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爱国情怀

英国哲学家密尔顿（John Milton）在其1644年发表的《论教育》（Tractate of Education）中指出，教育的目的是使人成为“勇敢的名副其实的爱国者”（living to be brave men and worthy patriots）。那么，如何才能够培养出“勇敢的名副其实的爱国者”呢？梁启超先生是中国近代首位提出“爱国”概念的人，也是首位提出“中华民族”概念的人。因此，关于这个问题，了解一百多年前这位爱国先驱对“爱国”的看法，很有启发。

梁启超的爱国思想可以归纳为三个重要原则：一、爱国不同于爱朝廷；二、端正人民和国家的关系；三、爱国必须先兴民权。

一、爱国不同于爱朝廷

梁启超在《新民说》第六节“论国家思想”阐释了“国家”与“朝廷”的概念差异。他说：“国家如一公司，朝廷则公司之事务所；而握朝廷之权者，则事务所之总办也。国家如一村市，朝廷则村市之会馆；而握朝廷之权者，则会馆之值理也。……两者性质不同，而其大小轻重自不可相越。故法王路易十四'朕即国家也'一语，至今以为大逆不道，欧美五尺童子闻之莫不唾焉。……朝廷由正式成立者，则朝廷为国家之代表，爱朝廷即所以爱国家也。朝廷不以正式而成立者，则朝廷为国家之蟊贼，正朝廷乃所以爱国家也。”

在梁启超的这段文字旁，毛泽东批了一段话：“正式而成立者，立宪之国家也。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推戴。不以正式而成立者，专制之国家也，法令由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悦诚服者。前者，如现今之英日诸国；后者，如中国数千年来盗窃得国之列朝也。”所以，梁启超说：“夫所谓唐、虞、夏、商、周、秦、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唐、宋、元、明、清者，则皆朝名耳。朝也者，一家之私产也；国也者，人民之公产也。朝与国既异物。”

他认为，人们把“朝廷”当作“国家”，实在是一大历史性错误，因为“国家者，全国人之公产也；朝廷者，一姓之产业也。国家之运祚甚长，而一姓之兴替甚短；国家之面积甚大，而一姓之位置甚微。朝廷云者，不过偶然一时为国中巨擘之巨世云尔。……有国家而后有朝廷，国家能变置前朝廷，朝廷不能吐纳国家。”国家与朝廷，显然是两个性质不同的不可混淆的概念。

梁启超此说的重要性在于，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明确地把国家与朝廷分开，得出“爱国”不等同“爱朝廷”的重要观点。从现代政治学看，这段文字包含三个重要思想：

1．政党执政要看它是否具有合法性（原文：“朝廷由正式成立者，则朝廷为国家之代表，爱朝廷即所以爱国家也。”）。

2．爱国不同于爱党。由丧失合法性的统治者来定义谁爱国、谁不爱国是很荒谬的。

3．批评执政党正是为了爱国（原文：“朝廷为国家之蟊贼，正朝廷乃所以爱国家也。”）把批评、监督执政党视为“不爱国”、“逢中必反”甚至“反华”的异类，是愚昧或心虚的表现。

对比有些人的做法，梁启超的言论可以说是当头棒喝。

二、要端正人民和国家的关系

常常有人说：没有国，焉有家？强调“国”在“家”之前。但是，早在一百多年前梁启超就说：“呜呼！不有民，何有国？”从而摆正了国和人民的关系。

为什么必须摆正这个关系呢？梁启超说：“国者何？积民而成也；国政者何？民自治其事也；爱国者何？民自爱其身也。故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灭则国权亡……故言爱国必自兴民权始。”

他直言，“爱国”乃源自“自爱”。他说：“以国为己之国，以国事为己事，以国权为己权，以国耻为己耻，以国荣为己荣。夫爱国云者，质言之自爱而已。”

正因为“爱国”是出于“自爱”，所以人民有权对腐败的执政党进行严厉的批评、监督、更换、乃至推翻，这是梁启超“爱国论”一个重要思想。他说：“然则救危亡求进步之道将奈何？曰：必取数千年横暴混浊之政体，破碎而齑粉之，使数千万如虎如狼如蝗如蝻如蜮如蛆之官吏，失其社鼠城狐之凭借，然后能涤荡肠胃以上于进步之途也；必取数千年腐败柔媚之学说，廓清而辞辟之，使数百万如蠹鱼如鹦鹉如水母如畜犬之学子，毋得摇笔弄舌，舞文嚼字，为民贼之后援，然后能一新耳目以行进步之实也。而其所以达此目的之方法有二：一曰无血之破坏，二曰有血之破坏。无血之破坏者，如日本之类是也；有血之破坏者，如法国之类是也。中国如能为无血之破坏乎？吾馨香而祝之。中国如不得不为有血之破坏乎？吾衰绖而哀之。虽然，哀则哀矣，然欲使吾于此二者之外，而别求一可以救国之途，吾苦无以为对也。呜呼！吾中国而果能行第一义也，则今日其行之矣，而竟不能，则吾所谓第二义者遂终不可免。呜呼！吾又安忍言哉！呜呼！吾又安忍不言哉！”

大家都不想流血革命，但实在不行时，通过流血革命推翻腐败的政权，恰恰是爱国人士义无反顾的责任，而不是大逆不道。对比之下，有人动辄以“颠覆政权”、“危害国家安全”为由拘捕关押政治异见人士，是不符合爱国之要求的。

三、爱国必须先兴民权

梁启超说：“三代以后，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为中国致弱之根源”。所以，他说：“故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灭则国权亡。为君相者而务压民之权，是之谓自弃其国；为民者而不务各伸其权，是之谓自弃其身。故言爱国必自兴民权始。”这就是说，兴民权亦即政治民主化，乃振兴中华、实现近代化的关键一环。离开政治民主化，中国就无从近代化。

梁启超的民权何所指？很明显是指自由、民主、人权。他说：

“国之强弱，悉推原于民主。民主斯固然矣。君主者何？私而已矣；民主者何？公而已矣。”

“自由者，天下之公理，人生之要具，无往而不适用者也。”

“于戏，璀璨者，自由之花！于戏，庄严哉，自由之神！”

“‘不自由，毋宁死’，斯语也，实十八九两世纪中欧美诸国民所以立国之本源也。”

“自由、民主者，世界上最神圣荣贵之政体也。”

梁启超认为，民主自由人权的价值有其普世性。他说：“民权、自由之义，放诸四海而皆准，俟诸百世而不惑。”

梁启超强调，民主自由这些普世价值，既非西方的专利，中国亦无从逃避，他说：“民权不必待数千年之起点明矣。盖地球之运，将入太平，固非泰西之所专，亦非震旦之所得避。吾知不及百年，将五洲而悉唯之从，而吾中国亦未必能独立而不变。”

梁启超的爱国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