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乡役与乡村“行政区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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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的乡役与乡村“行政区划”

摘要：两宋乡役是与乡村“行政区划”既有重叠又有区别的一个历史专用名词，它不仅体现为皇权的“神经末梢”，同时也是具有以民治民的“民治”意味的乡村管理体制，但却不是一级完整的行政区划，更不能称之为一级行政机构。这是由“职役”制度的本质、特性所决定的：它既体现有“职”的成分，也含有“役”的成分，二者构成一个整体，不可分割。
关键词：宋朝；乡村职役；职役特性；乡村“行政区划”；
随着“自下而上”研究视角的转变，近年来关于宋代朝廷之于乡民的管理问题，也引起了不少国内学者的关注[1]。然而，已有研究大多在关键性问题上存在明显的疏失——简单套用“行政区划”、“基层行政”等现代概念替代宋朝“职役”这一历史专用名词，对“职”、“役”共同构成“职役制度”的特性，也还缺乏清晰的梳理。针对于此，本文谨从辨析乡役、乡村行政（行政区划）等概念出发，剖析乡村职役制度的特性，分辨二者之间的叠合与差别，论证由乡役人充当的乡、里、都、保、耆、管等头目均非“官”的身份，乡都等也并非一级完整的行政机构。从而指出简单套用现代概念取代古代专用名词，存在有类如“盲人摸象”般“见木不见林”的危险，须要慎重。一、乡村职役抑或乡村“行政区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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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两宋史事而言，县以下属于王朝管理乡间广土众民的制度性层级，乡、耆、都、保等，究竟能否一言以蔽之，简单地用“区划”、“行政区划”、“乡村行政组织”，抑或是“村落行政”[2]、乡村“行政单位”[3]等现代概念表述？是否必须回到宋朝历史的现实中，加以考察？认真辨析宋代职役制度的特性，不难发现，所谓“职役”，其中既包含有“职”的成分，也包含有“役”的成分，二者构成为一个整体，是一个历史事物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职役这一制度的特性，决定了乡、里、都、保等不能构成为一级完整的行政区划。这和汉唐时期乡官体制下的乡、里，差别很大。
那么，在两宋时期，何谓乡役？何谓乡村行政区划（行政单位、乡村政权）？二者之间存在哪些重叠，又有怎样的差异？
首先，我们就宋朝乡役制度和职役制度的大致情况，作一铺述。宋朝的职役制度（徭役之一），按民户服役地点的不同，分为州县役和乡役，在乡村服役者即为乡役人。南宋陈耆卿修撰的《嘉定赤城志》卷17《吏役门》设“乡役人”条，孙应时等所撰《琴川志》卷6也有“乡役”的记载，说明这一名称已为时人接受。两宋乡役制度前后变化很大。《宋史·食货志·役法上》载：宋初，循唐五代旧制，在乡村中设里正、户长、乡书手“课督赋税”，设耆长、壮丁“逐捕盗贼”，都是轮流差派（即所谓之差役）乡村民户中较富有的第一、二或第三等主户承担。开宝七年（974年），诏令“废乡，分为管，置户长主纳赋，耆长主盗贼词讼”[4]。此外，三年一次攒造户等簿，也由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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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长和乡书手共同承担。宋仁宗至和二年（1055年）四月，诏令废除里正衙前，里正也随之废除。宋神宗朝，王安石变法改革，先后推出募役法（或称雇役法、免役法）和保甲法等。保甲法之设，最初意在部分恢复府兵制，减省养兵费用，增强军队候补者的战斗力，并藉以加强地方社会的治安管理[5]。然而，熙丰后期却逐渐与乡役法混同为一了。这主要表现为以都副保正、承帖人取代耆长、壮丁逐捕盗贼，以大小保长或催税甲头取代户长等负责催纳赋税。自此，都副保正、大小保长、甲头等也就相应地转化为乡役人。两宋乡役之制，虽然因时因地而有所差异，但是，北宋后期直至南宋时期，就大多数地区而言，或是在役名上差派原来的户长、耆长等（乡书手则于元丰前后上升为县役），或是以都副保正、大小保长、承帖人及催税甲头承担乡役之责。虽此后又有元祐改制、绍述之变等反复，但是，北宋晚期和南宋时期，各地多以后者为主。此外，在南宋一些地方（如福建路）还有所谓“兼差”之制[6]。
自上述可见，宋代乡役人是介于县级政府和乡民之间一个不可或缺的社会群体。他们处于国家权力的“神经末梢”，在填补县政和乡治之间“权力空隙”的诸多方面，起着极为关键的中介性枢纽作用[7]——国家政令，大凡须由州县政府转交于乡役人等，方能最终落实于乡间；而民生民瘼，也大都经由他们上达于州县乃至朝廷。国家对于广土众民的控制、乡村社会秩序的维护，尤其是政府敛于民间的各种财赋，征派的各种劳役（夫役），也端赖于他们的运作和努力。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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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的乡役与乡村“行政区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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