和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随着互联网的出现，人们开始重新连接，在宽阔的世界里与更多各种各样的人们相连，受其影响就会改变想法，想法改变就会改变行为。

利物·格罗斯曼（美国《时代周刊》首席编辑）：普通人成为互联网的渠道，成为自我和重要的历史行动者。

邓肯·沃兹（《六度分隔》作者）：什么事情都没发生，然后突然一下就出现了抗议和暴力活动这些都是不可预知的。

霍米·K·巴巴（美国哈佛大学讲座教授）：互联网让那些以前没有发言权的人发声，但是你怎么知道这些声音是仇恨的声音还是协助团结的声音，是敌对的声音还是进步的声音？所以不能简单地由科技联想到价值，这两者之间没有因果关系。

凯文·凯利（《连线》杂志创始主编 《失控》作者）：我并不认为互联网是什么万灵药或乌托邦，我认为互联网会导致更多前所未有的问题。下个世纪，互联网还会导致更多新问题。

萨尔曼·可汗（可汗学院创始人）：世界上最有钱的人的孩子在使用它，蒙古的孤女也在使用。他们用的是同一种资源。结果是我们在三年里拥有了一亿用户。这成了一件很大的事情。当我在杂志里读到这些的时候，我想着，天啊，居然会这样。不过它就是发生了。

吴恩达（Coursera联合创始人）：我认为这些技术的到来为全世界所有人提供了一种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

曼纽尔·卡斯特尔（美国南加州大学传播学院教授）：大型开放式网络课程让我们可以通过在线交流在一堂课中与二万甚至五万人交流。有人说这是大学的终结，不，这是大学的扩张。所有人都觉得大学就是指哈佛或者伯克利这样的地方。不，大学在不同水平上存在。

罗伯特·卡恩（TCP/IP协议联合发明人 互联网之父）：未来大学需要有固定的地点吗？看看如今的图书馆——数字图书馆，我们不需要把它搬进各种各样的建筑中，只要有网络就会有图书馆，不论在什么地方。

戴尔·霍伊博格（《不列颠百科全书》高级副总裁）：一套百科全书，特别是一套不列颠百科全书，因为它始终都是最大的一套，可能也是最贵的一套。它不仅成为知识和教育的某种象征，也是努力进步的象征。

吉米·多纳尔·威尔士（维基百科联合创始人）：我们只是以一种非常传统的方式开始的。我雇佣了哲学领域的人来管理它，他组织了一个每个条目由七个阶段组成的过程。

克莱·舍基（美国纽约大学客座讲师 《认知盈余》作者）：在我脑海里描述这种现象的词组就是——认知盈余。认知盈余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在互联世界中的自由时间和智慧。认知盈余的第二部分就是拥有一个非常大的网络，使得联系变得非常容易。当你获得这种规模很大的合作环境，这就是认知盈余。

贾斯汀·纳普（维基百科编辑 志愿者）：编辑维基百科确实已经成为了我生活的一部分。我在维基百科上利用所有可能的空余时间和空间。有时会是几分钟，有时会是一整天。

布鲁斯·克拉根（美国新罕布什尔州无线电工程师）：我住在新罕布什尔州，有点与世隔绝。30年前我拿到了空间等离子物理学的博士学位。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一试的挑战。

萨尔曼·可汗（可汗学院创始人）：每一个人都知道爱因斯坦，但是世界上大概有50个爱因斯坦活着却默默离开人世，因为我们的世界没能认出这些天才。我想未来的世界，每一个人都会发掘自己的潜能，我们可能在各个领域找到其他五十个爱因斯坦。

维什努瓦登（维基百科编辑 志愿者）：你有一个主意，我有一个主意，我把我的想法给你，你把你的想法给我，我们现在有多少想法？2个想法。这就是维基百科。想象一下，两个人，成千上万的人，很多很多的人，分享这一想法。这就是免费开放的知识。

基姆·吉尔（维基百科编辑 志愿者）：来到这里的成千上万的人，很多都像我一样是一个无名小卒。但是在全球变化中，为这样一个大项目做出自己小的贡献，我还是感到非常棒。

迈克尔·艾西科夫（前《新闻周刊》调查记者）：因为它涉及到指控美国总统与一个年轻妇女的非法关系，但杂志高层，也就是杂志的主编们认为还需要调查，于是砍掉了报道。一旦阻拦了一则新闻，那么其他人就可能得到消息，然后抢先行动。

迈克尔·艾西科夫：当那个周六的晚上‘德拉吉报道’发布那个新闻的时候我非常失望。因为这是我花了好多个月采写的一篇非常敏感的新闻，显然这个消息也具有爆炸性。

马特·德拉吉（德拉吉报道创始人）：网络能够让像我这样的30岁电脑怪才说出自己的观点，也能够让企业总裁或者白宫发言人发表意见。我们都变得平等了。

克莱·舍基（《认知盈余》作者）：过去他们有印刷机但你没有，他们有电视塔但你没有；但现在每个人都有了‘印刷机’和‘电视塔’。

马特·德拉吉：现在只需要有一个调制解调器，每一个人都能够跟踪世界新闻并且向全世界报道新闻。这不存在中间商、没有大独裁者，我觉得这改变了一切。我昨晚走在华盛顿的大街小巷上，我从小在这里长大，在《华盛顿邮报》大楼前面我再次找到了自我。我抬起头，这一次再也不是恋恋不舍。

阿尔菲·丹恩（手机博客网站联合创始人）：它其实就是第一个互联网移动博客，内容是来自手机的图片。两年后，‘7.7’事件就发生了。

阿尔菲·丹恩：我算是认识他的，因为他是我女朋友的朋友。他是在国王十字街火车站的一节车厢里受到了炸弹的袭击，他爬上月台进行疏散，照了一张照片，脸上盖着东西，说给困住了。

伊桑·祖克曼（麻省理工学院公民媒体研究中心主任）：当发生了恐怖袭击、自然灾害时，现场不一定有记者，但是一定会有公民。他们会报道现场的情况，即使只是告知自己的亲人和朋友。所以我们必须去适应这个观点，公民会共同来报道，他们要分享自己的观点。

利物·格罗斯曼（美国《时代》周刊高级编辑）：业余新闻和专业新闻之间的界限吗？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这个界限了。它可能已经完全模糊或者消失，这确实给那些自称是专业新闻工作者的人带来压力。

保罗·莱文森（美国福特汉姆大学教授 《新新媒介》作者）：我认为这是人类历史的一个重要的时刻。因为我们人类的存在不仅在听和看，同时也在于通过写和说来让世界理解我们的想法。而这正是社会化媒体所做的事。新新媒体的‘新’就在于提供了这种互动性，不仅仅是两个人之间的谈话，而是在全球范围内的互动。

彼得·霍洛克斯（英国BBC全球新闻总裁）：我们意识到我们需要改变，我们自身的结构来回应观众提供的信息和内容。

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客座教授 普利策奖委员会行政事务主管：今天的（新闻）工具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每一个新闻组织都在努力提高受众参与的程度，普利策入围作品也能看出这一点，它们变得越来越复杂。机遇就是有更多的工具，更多讲述事件的工具，更多接触受众的工具，数百万眼球、数百万思维都参与其中。

派蒂·梅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互联网让创新更容易，让任何地方、任何人变得更具有创造力，为诸如开发新工具、思考未来等方面做出贡献。

蒂姆·奥莱利（美国奥莱利传媒首席执行官）：我们在建造一台非凡的引擎，它将助推我们利用大众信息并将之化为人类新生的能力。

艾瑞克·惠特克（美国作曲家）：他们打开了乐谱，指挥扬起了指挥棒，轰隆一声，在此之前我的世界是黑白的，突然所有的事物都有了颜色。这是我人生中改变最大一次经历。

迈克尔·迪克森（IBM智慧城市项目主管）：今天，人们希望改变自己的工作方式，希望工作有更多的灵活性，女性希望工作中有更多的灵活性。

丹尼尔·平克（《自由工作者的国度》作者）：我认为互联网时代发生的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是人的寿命越来越长，而同时组织机构的寿命却越来越短。我们大部分人都会比我们工作的组织存活的时间长，以前那种一辈子一份工作的情况越来越罕见了。

“现在的趋势是，组织更加需要有才华的人，而有才华的人没那么需要组织了，这是互联网时代的高效生活。组织需要人才，而人才不再那么依赖于组织。”

邹银妹（淘宝网兼职模特）：一般我现在都是按件算，30块钱一件，多的时候一天拍一百多件也有。有的时候小单子嘛，四五十件。一个月的收入七八千，将近一万吧。

丹尼尔·平克：工业时代的生产资料，以及创造财富的工具非常之大，所以你就需要一个大型组织来筹集资金、寻找场地，协调大家工作，由此来创造财富。今天的生产资料就是一台手提电脑，就是一部平板电脑。

法比奥·罗萨蒂（美国Elance公司首席执行官）：世界上大约有两亿三千万知识工作者。试想一下，如果你把两亿三千万工作者联接起来，那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如果你在中国，你仍然可以为旧金山的公司工作。如果你的企业在旧金山，你仍然可以雇佣澳大利亚的员工。

邓肯·沃茨（《六度分隔》作者）：六度分隔理论是说地球上每一个人都能够通过很少的中间人与其他任何一个人联系起来。所以我认识一个人，你认识另外一个人，那个人由认识其他人，这样的联系链条，只有像六个人这样少的中间环节，我们把它们叫做‘小世界网络’。这种网络的特点就是人与人之间的距离非常近。

曼纽尔·卡斯特尔（美国南加州大学传媒学院教授）：如果你问现在的人们什么东西对他们而言最重要，你会发现并非食物，而是沟通。因为沟通是个人生活、商业、教育、娱乐和一切的基础。沟通是人类生活的核心。

罗宾·邓巴（英国牛津大学教授 “150定律”提出者）：这是一个‘物以类聚’的模式，英语中我们说‘同样羽毛的鸟会聚在一起’，这意味着如果你观察一个鸟群，它们都是同一种鸟，天鹅、鸭子都是如此。”

马克·格兰诺维特（美国斯坦福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弱连接理论”提出者）：这些泛泛之交就是‘弱连接’，他们往往是你认识世界的窗口。‘强连接’对于你获得精神支持很有用，但是‘强连接’没有办法给你带来新的观念、新的信息，这正是‘弱连接’的功能。

史蒂夫·卡特（美国Match婚恋网站副总裁）：在2003年，网络见面的比重约为百分之六，而1995年比重只是零。2005年这个比重已经上升到15%。

田范江（百合网首席执行官）：婚恋是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很自然也会受到互联网的影响和改变，特别是对于新的一代年轻人，他们非常小的时候就开始使用互联网，可以说他们对于互联网的熟悉和依赖是与生俱来的。因此，当他们长大后，很自然也会利用互联网来寻找自己的伴侣。

迈尔克·海沃德（美国耳语网站首席执行官）：人们总是倾向于向别人展示自己的生活是非常积极向上的，但有些事情是他们不会愿意去与人分享的，那些关于不安全感、关于寻求建议、感情问题，以及人类其他的感情，很少会在其它社交网站上表达。一位女士说，我在我的婚礼上和两个人跳了舞，一个是我嫁的人，另一个是我希望嫁的人。

雪莉·图克尔（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 《一起孤独》作者）：我认为这让你有自由的感觉，我认为匿名的感觉以及你想成为一个人但现实中却不能。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有另一个自我。

莫妮卡·惠蒂（英国莱斯特大学教授）：你可能是在驱逐物质世界中的自己，我们在研究中发现，如果你在网络世界塑造了一个理想的自我，你渴望成为那样的人，但那个人又是遥不可及的，那么这个人就会有心理问题。

罗宾·邓巴（英国牛津大学教授 “150定律”提出者）：有两个重要因素决定了你在现实生活中有多少朋友。一个是时间。为了友谊你必须要在朋友身上投入时间。如果你没在你们的关系上投入时间，友谊可能会在6个月内迅速减退。另一个因素是大脑认知。他们已经采集了人们的脸谱页面，同时测量了其大脑大小，他们发现这些人大脑关键部分的大小和脸谱网站朋友数有明确的关系。

马克·格兰诺维特（美国斯坦福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弱连接”理论提出者）：当然有人喜欢加好友，他们在脸谱上会有上千个所谓的好友。这些关系连“弱连接”都不是，它们完全是没有意义的，完全都不是连接。所以我想，有些人就是在乎“朋友”的数量，这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奖励。

雪莉·图克尔（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 《一起孤独》作者）：就在几年前的美国，在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人们一般都可以打电话给5到7个人，五年前从7个人下降到5个人，四年前是3个人，现在则只有伴侣了，如果你运气足够好有伴侣的话，或者是父母。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有的人甚至连一个这样的朋友都没有。因此，这是一种深度的隔离状态，即使是对于一个有五百个脸谱好友的人也是如此。因此，我认为我们是“一起孤独”。

威廉·德莱赛维茨（美国耶鲁大学副教授）：我们只是向一群没有面孔的观众发布我们的信息，希望有人回应。这样做不针对任何特定的人，也是没有指向的，这是社交媒体让友谊变得肤浅的另一个方式。

雪莉·图克尔：我采访一些人，他们说，哦天呐，今天是我生日，非常棒。脸谱上有五百个好友给我发生日快乐的消息，五百个脸谱好友，我不由地肃然起敬，这让他感觉非常棒。然后我问，你在生日这天做了什么? 他说，我一个人在家吃披萨。

麦克·莫汉（暴雪娱乐首席执行官）：在暴雪，我们确实有一个使命，我们致力于创造史上最宏大的史诗般的娱乐体验。我们认为娱乐有一种好处，是可以创造出一种彼此共享的方式，这也就是为何在线游戏如此吸引我们的原因。

丁磊（网易公司创始人）：在这个虚拟的空间里，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变得更加直接，也更加多元化一些。实际上很多人沉迷在喜欢有这个（虚拟）空间感是因为他在现实中肯定有些得不到的东西，需要在这个空间里面去补充和满足。

爱德华·卡斯特纳瓦（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教授 《向虚拟世界移民》作者）：如果真实世界提供的社会生活非常不堪，我认为我们不能指责那些在虚拟世界寻求安慰的人。如果社会生活很棒，人们就不应该在虚拟环境中花费太多时间。对一些人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寻求安慰的途径。因此我认为虚拟环境并不是逃避，而是避难所，是一个宁静、舒适和成长的地方。

麦克·莫汉（暴雪娱乐首席执行官）：我们寻找的是有天赋、有智慧的人，在我们需要的某个特定学科具有经验的人。

金伯利·S·扬（美国圣波那文都大学战略领导力项目负责人）：从游戏的成瘾性来看，真正应该考虑的因素我认为是逃避。如果一个人每天喝酒、每天吸食可卡因，人们会觉得这有问题。但因为互联网是社会都普遍接受的技术，当它成为一种瘾的时候，我们会忽略其影响。

塞恩·酷博（美国华盛顿大学游戏中心创意总监）：当我们放完假回来的时候，我们看了一下那段时间分数最高的玩家发现的结构。令人惊讶的是，玩家提出的解决方案确实解决了蛋白质的结构问题。我们也非常兴奋，玩家竟然能够想到。

爱德华·卡斯特纳瓦（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教授 《向虚拟世界移民》作者）：学生能在其他地方找到信息，他们不需要从教授那儿得到知识。现在教授的角色，就是让学生为学习而兴奋，告诉他们该去往何方。教授应该成为顾问和指导，而非老板。如果你不杀死怪兽，你自己就会挂了。因此我建立课程让学生成为英雄。他们有英雄的自由，但也有英雄的责任。

凯文·米特尼克（美国网络安全咨询师）：“事情是这样的，美国联邦抓到我之后他们要泄愤，因为联邦探员表现得如此愚蠢，所以联邦检察官在法庭上说，不仅不能批准米特尼克的假释，同时在监狱里我们必须保证他不能使用电话，因为他可以通过付费电话侵入北美防空联合司令部，同时吹个口哨他就可以发射核武器！我听完之后大笑，但是法官选择了相信。所以我在监狱里的第一年是被单独拘禁的。”

理查德·马修·斯托曼（美国自由软件基金会创始人）：这是一个可以展示自己聪明才智的一个领域。当然，并非所有破坏安全系统的人都是黑客。这是一项技术，人们有价值观，技术能为不同的价值观服务。谁控制技术，谁就决定其价值。

基斯·马丁（英国伦敦大学皇家霍罗威学院教授）：这样的事情一旦出现，有组织的犯罪就会接踵而至。事实上互联网正在遭遇一波又一波有组织的犯罪，因为人们会以此作为赚钱的手段。所以从实验行为演变为你所认为的最严重最坏的事情，这是可以通过电子通信技术实现的，我一点也不惊讶。

伦纳德·克兰罗克（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 互联网之父）：直到1988年，第一个“蠕虫”被一个名叫莫里斯的人搞出来了。它席卷了数量极多的信息系统当时没有防备，于是集体喊痛！我们想，好吧，这只是一个小偏差，但是我们错了。这是互联网首次展示它的负面影响，原来互联网上也不尽是好事。

唐·B·帕克（美国斯坦福安全研究所计算机专家）：因为计算机的钱是没有任何重量的，并不像现实中的偷窃那样必须靠人力将其运走。因此利用计算机进行金融诈骗，就好像在计算机系统中改变一个数字那么简单。你偷窃一百美元和一百万美元根本没有任何区别。

阿莱克斯·克罗托斯基（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访问学者）：这对21世纪的大部分人来说都是一个灾难，网络瘫痪了意味着政府机构信息渠道、任何媒体信息，所有的信息都没有了。这样的事情一旦发生，意味着整个国家一下子失去了武装，无法沟通也无法组织信息。

菲利普·齐默尔曼（PGP邮件加密软件开发者）：震网是一种复杂得令人难以置信的病毒。在‘震网’之前，恶意软件做得都很简单，一至三个人就可以完成；而开发‘震网’需要一个庞大的团队，团队中的工程师具有多种不同的技能。

乔治·斯特朗（美国网络与信息技术研发计划负责人）：安全是一个复杂而艰难的问题，因为这是一场战争。一方是提供安全的人，一方是破坏安全的人，现在战争已经升级。

林宇（北京网秦天下科技公司首席执行官）：互联网上的犯罪确实体现在肯定是高智商，拥有高科技技能和一个不懂网络安全知识、互联网知识群体的对抗，它这个差距可能会更大了。

基斯·马丁（英国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教授）：假想我们在非洲长大，就知道狮子可能对我们的生命构成威胁，也知道离开家后要锁上大门，但到了网络空间，人们就会完全失去防范意识。因此必须逐渐让人们意识到网络空间同样存在危险，而对于整个社会来说，需要重新理解网络空间存在的风险，思考如何应对。约翰·郝莱（美国计算机历史博物馆馆长）：在网络上有破坏力的人全都没有踪迹，在很多情况下，与那些防守或预防攻击的人相比，那些犯罪的人似乎更有优势。我想在技术发展的历史上，我们还没有经历过类似的斗争。

周鸿祎（奇虎360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做木马做黑客的这些人呢，他也不知道用户是谁，他可能也从来没见过那个用户，所以我们感觉他们好像比较缺乏真正的内疚感或者犯罪感。

帕特里夏·华莱士（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研究员）：当你坐在一台电脑前面的时候，你有一种人身安全感。你能够强烈地感觉到你和你的交流对象之间的距离。你会有一种匿名的视角，不会为自己所做的事情感到不安。

基斯·马丁（英国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教授）：一定有些在现实生活中不会犯罪的人却在网络上犯罪了。英国社会一直在热议‘网络欺凌’的问题。虽然学校操场上时常会有欺凌发生，但实际上真正走到其面前对其恶意相向是需要一定的心理建设的。如今通过社会化媒体不断发生‘网络欺凌’，我相信很多网络欺凌者在现实生活中并不会这么做，而且很可能他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这是一种欺凌行为，也不清楚会带来什么后果。

曹国伟（新浪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我们的很多言行都是受现实生活中法律的约束，所以在网络上我们的言行是需要底线的。这里面包括了法律法规的底线、社会制度的底线、国家利益的底线，还包括公民合法权益的底线、道德底线、社会风尚的底线，还有我们所说的事实真实性的底线。

周鸿祎（奇虎360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所以每天你会发现有特别多的木马变种，这个变种已经不是以百万计，而是千万和上亿来计。

弗拉基米尔·赞波连斯基（卡巴斯基全球产品与技术分析总监）：1994年，我们每小时监测到一个新病毒。2006年，我们每分钟监测到一个新病毒。2011年，我们每秒监测到一个新病毒。现在我们每天能监测到20万个新病毒。增长速度甚是惊人。以中国来说，24%的U盘被病毒感染。将来有可能比如说你的手表、你的皮带、你的眼镜可能都是智能化的。你家里的汽车、冰箱、彩电都是连接网络的。这些东西如果被攻击了，那它对你带来的威胁，实际上就会涉及到人身。按照这种情况发展下去，未来网络的攻击，我觉得它的影响力和后果将会比现在严重很多。

唐·B·帕克（美国斯坦福安全研究所计算机专家）：附近这是一种犯罪方式的巨大变化，可以说计算机犯罪或者网络犯罪已经取代了传统的犯罪，成为了如今主要的犯罪方式。

唐·B·帕克：互联网的不断发展，打开了更广阔的犯罪空间，无论在哪里都一样。网络犯罪得到了更大的自由。

卢建平（国际刑法学协会副秘书长）：最大的问题就是所谓双重犯罪的标准。所谓双重犯罪的标准就是说，A国和B国对同一件事情，两个国家的法律都应该认为它是犯罪。如果说A国认为是犯罪而B国不认为是犯罪的话，那么这个事情就做不成了。

基斯·马丁（英国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教授）：“这异常困难，反观国际社会何种行为才会被全世界都认为是犯罪，在全世界范围内难以达成一致。所有人都承认儿童色情是违反道德的恶行，必须禁止。我相信这点所有国家都是一致的，但是如何界定儿童呢？这就不一定了。在一些国家儿童是非常小的孩子，而在英国，包括我所在的苏格兰地球，儿童色情针对的是12至18岁的孩子，这就是我们面临的问题。

马库斯·库莫尔（联合国互联网治理论坛协调员）：我们唯有通过合作才能解决这种问题。通过政府间的合作、警方的合作，以及执法部门的合作来彼此交换信息。

薇薇安·雷丁（欧盟司法专员）：在欧盟级别上，不会再有20种法律条文，规则在整个大陆上都只有一个，一站式的管控。这样也为公司打开市场。公司不用再应对28个监管机构、28个法案，而是一个机构一个法案，这将非常重要。

贾尼思·卡科林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助理）：美国政府和ICANN还是有联系的。这是他们之间签署合同的结果。但这是互联网发展历史的结果，是美国政府与非政府实体，即管理机构之间进行职能外包和协调的结果。

詹姆斯·刘易斯（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我们可以将与会国家分成三个阵营，一些国家认为应该保持现有模式，一些国家倾向于政府机构管理模式，还有大多数国家尚未拿定主意。

斯蒂芬·克罗克（ICANN理事会主席）：我们乐意见到在ICANN领导力层面有更多参与例如董事会和各类委员会等。同时我们希望有很多代表基层意见的本地参与帮助制定政策、解决问题。

詹姆斯·刘易斯：我们现在看到的大辩论该怎样治理互联网是由联合国机构治理好还是由国际电信联盟治理好，我不知道结果到底会怎样。

马库斯·库莫尔：我们拥有一个基于国家主权的国际合作体系，这一体系已经存在了四百年左右，联合国也是在这种体系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现在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项没有国界限制的技术。因此怎样在互联网治理中处理这一问题便成为了我们面临的一项挑战。

鲁炜（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任 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正如ICANN愿景所言，同一个世界、同一个网络，中国将始终坚持开放的、合作的态度，与各国携手来推动互联网治理，迈向全球共治的时代。

爱德华·约瑟夫·斯诺登（美国‘棱镜’项目揭露者）：我叫斯诺登，我今年29岁，我就职于博思艾伦咨询公司，是夏威夷的一名分析师。任何一位分析师，能够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锁定任何被选择的目标。

迪尔马.罗塞夫（巴西总统）：我们面临的威胁很严峻，巴西公民权利和自由都遭到威胁。巴西公司机密被窃取，这是对我们主权的亵渎。

克里斯蒂安·福克斯（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教授）：政府机构荒唐地认为他们可以通过监控公民来解决世界范围内的犯罪和恐怖主义问题。实际上这已经演变成一种国家暴力和恐怖暴力之间的恶性循环。

米切尔·卡普尔（美国电子前沿基金会联合创始人）：情况已经坏到政府秘密采取行动，政府看起来付出了持久的、大范围的、难以置信的努力，来让每个人的安全感和隐私荡然无存。美国政府以前有能力，现在仍有能力看到任何想看的东西。

习近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在信息领域没有双重标准，各国都有权维护自己的信息安全。不能一个国家安全而其他国家不安全，一部分国家安全而另一部分国家不安全，更不能牺牲别国安全谋求自身所谓绝对安全。国际社会要本着相互尊重和相互信任的原则，通过积极有效的国际合作，共同构建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建立多边、民主、透明的国际互联网治理体系。

理查德·桑内特（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像谷歌和脸谱这样的公司，他们唯一能够赚钱的方式就是揭露人们的个性，更多发掘人们的个人信息，及时找到与他们个人信息相关的邮件或者短信、信息。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就失去了匿名的自由。

卢恰诺·弗洛里迪（英国牛津大学互联网研究所教授）：我们需要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待问题，假如想想你自己的曾祖父母，例如我的曾祖父母，他们住在小村庄里，他们根本没有什么隐私可言，所有人都知道每个人的每件事。当然，隐私是和大城市相关联的，确切地说是和匿名相关，不是我们有隐私，而是没有人知道我们，因此我们的隐私就得到了保护，我们就像是树林里的叶子。

尼克松（美国前总统）：我将辞去总统一职，从明天中午开始生效，副总统福特将在这个办公室就任下一任总统。

辛迪·柯恩（美国电子前沿基金会 法律主管）：技术能给予我们隐私，同时技术也能剥夺隐私，我认为隐私是个人自尊。我不认为人们能够自由生活，当他们知道自己随时被监视的时候。

莫妮卡·惠蒂（美国莱斯特大学教授）：互联网给你一种身处泡沫的感觉，虽然没有人注视着你，但事实是，很多人都能看到你，你的互动往往处于非常公开的空间里，并且他们是可记录的。在你看来，你觉得自己在家里，在一个房间里，没有其他人看着你，没有其他人关心，但事情可以被传递。

邓肯·沃茨（《六度分隔》作者）：我还记得在几年前，加拿大温哥华有一场骚乱，当时有这么一张照片，照片上，街道都被警察清场了，一对年轻的情侣，看上去是在拥抱的样子，躺在马路上。这张照片会让我们回忆起第二次世界大战那张标志性的照片：一名从战场归来的水兵，在人群中亲吻着一名护士。那张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拍摄的照片非常著名，每个人都能认出这张照片，但没人知道照片里的人是谁。他们在那儿，有人拍了下来，然后他们消失了，照片留存了下来，他们的名字却无人知晓。但是现在到了二十一世纪，类似的照片被上传到网络，我们在几个小时之内，就确定了照片中两人的身份，而且是被他们的家人确定的。

马尔特·斯佩茨（德国电信用户）：2007年德国通过了一部法律，人们智能手机的数据和来自网络端口以及人们邮件的信息，要被储存六个月之久。我只想知道，我们有哪些数据会被储存，以及这种储存的限度是什么，另外我们是不是能够取回这些数据，而电信公司却对我说不可以，所以我决定要起诉他们。

马尔特·斯佩茨（德国电信用户）：鼠标滚动浏览这些数据，滚动，滚动，滚动，根本看不到末尾。

马尔特·斯佩茨（德国电信用户）：当他们掌握这些长达半年的数据后，可以清楚的观察到，一个人的行为方式，停留的地方，晚上睡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起床，晚上和谁打过电话，以及这些通话的具体时间。

尼克·比尔顿（美国《纽约时报》科技专栏作家）：我大概花了10分钟，然后我已经知道她是谁，她在哪里工作，住在什么地方，我只是通过她的照片，对照她在其他网站上的用户名和照片，就很精确的了解了她。

尼克·比尔顿（美国《纽约时报》科技专栏 作家）：那一刻，我推开电脑，当我打开了这些网页，突然觉得非常可怕，这个人我从来就不认识，我却知道她的这些私人信息。

大卫·温伯格（美国哈佛大学互联网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我觉得，这似乎是互联网时代的悖论，一方面，互联网给了我们巨大的自由，任何人都能够畅所欲言，并被全世界知道，我们获得比历史上任何时候更大的自由，同时数字技术的进步，也同样意味着万事万物都能被追踪，经过追踪，个人信息和行为将显露无疑。

伦纳德·克兰罗克（互联网之父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特聘教授）：有没有看过一个漫画，一条大狗坐在电脑旁边上网，旁边还有一条小狗，大狗对小狗说，在互联网上，没有人知道你是一条狗。事实是人们不仅知道你是一条狗，而且知道你早餐吃了什么，你穿了什么衣服，你拿着手机到处转转，他们就知道你在哪里，你说了什么。你的隐私没有了，也许是在无意之间，但隐私就是没了。

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英国牛津大学互联网研究所教授 《大数据时代》作者）：我的担忧不是因为，我们进入了一个被监视的社会，而是我们进入了一个人类行为被如此精确预测的社会，并且我们将要因此而惩罚人类，我们降低了人类自由的意志，以及人类的个人特征，而这些远比被监视更加危险。

安德鲁·基恩（《网民的狂欢》作者）：彻底的透明化，将使我们不成为人。我建议，只有人们保持一定程度的自我隐私，我们才不会丢掉人的核心——人性，我们才不会丢掉人类最重要的东西。

丹尼尔·格罗斯（美国《新闻周刊》编辑）：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可以说愚蠢的话，做愚蠢的事，没有人会知道，也不会被保存下来，但现在你做的每件事情，你在脸谱、推特上这些动作，都会被永远地记录下来。

阿莱克斯·克罗托斯基（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访问学者）：现在与过去的一个不同，我认为是互联网不会忘记信息，你可以非常容易的找到一个人的所有信息，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私家侦探是非常容易的，因为每个人的信息就在那儿，这对社会应对而言是有意思的演变。

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英国牛津大学互联网研究所教授 《大数据时代》作者）：‘遗忘’在我们的社会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我们的头脑非常聪明，我们忘掉最多的就是，在当下与我们不再有关联的事情，随着我们原谅某些人，原谅他们的过失，我们同时也开始遗忘他们的过失，如果我们不能再遗忘，因为我们时常想起，其他人对我们做的不好事情，如果我们不能忘记，我们就更不能原谅，随着我们进入一个‘无法遗忘’的时代，我们也许会进入一个‘无法原谅’的社会，这非常令人担心。

约尔格·德里塞尔曼（德国史塔西博物馆馆长）：这些信息被搜集得非常详尽，远远超过了人们的想象，它们涉猎的范围之广，让我非常惊讶，人们常会自问，我的某个朋友是不是间谍，麦克风藏在哪里，街上是不是有人监视我。

基恩·亚历山大（美国国家安全局局长）：这几年，这个（棱镜）计划和其他的情报计划保护我国和其盟国免受恐怖袭击。

辛迪·柯恩（美国电子前沿基金会法律主管）：我们知道他们收集了美国的电话记录，他们收集监控了深海电缆，我们知道他们，从国外复制了人们的通讯记录，所有这些行为都是非法的，全球所有公民需要站起来，呼吁我们在交流时应有的隐私，这是人类尊严的一部分。

国外街头戴面具的游行示威者：我们被当作可疑的人对待，国家安全局监控着我们一切行为，通话、邮件信息，追踪我们的行踪，还有间谍或私人公司，通过电脑和浏览的网页监控我们，他们拿我们的信息做了什么。

卢哈诺·弗洛里迪（英国牛津大学互联网研究所教授）：国家安全问题是每个政府都面临的问题，安全性的强度通常取决于掌握更多国家动态的信息，如果我们想要保护，我们就需要预测，如果要预测，就要获得信息，获取信息就意味着要监控，每个政府都具有保护公民的职能和保护公民人权不受侵犯的职能，但这两项职能是相违背的，安全性和隐私性之间的平衡，是每个国家都面临的困难抉择。

丹尼尔·格罗斯（美国《新闻周刊》编辑）：我认为人们始终都要问自己，如果说互联网上一些东西是免费的，真的是免费的吗？免费的意思就是不需要任何成本，真的不需要成本吗？因为商业的规则就是，总是有人要支付费用，如果你不知道谁被卖了，那么就是你被卖了。

克里斯蒂安·福克斯（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 教授）：日前既有运用个人信息获取经济利益的需求，也有为了政治利益获取个人信息的需求，在全球范围内存在着一种监控产业集合体，私有数字媒体公司，与政府机构合作，来创建一个大型的监控体系。

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英国牛津大学互联网研究所教授 《大数据时代》作者）：‘大数据’时代中数据的真正价值，体现在所谓的‘二次用途’中，数据的这种使用，在这之前从未有人想过，在‘大数据’时代，旧的隐私条例就失效了，失效后，我们就需要新的条例，同时，我们还要尽可能让数据长久存在，因为数据有很多附加价值，定时删除数据是我们在保护大数据使用价值和保护个人隐私之间求得平衡的一个办法。

彼特·柏克（英国剑桥大学伊曼纽尔学院荣誉教授）：我们想赤裸地看到其他人的生活，设身处地的想一下，有谁愿意生活在玻璃房子里，让其他人站在那儿，观看你生活中最私密的部分。所以我看到好的一面，也看到坏的一面。但不论好坏，它都在步步逼近，这就是历史正在前面的方向。

让·诺埃尔·让纳内（前法国国家图书馆馆长）：我告诉你，互联网绝对是矛盾的，它能给出最好的和最坏的（未来），而这取决于人类自己。

尼克·比尔顿（美国《纽约时报》科技专栏作家）：我认为互联网终结了隐私，互联网技术出现后，人们通常都跑向同一个方向，他们都异常兴奋，然后他们突然意识到，我们该怎么办？我们怎么回到过去？我们没法离开互联网，没有网络就像没有了电一样，我们没法再像以前那样生活了。

让·路易斯·格朗日（时任法国Minitel项目设计师）：Minitel是电信部及当年的邮政和电报部制造的产品，它由欧洲国家尤其是动用法国国家之力研发的，而互联网internet的到来，是在一个没有垄断的环境里，由各国科研人员自发团队合作的成果。

路易斯·普赞（法国互联网之父 数据报技术发明者）：确切地说，一方面是由于法国互联网的发展相对很慢，因为有视频文字终端，但另一方面是因为，法国人掌握新鲜事物的速度，总是很慢，然而，这个启蒙太迟了。

新宅纯二郎（日本东京大学经济学研究院教授）：在日本传统的组织模式中，机械学领域作为主要动力，是最发达的部分，其后才是开发电子领域的人，最后才是开发软件的人，现如今最重要的是，软件开发人员，变得日益重要。

周牧之（日本东京经济大学教授）：日本也有很多储备技术，但是日本觉得这些储备它拿出去，会颠覆它现在的商业模式，会让这些摇钱树受损，或者是把摇钱树给埋葬掉，所以他就一直在维护他现在的秩序。

高桥 徹（日本互联网协会顾问）：日本失败了，他们认为只要不断生产高品质的高价产品就能获胜，这完全是个错误。

孙畅庸（韩国未来创造科学部书记官）：为什么韩国人想要更快的速度，希望投入更多，韩国有句世界闻名的词语，bar li（快）bar li（快），事实上，互联网行业也不例外。

金吉男（韩国互联网之父 韩国科技大学教授）：先开发的人当然会更辛苦，但是得到的回报也就越多，所以说先开始是非常重要的。

马克·格雷厄姆（美国牛津大学互联网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这些问题，不是仅仅把人连通起来就能解决的，这些问题关乎权利，它们是政府问题，经济问题，而不仅仅只是技术问题。

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创办人 《数学化生存》作者）：这个村子只有二十个孩子，在四岁多十二岁之间的孩子，没有会读写的成人，这个村子没有人识字，没有电没有电话，什么都没有。

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创办人 《数学化生存》作者）：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六个月之后这些孩子就破解了电脑，非常令人震惊，他们真的是破解了，破解得很深，不仅是进入了一些工具，实际上他们转移了一些代码。

卢恰诺·弗洛李迪（英国牛津大学互联网研究所教授）：互联网能确保通过跨文化对话，我们能知道邻居们在做什么，我们能知道他们的传统是怎样的，因此我们能知道，我们传统的一些部分是历史决定的。

卢恰诺·弗洛李迪（英国牛津大学互联网研究所教授）：突然传统被更新了，互联网造成的痛苦是，它们过去的更新要缓慢得多，很多像我这个年纪的人觉得痛苦的，是传统改变的速度。解决方案是，感觉到痛苦但又忍着痛苦前行。

霍米·K·巴巴（美国哈佛大学讲座教授）：互联网是伟大的发明，但是我们必须意识到，一些陈旧的问题，像文盲、贫苦和准入问题仍然存在，互联网既是一个重要的贡献，也凸现了我们还没有解决的问题。

迪佩什·查卡拉巴提（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种姓制度其中一部分是社会性的，在社会环境下人与人交往是一回事，但种姓制度也决定了我们的婚姻，对么？我们对于生活中的事物，如教育，音乐的态度，父母离世时的仪式安排，孩子出生时的仪式安排，尽管你可能废除了某些制度，但是仪式仍然继续。

许榕生（中国科学家研究院）：各种各样的磁带，就是存储软件，存储数据，当时磁带很大，我们背回来，这个跟一两千年前唐僧取经回来背的那个经书都差不多。

许榕生（中国科学家研究院）：有一个美国研究生在我们这帮着调试，他很高兴发封信给他在美国的朋友说，我们已经通了，我们现在是用计算机进行对话，我是在几万公里以外的中国跟你对话的，他也很激动。

张树新（时任瀛海威信息通信有限公司总裁）：1995年到1998年，完全是一个行业几乎完全萌芽时代，那这个萌芽到什么程度呢？系统集成商帮很多地方政府来建那个互联网的连接，我来帮你建设中国信息高速公路，然后那个省长说太好了，把交通厅厅长叫来。

宫玉国（前China Byte总经理）：一个商业公司申请待宽，是一个很难的事情，而且申请是向谁申请，是北京电报局，您看这个词，就是这个归属，可见当时连组织都没有，更不要说连管理政策了。

田溯宁（宽带资本基金董事长）：当时呢，163网是互联网，169网呢，是一个中国的内联网，这个网络是连不上国际互联网的，但是最后呢，开放战胜了封闭。

王小川（搜狗公司首席执行官）：中国的市场或本土的这样的一个文化优势，使得我们在互联网领域里面，更多看到的是这个优势，看到的是这个机会，那么使得我们现在中国在全球互联网的美国以外，是一枝独秀的，能够有全球的或者本土的竞争力。

姜奇平（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化研究中心秘书长）：足够的人口，统一的文字，繁荣的市场以及一定的教育水平，这个是互联网企业成功的所需要的因素，那么中国恰好具备这个条件。

胡启恒（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再往深层走，我觉得可能我们就需要，考验我们的创新的环境，竞争的环境，公平竞争的政策和人对法制的这个理解。

我们和世界的差距实际上是在扩大的，国际上许多的，外国的许多原始的创新，我们到现在为止，基本上还都是跟着走。

德怀特·珀金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我认为中国的挑战，不在于互联网的实际使用，而是在于中国能否成为信息技术的真正创造者。

曹国伟（新浪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未来的话，实际上互联网意味着一个国家的一个核心的竞争力，如果落后的话，这个国家很难在其他方面说是很先进的。

巴斯卡尔·恰克亚维奇（美国塔夫茨大学弗莱切学院高级副院长）：现在中国政府已经投入巨资，在技术研发和各级教育方面，这将成为中国创新起飞的巨大动力。

罗伯特·卡恩（互联网之父 TCP/IP协议联合发明人）：中国正面对一个充满了机会的世界，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马云（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数字的竞争，才是真正未来世界的竞争。我们在工业时代错失了一个时代，我们不应该错失一个数据的时代，而且今天中国，已经有能力把握这个时代。

方

之熙（前英特尔中国研究院院长）：他基本上就是讲芯片上单位面积上的半导体数量，每隔两年会翻一倍，比如一个芯片有四个半导体，过两年就变成八个，再过两年变成十六个。

罗伯特·梅特卡夫（美国德克萨斯大学教授 以太网发明者）定律的作用就是设定发展路线，这非常重要，它指出方向，同时量化发展，为人们设定了发展路线图，人们跟随它，最终会变成一个自我应验的预言。

史蒂夫·沃兹尼亚克（苹果公司联合创始人）：当我年轻的时候，一个硅片上只有一个传感器，但如今同样的价格却有几千亿个，这就是技术如何掌握星球的。

戴维斯·劳斯（美国计算机历史博物馆研究员）摩尔定律的理念还被应用到了其他类似技术上，如磁盘存储器，磁盘上的比特数每隔几年便翻一番，其增长速度与芯片的增长速度一致，因此摩尔定律不仅仅是物理学上的，它还推动了硅谷以为和世界各地的许多创新。

约翰·昂德科夫勒（美国欧博朗公司联合创始人）：我最大的任务是开发新的用户界面——手势操作界面，所以关键在于，我设计这些科幻技术时，就像是在设计真实技术一样。

蒂夫·布朗（英特尔公司首席未来学家史）：因为我们必须要想象，人类在七年、十年甚至十五年以后需要什么样的产品，这样就能规划接下来生产什么，所以我们需要眺望未来，确保十五年后能生产出很棒的产品。

蒂夫·布朗（英特尔公司首席未来学家史）：车的前灯120年来都是一成不变的，就是一束光来自车的前方，但是如果把前灯变得智能呢？它不仅仅是一个灯，而是智能的放映机和照相机。在雨中驾驶时，你可以用高速照相机和计算机观察雨滴，算出它们滴落的位置，你就能在雨夜畅行无阻了。这真的很神奇，它让车前灯变得智能，想象这个例子，再想想生活中每个物体，如果它不智能，没有联网，你能做什么？这就是为什么我是一名未来学家，这就是我每天的工作。

斯科特·萨默斯（韩国松岛新城境外投资部副总裁）：城市设计中的互联网特点，真的是被掩藏起来了，互联网是城市开发中的水管。

迈克尔·迪克森（IBM公司智慧城市项目主管）：互联网是前提条件，就像公路是公共交通的中心一样，互联网和水资源、天然气和电一样，改变了人们生活的方式，改变政府提供服务的方式以及改变了商业运转的方式。

史蒂夫·布朗（英特尔公司首席未来学家）：最初电就是这样，你需要去一个有电的地方，而现在你习惯了有电的生活，因为到处都有电。计算机也是一样的，智能将随处可见。

艾伯特—拉斯洛·巴拉巴西（美国东北大学复杂网络研究中心主任 《爆发：大数据时代预见未来的新思维》作者）：我们处在的这个世界，没有数字化设备就不复存在，我们每个人都在使用数字化设备，其副产品是大量有关我们的数据。记录我们身处何处，与何人交谈，我们讨论的频率，我们的开销，我们的采购清单，我们在哪里采购，不一而足，无所不包。

丹尼尔·希利斯（美国计算机科学家）：我们父辈生活在世界不同地区，那就意味生活在非常不同的世界里，但我们的孩子却生活在同一世界，不管他们生活在世界的哪个角落，因为互联网将他们都连接在一起，我们都生活在同一个信息空间里，所以，我们当然会改变人类文化。

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英国牛津大学互联网研究所教授 《大数据时代》作者）：因为我们将看到和了解许多有关于社会运作的、自然界的、人的生活的细节，在全球掀起了第二次启蒙运动。第一次启蒙运动带给我们理性思维，但没有充足的证据能证明其正确性，第二次启蒙运动将带给我们这些数据。

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英国牛津大学互联网研究所教授 《大数据时代》作者）：我想再五年或者十年之后，我们不会再讲‘数字原住民’，或者‘数字化一代’，或者‘互联网一代’，我们会讲‘大数据一代’。当他们面对决定却没有任何参数时，他们会不知所措，那将会与现在的情况相反，现在我们常在数据不足时下决定。

凯文·沃里克（雷丁大学神经机械学教授）：我是凯文·沃里克，雷丁大学神经机械学教授，我主要研究人工智能、机器人和生物制药工程。

凯文·沃里克（雷丁大学神经机械学教授）：我把这个芯片植入到我的手臂中，有了它，当我在屋里走动的时候，电脑会为我打开大门、调节灯光。当我走到前门时，甚至会说：“你好！”。

凯文·沃里克（雷丁大学神经机械学教授）：当芯片被取出之后，好多天我都觉得特别失落，好像很亲的亲人刚过世。因为我已经很依恋它，突然间大楼也不会自动开门，当我走进大楼，他也不会自动向我打招呼了，我变回一个平常、枯燥的人，那种感觉太糟了。

凯文·沃里克（雷丁大学神经机械学教授）：实验中我的妻子握紧拳头的时候，我的大脑会接受到电波。我们实现了人类第一次神经系统间交流，但是这表明未来有各种可能性，仅是通过语言，那太贫乏了，同时也有想象、图像、感觉、情感的交流，未来交流的各种可能性都振奋人心。

凯文·沃里克（雷丁大学神经机械学教授）：可以想象，性行为可以让人变得亲密，而将神经系统连起来就更加亲密了，这不常见。因此，我们有了这段亲密的接触，她很享受。但是现在她很担心，我会继续此类实验，相连的不是神经系统，我还想将大脑与别人的大脑连接，她觉得有些风险。我不确定她还想不想继续（实验），她有些担心，如果我跟一个年轻貌美，比如从中国来的女子联系在一起，我的妻子会非常愤怒。

肖伊尔曼—简（志愿者）：我不用思考应该把手臂向左前移动，我就直接去拿那个东西就行。实验室里面的所有人都在鼓掌，我一直都非常喜欢吃巧克力，而那一小口，简直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巧克力。

亨利·马克拉姆（欧洲人脑计划负责人）：这个将会给很多领域带来益处，现在甚至都无法想象，比如机器人、类似人脑的计算机、互联网、数据传输、移动技术、大数据分析。我认为，最终我们需要更多类似人脑的计算机，来应对未来一二十年巨大技术挑战。

凯文·凯利（《失控》作者 《连线》杂志创始主编）：我们正在做的这个互联网，这个“技术元素”要比我们自己大得多，超过我们的理解范围，但是我们制造得实在是太精密了，以至于我们根本不了解它是如何运转的。尽管它（互联网）会正常运转，但理解它会超出了人类的理解范围，我觉得人们可能就更谦卑了。

丹尼尔·希利斯（美国计算机科学家）：人的大脑实际上是一个网络，这是大量神经元非常简单的部分，每个神经实际上都很愚蠢，但是我们可以将他们连接在一起，智能就这样涌现出来了，因为智能是网络连接涌现出来的属性，同样的，一个单独的微处理器是愚蠢的，但当你将其连入网络，就像互联网一样，你就会拥有潜力，会涌现某种新兴智能，有点像“全球脑”，我不知道是否像人类的意识一样，但是会有某中新涌现出的行为，这对我们来说很难想象。

埃隆·马斯克（特斯拉首席执行官）互联网就像一个神经系统，身体的某一个细胞，可以立即感知周围细胞的情况，“全球脑”确实存在，并非是一个大脑，而是一个庞大的人类与机器的连接体。

凯文·凯利（《失控》作者 《连线》杂志创始主编）：互联网时代会把我们连接在一起，然后再把我们与机器进行连接，所有的人和所有的机器连接，成为一个更加大的结合体，这就是互联网时代意义所在。

《互联网时代》最精华部分—名人语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