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与杜甫的小故事

【篇一：李白与杜甫的小故事】

据说李白有一次上宰相府，自报家门道：“海上钓鳌客李白。”宰相笑问：“先生临沧海钓巨鳌，以何物为钩线？”李白说：“以明月为钩，虹霓为线。”宰相又问：“用什么做钓饵呢？”李白高声道：“就用天下最无义气的士大夫作钓饵。”宰相闻言不禁毛骨悚然。千百年后苏东坡评价李白“戏万乘若僚友，视俦列如草芥”，一翻气壮山河、威慑群小的钓鱼高论把李白的侠肝义胆、高情逸致表现得淋漓尽致。

唐军收复长安以后，杜甫也跟着许多官员一起回到长安。唐肃宗把他派到华州（今陕西华县）做个管理祭祀、学校工作的小官。杜甫带着失意的心情，来到华州。那时候，长安、洛阳虽然被官军收复了，但是安史叛军还没消灭，战争还很激烈。唐军到处拉壮丁补充兵力，把百姓折腾得没法过活。有一天，杜甫经过石壕村（在今河南陕县东南），时间已经很晚了。他到一家穷苦人家去借宿，接待他的是老农夫妻俩。半夜里，他正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的时候，忽然响起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杜甫在房里静静听着，只听到隔壁那个老人翻过后墙逃了，老婆婆一面答应，一面去开门。

进屋的是官府派来抓壮丁的差役，他们厉声吆喝着，问老婆婆说：“你家男人到哪里去了？”

老婆婆带着哭声说：“我的三个孩子都上邺城打仗去了，前两天刚接着一个儿子来信，说两个兄弟都已经死在战场上。

家里只有一个儿媳和吃奶的孙儿。你还要什么人？”

老婆婆讲了许多哀求的话，差役还是不肯罢休。老婆婆没有法子，只好自己被差役带走，到军营去给兵士做苦役。

天亮了，杜甫离开那家的时候，送别的只有老农一个人了。

杜甫亲眼看到这种凄惨情景，心里很不平静，就把这件事写成诗歌，叫《石壕吏》。他在华州的时候，前后一共写过六首这样的诗，合起来叫做“三吏三别”（《石壕吏》、《潼关吏》、《新安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由于杜甫的诗歌大多是写安史之乱中人民的苦难，反映了唐王朝从兴盛到衰落的过程，所以，人们把他的诗篇称作“诗史”。

【篇二：李白与杜甫的小故事】

(712年～770年)，祖籍襄阳（今属湖北），生于河南巩县。由于他在长安时一度住在少陵附近，自称少陵野老。李白，于唐武后长安元年（公元701年）出生在中亚的碎叶，5岁时，随父亲迁居四川江油县青莲乡，因此自称。唐代两位顶级诗人，一位“”，一位“诗仙”，创造了中国古代最辉煌的诗歌文学。两位大诗人一生都曾游遍祖国的奇山秀水，从大自然中汲取了无尽的思想资源和创作激情。从玄宗开元十九年（731年） 至天宝四载 (745年) ，进行了两次长期的漫游。第一次是在江南一带，他到过金陵、，渡浙江，泛舟剡溪直至天姥山下。开元二十三年回洛阳应进士考试，未被录取。次年在齐赵一带开始了第二次漫游，他晚年回忆当时的情景是：“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壮游》）他在这两次漫游里，看到祖国秀丽雄伟的山川，吸取了江南和山东的文化，扩大了眼界，丰富了见闻。开元十四年（公元726年），李白“骇骥筋力成，意在万里外。”于是“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在途中，他写了著名的《峨眉山月歌》：“，影人平羌江水流。夜发清溪向，思君不见下渝州。” 出后，李白首先漫游了长江中下游地区。开元十六年早春，李白来到湖北安陆。在这里，他和曾在唐高宗时做过宰相的许围师的孙女结婚，开始了“酒隐安陆，蹉跎十年”的生活。他曾隐居安陆境内的寿山和白兆山桃花岩，后又与道士元丹丘一道隐居嵩山。开元二十四年，他去山东，又和、韩准等人隐居祖徐山的，时人号为“六逸”。天宝三载，李白在东都洛阳认识了比他小11岁的诗人。杜甫“性豪业嗜酒，嫉恶怀刚肠。”其抱负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与李白意气相投。他们情同手足，“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

次年秋，杜甫将西去长安，李白准备重游，他们在兖州分手，此后没有再会面。这是他们的第一次见面，也是最后一次见面。在一起的一段日子里，二人畅游齐鲁，访道寻友，谈诗论文，有时也议论时事，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两人分手后，杜甫为此写过不少怀念李白的感人诗篇。

两位同时代的诗人，按理说互相之间肯定有所评价或看法，况且李白和杜甫认识，而且还意气相投，关系非常好，这样互相之间就应该会更多地有一些评议，或褒或贬，权当切磋诗艺。但我们可以看到，杜甫诗中提及李白的地方很多，且大都是称赞李白之诗的高妙。但李白诗中几乎无一诗提及杜甫，更不要说对杜甫的诗做任何评价了。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对于李白，杜甫先是称他为“李候金闺彦。”（《赠李白》），杜甫说“两年客东都，所历厌机巧。”而正是因为有李白在，才使得他“脱身事幽讨”。后来他又说“李候有佳句，往往似阴铿。”（《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还说“更寻佳树传，不忘角弓诗。”（《冬日有怀李白》）。他指出李诗的“清新俊逸”，赞道“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春日忆李白》）这应该看作是杜甫对李诗的总评，也是准确地对后人发生过巨大影响的总评，也可说是对李诗的最高评价了，后人为了说明李诗的高妙，往往都引用杜甫的这句评语。

诚然，杜甫对自己的诗才是自许颇高的，他曾自夸“气劘屈贾垒，目短曹刘墙。”（《壮游》），还曾说“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健亲。”（《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和“赋或似相如”（《酬高使君相赠》），把自己视为扬雄、曹植和司马相如式的诗人，可见他对自己的诗才很自负，但他却没有“傲倪凌蔑，目空一切”的态度。他对同代的李白、王维、高适、岑参、孟云卿、元结等都作过肯定的评论和评价。对李白的评价我们上面看到了，已经把李诗放到一个很高的位置了。他评价岑参说“岑生多新诗，性亦嗜醇酎。”（《九日寄岑参》）它在湖城城南碰到孟云卿的时候，把他带到刘颢家中，三人饮酒吟诗，最后叹道“人生会合不可常，庭树鸡鸣泪如线。”（《湖城东遇孟云卿，复归刘颢宅宿宴，饮散因为醉歌》）杜甫没有对谁“高目”过，“文人相轻”的陋习，在他身上没有污染。

杜甫虽然和众多的名诗人如李白、高适交往，建立了亲密而长久的友谊，但却看不见如李、高二公对杜诗有过评价，当然也就更无所谓赞誉之词了。但话说回来，李白也并不是没在诗中提及一点点杜甫，李白在《沙丘城下寄杜甫》中就表达了他对杜甫君的思念，全诗如下：“我来竟何事，高卧沙丘城。城边有古树，日夕连秋声。鲁酒不可醉，齐歌空复情。思君若汶水，浩荡寄南征。”感情不为不重，但是全诗无一字提及诗。李白还有一诗是写杜甫的，那就是《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全诗是这样的：醉别复几日，登临遍池台。何时石门路，重有金樽开。秋波落泗水，海色明徂徕。飞蓬各自远，且尽手中杯。全诗八句自始至终都是谈酒谈醉之事，关于诗也是一字没提。按理说，诗人当以切磋诗艺为极乐，但李白的诗要么不提及杜甫，要提及杜甫也决不跟他谈关于写诗的问题。这就很怪了。要说李白看到杜甫给自己的诗的评价这么高，他也应该有所表示的，不是说奉承，至少作为朋友，也应该关心对方的诗歌创作。但李白完全没有。难道是李诗部分遗失了，而写杜甫之诗正好在这些遗失之诗之内，这未免也太巧了。难道李白一直就视杜甫为“酒肉”朋友，喝酒只管喝酒，觉不牵涉其他一切烦心之事。

李白有一诗值得注意，即为《戏赠杜甫》，“饭颗山头逢杜甫，顶戴笠子日卓午。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有人认为此乃李白嘲讽杜甫之诗，笑话杜甫作不出诗来。但很多学者为李白辩解说，此诗实系赝品，正如任华的赠杜赠李诗一样。

对于此诗，洪迈说：“所谓饭颗山之嘲，亦好事者为之耳。”仇兆鳌云：“李杜文章知己，心相推服，断无此语，且诗句庸俗，一望而知为赝作也。”前几日，看到一篇关于晚唐五代苦吟派诗人的论文，作者认为其实从中唐开始，诗人就有苦吟的习惯。苦吟代表的是一种谨慎认真的作态度，同时，这也反映了当时一些诗人的审美文化心理和审美追求。苦吟派的产生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因素的，那就是科举制的实行，文人从此变得道路难寻，而由此产生的愁苦基本上成为了当时整个社会情绪。这种情况从唐代开国以来开始，到中唐已基本成型，“苦吟”二字在李白、韩愈、元稹、白居易的一些诗歌中有直接表达，甚至在陈子昂的《南山家园林木交映盛夏五月幽然清凉独坐思远率成十韵》中也出现了“苦吟”二字。我觉得“总为从前作诗苦”一句并不是说李白笑话杜甫作不出诗来，而是说他经常为了推敲一些诗中的字句劳力费神，说他“太瘦生”那也是由于劳累过度导致的，而不是因做不成诗而愁苦成如此瘦状。我想，杜甫不会做不出诗，就是一时做不出诗，那也没什么关系，不见得就引来李白的一番嘲讽，我想，李白倒没有这么刻薄。

李白其实一直都挺大方。他倒不会舍不得自己的赞美之词，反过来还要四处俟机嘲弄别人。我们看到，李白曾几次赞过孟浩然，在《赠孟浩然》一诗中，李白对孟浩然推崇备至，

“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还有《春日归山，寄孟浩然》，《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游溧阳北湖亭望瓦屋山怀古赠同旅（一作赠孟浩然）》，可以说，他对孟浩然的欣赏有由衷的。李白的《赠刘都使》中说对方“吐言贵珠玉，落笔回风霜。”在《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中赞对方“览君荆山作，江鲍堪动色。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还有在《赠宣州灵源寺仲浚公》中称对方“风韵逸江左，文章动海隅。”。此外，李白还写过很多画赞，可见李白并不吝啬他的赞美之词。但为什么李白唯独对杜诗无所表示，是誉是毁也无可查证，这个我一直不明白，限于才疏学浅，不敢妄下结论。

【篇三：李白与杜甫的小故事】

胡适对唐诗的研究和论述，主要见于1928年修订出版的《白话文学史（上卷）》以及它的前身即1922年初版的《国语文学史》[1]。他对李白和杜甫的评价就包含在这两部著作中。

黎锦熙先生说：《国语文学史》， 这是 文学革命 之历史的根据，或者也含有一点儿 托古改制 的意味。

[2]朱光潜先生说:《白话文学史》 是白话诗运动中的一个重要事件！ [3]可见，要想准确地理解、阐释和评价胡适关于唐代诗歌（包括李杜诗学）的观点，就必须首先了解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所策动的 文学革命 及其核心主张。因为这是形成他的唐诗学的思想背景和根源。

1915年，胡适在一首致留美同学的诗中说： 神州文学久枯馁，百年未有健起者；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 [4]此诗概括地描述出晚清及民国初年，中国文学界和文化界呈现出的两种状况：传统式微，新潮涌动。

延续二千多年的旧文学衰落了；伴随着欧风美雨，文化新潮涌来。就是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上，生长于清末民初新旧时代交替之际的青年学者胡适应运而出， 首举义旗 ，顺风疾呼，倡导 文学革命 。[5]

1916年10月，他在《新青年》上发表《寄陈独秀》一函，信中说：

年来思虑观察所得，以为今日欲言文学革命，需从八事入手。八事者何？

一曰，不用典。二曰，不用陈套语。三曰，不讲对仗（文当废骈，诗当废律）。四曰，不避俗字俗语（不嫌以白话作诗词）。五曰，须讲求文法之结构。此皆形式上之革命也。

六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七曰，不模仿古人，语语须有个我在。八曰，须言之有物。此皆精神上之革命也。

1917年1月，他在《新青年》又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对 八事 作了具体阐述。不久又相继发表了《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和《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等重要论文[6]，发挥其学说。总观诸文，胡适关于 文学革命 的核心思想是：反对文言，提倡白话！

胡适反对文言，提倡白话的主张在当时曾遭到一些人的激烈责难[7]，但由于顺应了历史的新运，所以白话文运动获得了广泛的响应，并最终取得成功。数十年中，现代文学、新闻传媒以及其他文化领域使用的文学性和应用性文体都是以白话为主要语言工具；并由此形成了 国语 现代汉语。今天，反观九十多年前胡适关于白话文的一系列论述，我们很容易看出他的远见卓识；并钦佩其倡导、引领文化新潮流的历史功绩。

五四运动之后，胡适仍然不停地利用教学、演讲、著书等方式宣传白话文思想。《国语文学史》和《白话文学史》即是其中的重要代表。而胡适研究唐诗的成果和观点也集中体现在这两部著作中。下面笔者以此为据，并参考其它文献，对胡适的李杜诗学试做分析。

一、李白与杜甫分属两个不同时代

胡适说： 八世纪中叶（755年），安禄山造反。

时代换了，文学也变了。八世纪上半的文学与八世纪下半截然不同了。

向来论唐诗的人都不曾明白这个重要的区别，他们只会笼统地夸说 盛唐 ，却不知道开元天宝诗人与天宝以后的诗人有根本上的不同。开元天宝是盛世，是太平世；故这个时代的文学只是歌舞升平的文学，内容是浪漫的，意境是做作的。八世纪中叶以后的社会是个乱离的社会；故这个时代的文学是呼号愁苦的文学，是痛定思痛的文学，内容是写实的，意境是真实的。

这个时代的创始人与最伟大的代表是杜甫。

[8]

又说： 从杜甫到白居易，这一百年（750-850）是唐诗的极盛时代。我在上章曾指出，这个时期的文学与开元天宝盛时的文学有根本上的大不同，前一期为浪漫的文学，这一期为写实的文学； 李白杜甫，他们却代表两个绝不同的趋势。李白结束八世纪中叶以前的浪漫文学，杜甫开展八世纪中叶一下的写实文学。

[9]

胡适的这段论述是针对谢无量所编《中国大文学史》而言的[10]，谢氏将 李杜 作为一节放在 盛唐 一章里合而论之。胡适不仅看出李杜诗歌存在差异，而且认为这种差异主要是由于他们分属于不同的时代所造成的。与时人相比，胡适的观点更准确、也更深刻，并对民国时期的文学史界产生了广远的影响。如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大江书铺1931）里明确声称赞同胡适的观点，并作了发展。以安史之乱为界，将整个唐代诗歌史划分成 李白时代 和 杜甫时代 两大阶段。后来苏雪林著《唐诗概论》（商务印书馆1934）虽然不同意陆冯夫妇的 二分 断制，但是也赞赏胡适的观点，将盛、中唐分别称之为 浪漫文学隆盛的时期 和 写实文学诞生的时期 ，而李杜各是其代表，相关两章的题目是 浪漫文学主力作家李白 、 写实主义开山大师杜甫 。四十年代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中华书局1941）也是采用这种观点，关于李杜的章名为 盛唐诗人与李白 、 杜甫与中晚唐诗人 。

共和国成立后，唐诗学获得新发展。六十年代初游国恩等人集体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是使用最多的高校教材，其中六朝和唐代部分由萧涤非先生主编。对李杜的论述又有了新观点，把李杜都视为盛唐诗人，相关的章名为 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 、 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 。在具体论述中却指出李白 生活在唐代统治阶级开始走向腐化，社会各种矛盾逐渐显露的时代 ；而杜甫处于 唐代社会由盛而衰的时代 。（第四编《隋唐五代文学 概说》）这样来认识李杜与时代的关系，比前人更符合史实。文革后，新时期的唐诗学再次获得长足进步，对李杜认识更加深入。

首先是盛、中唐的划界问题。胡适是依据重大历史事件 安史之乱的爆发 作为盛唐与中唐的分界线的。这只是一种历史性的分期，而不是文学性的分期。文学史的分期固然与历史分期有关，但不完全相同，它还有自己的特殊规律。安史之乱的爆发宣告盛唐社会结束了，但活跃在盛唐诗坛的一批诗人还在，他们不仅还在继续创作，而且 国家不幸诗人幸 ，有人因现实生活的刺激，写作欲望更强，作品更多了。袁行霈先生说： 唐诗的分期最好兼顾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政治事件以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诗人走上诗坛与退出诗坛的年代。

[11]安史之乱爆发时，盛唐的大诗人多健在，后来才逐渐离世。他们的具体卒年是：王昌龄，756年；王维，761年；李白，762年；高适，765年；岑参，770年；杜甫，770年。目前学术界一般认同把诗史上的盛唐与中唐界限至少划在大历（766-779）初年，也就是把安史乱后的约十年包括在盛唐诗坛内。安史之乱发生后，李白还生活了约八年；据今人研究，李白这八年的诗歌很多，是创作的又一个高峰期。所以如果把李白晚年八年忽略不计，那是不妥的。安史之乱发生时，杜甫已40多岁，流传至今的诗歌尚有一百数十首，思想和艺术都已基本成型。所以如果把杜甫从盛唐分割出去也是不恰当的。

其次是盛唐诗歌的总体艺术风貌问题。既然李白是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而杜甫是伟大的写实主义诗人；既然我们将他们共同定位为盛唐诗人，那么他们的共性是什么？他们的共性在艺术风貌上。前人把李杜为代表的盛唐诗人的总体艺术风貌概括为盛唐气象。何谓盛唐气象？简言之，即严羽所说： 既笔力雄壮，又气象浑厚。

余恕诚先生曾对这个问题作了深入研究和精辟分析。他指出：

具有 盛唐气象 的诗可以分两类：一类是感动激发，希望趁时而起，建功立业；一类是理想与现实矛盾，针对自身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和社会上的不公平现象发出怨怼之词。

又指出：

以公元755年爆发安史之乱为界，前期与后期诗歌在内容上、情调上发生了很大变化。前期各类诗歌都不同程度地散发着浪漫的气息，而安史之乱爆发以后， 沉痛地面向现实的描写，代替了浪漫情绪的抒发。发生了这样重大变化之后，盛唐后期诗歌与前期还有没有共同一致的地方？ 盛唐后期诗歌内容变化主要源于社会生活的变化，而非诗歌本身在素质上发生变化。

笔力雄壮，气象浑厚 这种艺术风貌在盛唐后期诗歌中同样鲜明突出地呈现着。[12]

这些观点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李杜的共同性以及盛唐诗坛前期与后期（以安史之乱为界）的一致性。

相对于民国时期的学者从创作方法和题材的角度来区分李白和杜甫，今人这种从艺术风貌角度来认识李杜的方式更逼近文学的本质层面。以上论述表明，20世纪的唐诗学在李杜与时代的关系上，其认识是层层推进的，愈来愈深入。

二、李、杜思想性格有差异

胡适认为，李白是八世纪上半叶文学的代表。那么看看他对这一时期社会思潮和时代精神的认识。他说：

这个时代是个解放的时代，古来的自然主义哲学（所谓道家哲学）与佛教的思想的精彩部分相结合，成为禅宗的运动； 这是中国佛教史上的一大革命，也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大革命。这个大运动的潮流自然震荡全国，美术文学都逃不了他们的影响。

这个时代的人生观是一种放纵的、爱自由的、求自然的人生观。

这种风气表面上看来很像是颓废，其实只是对于旧礼俗的反抗，其实只是一种自然主义人生观的表现。

[13]

他认为：

李白是一个天才绝高的人，在那个解放浪漫的时代里，时而隐居山林，时而沉醉酒肆，时而炼丹修道，时而放浪江湖，最可以代表那个浪漫的时代，最可以代表那时代的自然主义的人生观。

[14]

胡适用 解放浪漫的 来概括盛唐时代精神，用 放纵的、爱自由的、求自然的 自然主义人生观 来指代李白的思想性格，基本上把握了主要方面。

关于杜甫，他说：

他很关心时政，感觉时局不能乐观，屡有讽刺的诗，如《丽人行》《兵车行》等篇。他是个贫苦的诗人，有功名之志而没有进身的机会。他从那 骑驴三十载 的生活里观察了不少的民生的痛苦，从他个人的贫苦的经验里体认出人生的实在状况，故当大乱爆发之先已能见到社会国家的危机了。他在这个时代虽然也纵饮狂歌，但我们在他的醉歌里往往听得悲哀的叹声： 但觉高歌有鬼神，焉知饿死填沟壑！ [15]

他自比稷与契，宁可 取笑同学翁 ，而不愿学巢父与许由。这是杜甫与李白大不同之处：李白代表隐遁避世的放浪态度，杜甫代表中国民族积极入世的精神。

[16]

用 关心时政 有功名之志 积极入世 来表示杜甫的思想性格，也抓住了要点。

三、李白是乐府诗的 集大成 者，也擅长 歌唱自然

胡适十分推崇乐府诗，尤其是乐府民歌。因为乐府诗本属音乐文学，为了上口、易懂，其语言要求通俗流畅，所以，以白话为常。此其一。其二，乐府民歌是 平民文学 ，作者是 小百姓 ；不是贵族的 庙堂文学 。这也符合胡适的民主思想。另外，胡适还认为， 一切文学新形式都是来源于民间 ； 下层民间文学总是慢慢影响到上层文学 ；五、七言古诗等形式 都是从乐府出来的新体诗 ， 诗体的解放多从这里来。

[17]因此他对文人乐府也多所肯定，如建安曹氏父子、南朝文人的乐府诗。胡适对唐人乐府诗也推崇备至。《白话文学史》第二编《唐朝》中既用专章论述盛唐乐府诗，又对杜甫、元结开其端，中唐顾况、张籍、元白等发扬光大的新题乐府诗给予热情评价。

关于李白乐府诗，是放在《八世纪的乐府新词》专章中加以论述的。本章依次评述了 几个乐府大家 ：高适岑参王昌龄王维李白，李白殿后，着墨最多。

他说： 李白的乐府有种种不同的风格。有些是很颓放的、很悲观的醉歌， 如《将进酒》《襄阳歌》。

有些很美的艳歌 ，如《长相思》。

有些是很飘逸奇特的游仙诗 ，如《怀仙歌》。

有些是很沉痛的议论诗 ，如《战城南》。

有些是客观地试做民歌 ，如《长干行》《横江词》。

有些却又是个人的离愁别恨 ，如《客中行》《静夜思》等。这大致是从内容方面区分了李白乐府诗的多样性、丰富性。

他认为： 乐府到了李白，可算是集大成了。他的特别长处有三点 ：第一， 大胆地运用民间的语言，容纳民歌的风格，很少雕饰，最近自然； 第二， 能充分发挥诗体解放的趋势，为后人开不少生路； 第三，李白乐府诗题材多样、内容丰富， 这种多方面的尝试便使乐府歌辞的势力侵入诗的种种方面。两汉以来无数民歌的解放的作用与影响，到此才算大成功。

胡适的意思大概是说，原本偏于 写实 的汉乐府民歌到李白手里被大大发展了，可 缘事而发 ，也可缘人、缘情、缘思、缘景、缘境、缘时而发；语言通俗流畅；体式自由，特别是七言歌行不拘声律、不拘长短，表现出 解放 的精神。

第十三章《歌唱自然的诗人》中对李白山水诗作了论述：

七八世纪是个浪漫时代，文学的风尚很明显地表现种种浪漫的倾向。酒店里狂歌痛饮，在醉乡里过日子，这是一方面。放浪江湖，隐居山林，寄情于山水，这也是很时髦的一方面。

烂醉狂歌与登山临水同是这个解放时代的人生观的表现。

李白的诗也很多歌咏自然的。他是个山林隐士，爱自由自适，足迹游遍许多名山，故有许多吟咏山水之作。他的天才高，见解也高，真能欣赏自然的美，而文笔又恣肆自由，不受骈偶体的束缚，故他的成绩往往比那一般有意做山水诗的人更好。

他列举的作品有《山中问答》《独坐敬亭山》《自遣》《春日醉起言志》《月下独酌》。它们都表现了诗人与大自然的亲和关系。但是另外一种壮美风格的名篇如《蜀道难》《西岳云台歌送丹丘子》《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等却未提及，令人遗憾。

四、杜甫是唐朝 最伟大 的诗人

（一）杜甫擅长写实主义的 社会问题诗

胡适认为： 杜甫的诗有三个时期：第一期是大乱以前的诗，第二期是他身在离乱之中的诗，第三期是他老年寄居成都以后的诗。

[18]

胡适列举第一期的《兵车行》评论道： 拿这诗来比李白的《战城南》，我们便可看出李白是仿作乐府歌诗，杜甫是弹劾时政。这样明白的反对时政的诗歌，三百篇以后从不曾有过，确是杜甫创始的。

这样的问题诗是杜甫的创体。

[19]

他还说： 老杜的社会问题诗在当时确是别开生面，为中国诗史开一个新时代。他那种写实的艺术和大胆讽刺朝廷社会的精神，都能够鼓舞后来的诗人，引他们向这种问题诗的路上走。

[20]

胡适所说的就是杜甫 新题乐府 ，肯定其首创之功，并揭示出两个特征：一是写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二是批判现实的政治态度。

关于《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他评价是 更伟大的作品 、 一篇空前的弹劾时政的史诗。

[21]这类作品还有《哀江头》《哀王孙》 三吏三别 等。

胡适还对它们的艺术特点与影响作了分析：这类诗往往 设为问答之辞 ，叙写故事。

这种技术从古乐府《上山采蘼芜》《日出东南隅》等诗里出来，到杜甫方才充分发达。《兵车行》以开其端，到《哀王孙》之作，技术更进步了。这种诗的方法只是摘取诗料中的最要紧的一段故事，用最具体的写法，叙述那段故事，使人从那片段的故事里自然想象得出那故事所涵的意义与所代表的问题。

杜甫后来做《石壕吏》等诗也是用这种具体的、说故事的方法。后来白居易张籍等人继续仿作，这种方法遂成为社会问题新乐府的通行技术。

这段阐释很有艺术见地，把这类乐府叙事诗的剪裁技巧、典型化、形象思维、现实主义方法、诗体演变与影响都一一揭示了出来。这等于是从叙事学的角度概括出了这类诗的范式。

（二）杜甫诗常有诙谐风趣，象打油诗

胡适以十分欣赏的口吻反复陈说杜甫为人及其作品的诙谐风趣特点： 他在贫困之中，始终保持一点诙谐的风趣。

他的诗往往有打油诗的趣味：这句话不是诽谤他，正是指出他的特别风格。

[22] 这种风趣到他的晚年更特别发达，成为第三期的诗的最大特色。

[23]例如，《北征》 中间叙他到家的一段 、《羌村三首》、《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百忧集行》《遭田父泥吟美严中丞》《夜归》等都是有诙谐风趣的作品（又被他称为谐诗或嘲戏诗、俳谐诗）。

后人崇拜老杜，不敢说这种诗是打油诗，都不知道这一点便是读杜诗的诀窍：不能赏识老杜的打油诗，便根本不能了解老杜的真好处。

这种打油诗里的老杜乃是真老杜。

[24]

上述说法有一定道理，杜甫的性格中的确有诙谐幽默的成分，并渗透在许多作品中。如《北征》中间一段 学母无不为， 晓妆随手抹。移时施朱铅， 狼藉画眉阔。生还对童稚，似欲忘饥渴。问事竞挽须， 谁能即嗔喝？ 很像左思的《娇女》诗，在极愁苦的境地里，却能同小儿女开玩笑。

[25]从根本上说这是诗人乐观精神和生存智慧的折射。这也是杜甫虽历经磨难，却仍然成为一个伟大诗人的重要原因。正像胡适所说：杜甫有 滑稽风趣，故终身在穷困之中而意兴不衰颓，风味不干瘪。

[26]因为 有这一点说笑话做打油诗的风趣，故虽在穷饿之中而不至于发狂，也不至于堕落。

[27]

胡适的观点也有助于我们对某些特殊诗句的准确把握，如《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 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 有人将此视为 严肃 的诗句，从中看出了作者的 地主阶级立场和感情 [28]。其实这不过是胡适所说的 诙谐的趣话 ， 盗贼 二字是应该打上引号的。

不过，胡适的观点有缺陷：第一，称杜甫的诙谐风趣之作为 打油诗 不妥，打油诗通常指顺口溜，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杜甫的这类作品（或诗句）应该叫诙谐诗。第二，胡适的说法有点夸张。比如说诙谐风趣 成为第三期（即入川后）的诗的最大特色 。

打油诗里的老杜乃是真老杜 。其实诙谐风趣只是杜甫多样风格中的一种；也只有部分作品具有这种特征。

胡适为什么对杜诗的这个特点津津乐道呢？大约有下面两个原因：

其一，胡适认为，打油诗是白话诗的仅次于 民歌 的第二个来源[29]。所以他对应璩、左思、陶潜以及王梵志的所谓 谐诗 不厌其烦地加以称道。其二，反拨 诗圣 说，还原杜甫 人 的形象。他说： 我们这样指出杜甫的诙谐的风趣，并不是忘了他的严肃的态度，悲哀的情绪。我们不过要指出老杜并不是终日拉长了面孔，专说忠君爱国话的道学先生。他是一个诗人，骨头里有点诗的风趣。

[30]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曾有人对胡适的这个观点予以激烈的批判： 趣味主义，是胡适衡量一切古典文学作品的最高准则。

同时也就是胡适用来阉割一切古典文学的社会性的一把尖刀，是一种最毒辣的 指鹿为马 、 偷天换日 的手段。

胡适 利用趣味主义这把尖刀挖掉了杜甫诗的人民性。

[31]这也不是冷静客观的评价，显然言过其实。

（三）杜甫的律诗是 消遣的玩意儿

基于推崇 言文合一 的核心理念，胡适早在策动 文学革命 之初就已提出 废骈废律 的主张。他对骈文、律诗向来很反感。虽然杜甫现存的1453首诗中，近体诗有1037首（五七言律诗有772首）[32]，但是《杜甫》一章只在结尾处 约略谈谈他的律诗 。

老杜是律诗的大家，他的五言律和七言律都是最有名的。律诗本是一种文字游戏，最宜于应试应制应酬之作；用来消愁遣闷，与围棋踢球正同一类。老杜晚年作律诗很多，大概只是拿这件事当一种消遣的玩意儿。他说： 陶冶性灵存底物？新诗改罢自长吟。熟知二谢将能事，颇学阴何苦用心。

（《解闷》）在他不过是 陶冶性灵 而已。

[33] 胡适仅据《解闷》诗把杜甫的律诗创作视为 消遣 ，不免太片面。

陶冶性灵 的成分是有的，这也没有错误。但从其一生看，他是把写作视为严肃的事业的，如他说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 法自儒家有，心从弱岁疲。

（《偶题》）这里面包含着对儒家视 立言 为 不朽 理念的认同和选择。

他把杜甫律诗分为 成功 与 失败 两种：

首先他认为， 老杜作律诗的特别长处在于力求自然，在于用说话的自然神气来做律诗，在于从不自然之中求自然。最好的例是《早秋苦热堆案相仍》： 七月六日苦炎蒸，对食暂餐还不能。每愁夜中皆是蝎，况乃秋后转多蝇。束带发狂欲大叫，簿书何急来相仍！南望青松架短壑，安得赤脚踏层冰！ [34]胡适之所以认可这首诗，是因为它 打破律诗 了。全诗虽然注意用平韵和对仗，但不调平仄，不用典，善用 虚字 斡旋，显得较 自然 ，象 说话 。

他又认为， 杜甫用律诗作种种尝试，有些尝试是很失败的。如《诸将》等篇用律诗来发议论，其结果只成一些有韵的歌括，既不明白，又无诗意。《秋兴》八首传诵后世，其实也都是一些难懂的诗谜。这种诗全无文学的价值，只是一些失败的诗玩意儿而已。

[35]胡适揪出《诸将》《秋兴》来 问罪 ，的确有些眼力。先说前者，《诸将（五首）》是一组带有政论性质的七言律诗。此种诗有两难：①诗主抒情，不宜说理；②律诗有字句篇幅和对仗声律限制，做判断、推理和议论更不易。但是，老杜创作这组诗是在大历元年（766）的夔州，其时他已臻于 老去诗篇浑漫与 的境地。这组诗大体都是先叙写国家军事时政，然后 卒章显志 发议论，褒贬军将。叙事之中还有写景的成分，所以形象性很强。另外老杜的言事言理总是挟带着或显或隐的感慨，所以也有抒情意味。由此观之，杜甫在第一 难 前，似乎并未失败。次说第二 难 ，单篇律诗的篇幅有限，但《诸将》是五首联章，这样就给了作者一个 纵横捭阖 的空间。作者选择了与国家安危相关的五处关防重地来着笔，从而把主题的几个侧面都 说明 了。至于对仗，作者擅于变换句式，结合关联词的斡旋，从而表达出较复杂的意思，如 岂谓尽烦回纥马，翻然远救朔方兵！ （其二）声律上，作者主要是使用拗救来调节平仄程式。所以，在第二 难 前，也不能说他失败了。当然，这类作品似乎也不宜评价过高。

再看《秋兴（八首）》，这是一组八首联章的七言律诗，内容比《诸将》丰富的多。主要是将写景叙事与抒情融为一体，景跨夔府与京师，事兼今日与往昔，情绾个人与国家。如果不明 背境 ，又未通观、深味，就很难象 新乐府 那样， 见之者易喻也 。胡适斥之为 诗谜 ，除了内容的丰富复杂外，可能还有下列形式上的原因：①语法上常有倒装和紧缩复句等现象。胡适等五四学人因接受了西方 葛郎码 （文法），所以对古代汉语，常致不满，胡适在少年时代读杜诗即 最讨厌《秋兴》一类的诗，常说这类诗文法不通。

[36]钱玄同也认为该组诗中 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 （其八）为 不通之句 。[37]所以胡适鼓吹的 文学革命 八事 中即有 须讲求文法之结构 一条。如本组其二 画省香炉违伏枕 句，若按 主+谓+宾 规则来分析理解它，则犹如 乱码 ，不成句子。实际上它是倒置的因果关系的紧缩复句：因为 伏枕 ，所以 违 了 画省香炉 。②雅好用典。如其三 匡衡抗疏功名薄，刘向传经心事违 一联，既要知道原典，又要熟悉作者生平，才能理解诗意。还有古典与今典叠用者，如其七首联 昆明池水汉时功，武帝旌旗在眼中 ，兼写汉武帝与唐玄宗两者之事，句意繁复。③意象密集。一句七言诗，有三个节奏单元，即二二三。一句七律诗，容易安排三个意象。《秋兴》中每句有三个意象的句子很多，如 云移雉尾开宫扇，日绕龙鳞识圣颜 （其五），意象群集，有言简意赅之效，但也会使阅读变得滞涩。

总之，《秋兴（八首）》的确不是浅显易懂的作品；但是如果读者具备一定的诗学修养，参考专家注疏，还是能够欣赏它的。胡适贬之为 诗谜 ，未免言过其实了。其实真正如 诗谜 者是李商隐的少数作品，如《锦瑟》，胡适批评道： 这首诗一千年来也不知经过多少人的猜想了，但是至今还没有人猜出他究竟说的是什么鬼话。

[38]不过该诗的 朦胧 主要缘于多用典故造成的 多义性 无达诂 ，似与七律之体无必然干系；而从文字浅显、文从字顺角度说，它还是 近于说话 的。

以今观之，胡适对杜律的评价过于苛刻，但是如果考虑到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大背景，我们对这种矫枉过正的言辞就可以理解。在新旧文化转型之际，面对曾经有过数千年强势的旧传统弊病，痛下猛药，不失为一种有策略的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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