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友情经典文章_关于战友情的文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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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战友情的经典文章：战友情　　“战友”，多么神圣的名词。

　　“送战友，踏征程，默默无语两眼泪......”一首《送战友》唱出了战友离别相送的难舍难分。

　　“当我离别了战友的时候，好像那雪崩飞滚万丈。啊!亲爱的战友，我再不能听你弹琴，听你歌唱......”一首《怀念战友》唱出了深厚的战友情。每当听到此处时，我总是满眼的泪花。

　　都说：“战友之间的感情比亲兄弟还要亲”。是的，那是在血与火考验中建立起来的战友之情，战友之间的感情是最真诚的、超越一切的、最纯粹的感情，是真正的心与心的沟通;那是赤诚之交，毫无功利色彩，不带世俗偏见。

　　人是善于伪装的动物。无论是谁，都愿意把自己最闪光、最光彩的一面展现在其他人的面前，把自己的阴暗面留给自己欣赏。即使是朋友，也不会完全的看到彼此的不光彩的一面，或者说彼此的弱点。

　　有这样一个普遍的规律，自己的弱点只会展现在最亲的人面前，而这个人同时也是自己最可信赖的人。而一旦把自己的弱点展现给此人之后，你也就越发的信任此人，越会感到此人是你最亲近的人。这是人性的一个普遍存在的规律，任何人不可能超出此范围。

　　所以，在日常的交往中，我们所看到的并不是对方的全部，而是经过他完美伪装之后的展览!

　　但是，战友之间是赤裸相对的，互相之间没有一丝一毫的隐瞒。军人的表达感情的方式是最直接的。爱憎分明，战友之间没有利益的冲突，所以就不会存在世俗的观念。在训练场上训练时，互相纠正错误的运作，而不单纯的取笑对方;在休息时，天南海北，高谈阔论，有时还纵声歌唱，无论唱的怎样。在这渐渐的交流中，形成了彼此间的信任。

　　战友之间的这种信任是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是最牢固的、最不容易破坏的，他甚至可以超越生死。正是这种信任的存在，在战场上才能互相依托。

　　战友情是生命的寄托。俗话说：“养兵千日，有兵一时”。军人天生是为打仗而存在的，尽管在非战争时期，无仗可打。可任何一个穿军装的人都有一份危机感。如果战争在明天打响。这并不是危言耸听，国际形式瞬息万变，战争随时会打响，任何一下军人都在随时准备与敌人奋力拼杀，甚至流血牺牲。而到那时，在身边相伴的战友就是生命的寄托。

　　深厚的战友情在出生入死间缔结。在演习场上，在战场上，你把生死置之度外，把安全留给战友，把危险留给自己。这是用血汗甚至生命奏响的战友之歌。

　　关于战友情的经典文章：时光飞逝战友情　　近日，收到一条短信，短信来自原在部队的战友杨常山。杨常山，原卫生队小灶上士，山东潍坊人，年长我两岁，今年60岁，已退休。

　　当年在部队，我在团后勤处炊事班做饭，后当了两年炊事班长。卫生队小灶的炊事员归属后勤处炊事班，故与杨常山相识。记忆中的杨常山，个子不高，为人热情，脑子灵活，说话办事，有板有眼，1981年初，我离开了部队，从此便与他失去了联系，一晃，已是34年。

　　在短信里，杨常山提到是从当年战友袁建武处得到我的电话号码，并建议我加入原部队老战士微信群。微信，我不会用，杨常山建议我求教于袁建武。说到袁建武，他是我在部队认识的战友，俩人同年入伍，都是石家庄兵，新兵连我俩分在同一个班， 我年长他一岁。

　　袁建武，为人精干、豪爽，出生于书香门第，其父曾任石家庄市国棉一厂、国棉五厂总工，石家庄市科委主任。当年，袁建武和我谈起他的父亲，一脸的崇拜和自豪：“文革前，我父亲的工资就是三百元，要知道，毛主席的工资才三百元啊。”

　　我和建武在家都是老小，都受父母的疼爱，但我的父亲大字不识几个，是个工人。因家庭出身不同，生长的家庭坏境不一样，造成了我俩的性格不同：建武热情、豪爽，谈吐大方得体，相比之下，我就显得内敛、拘谨，有些小家子气;但我俩也有相似之处，就是性情率真，为人诚实，且都喜欢文学艺术，脑子里充满浪漫主义色彩。我从小喜欢文学艺术，曾是学校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队员;建武喜欢声乐，曾专门拜师学习声乐。新兵连我俩被分到一个班，班里就我俩是石家庄兵，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加之有共同爱好，自是亲近起来。新兵连营房建在半山腰上，几排小平房，室内无暖气，生着煤火炉，无床，打地铺，我俩床铺相挨。新兵连训练，正值寒冬腊月，张家口的冬天，北风呼啸，寒冷刺骨，狂风携着沙子，打在脸上，那叫一个疼!由于天冷，我们穿着绒衣绒裤，外面套着棉袄棉裤，脚上穿着里面带羊毛的大头鞋，浑身那叫一个沉!新兵训练拔正步，头天下来，腰酸背痛，第二天起床，腿都打不过弯来，虽说当兵前在农村下过几年乡，苦也吃得不少，但这罪绝没受过。建武他们下乡在井陉矿区苗圃场，环境要比我好得多，这罪就更没受过了。新兵班的班长家是湖南人，从小在农村长大，看到我们一副伤残样子，就笑了起来，说：你们这群城市兵，就是不行，那像我，从小吃过多少苦，这点苦算什么，等到了新训队(每年部队新司机训练队)，比这还要苦。写到这，我必须交代一下，我们这个新兵连的战士，受训完后，将会被分到团指挥部和后勤处机关，而我和建武所在的新兵排，新兵受训完后，将会分到后勤处下属的汽车连学开车，故班长会这么说。

　　新兵连受训完后，后勤处部来新训队挑人，我所在新兵排的杨排长推荐了我，结果我被分到了后勤处部，最终，当了一名炊事员，而建武分到了汽车连，学了开车。

　　1977年，还是计划经济时代，社会上流行“秤杆子、方向盘、听诊器”，说得就是在当时干商业卖东西的，开车的，当医生的是人们最羡慕的职业，而通过在部队学开车，将来复员到地方当个司机，是我们每个新兵从心里渴求的愿望，可命运就是这样作弄人，我在新兵连表现好，结果却被挑到后勤处部，当了个炊事员，一个做饭的。当时，社会上瞧不起做饭的，一说做饭的，连个对象都不好找，而建武命好，学了开车，一个当时最吃香的职业。 虽说做饭的在别人眼里不吃香，可当时在部队我可是尽吃香的，喝辣的，尤其是我在农村“吃糠咽菜”好几年，现在可算是苦尽甘来。记得一次食堂杀猪，晚上班长招呼大家吃排骨，那排骨上尽是肉，班长还嫌不香，又让我去拿香油，蘸香油吃。那晚，我吃着香油蘸排骨，想起了上学时教军训课老师给我们讲得“共产主义”，他说：“到了共产主义，咱们就是面包蘸香油。”面包蘸香油，现在可天天吃，而在我年少时，那却是个梦想，而那天晚上，我吃的是排骨蘸香油，是“超共产主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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