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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信的演变



    书信的前身是实物信，可以看作是人类最早的有形信件。作为中介的信使“口说无凭”，为了更好地取信于对方，同时也为了避免遗忘和差错，便在口信的基础上逐步创造了“实物信”，即用各种各样的实物作为交流信息的工具。这种实物具有公认的性质，人们接触到实物，就会很自然地想到与这种实物相联系的意思，接受到不为别人知道的信息。比如，现在还有人在书信中夹寄几粒红豆，以表达相思之情。

      在人类正式创造文字以前，在一些民族通信史上出现过“贝壳信”、“结绳信”。当然这种实物信，有的已经成为普遍公认的信物，有的成为双方约定的信物。所谓“结绳信”，就是在绳子上结上大小不一的各种疙瘩，并涂上不同的颜色，用来表示各种不同的事情，我国古书上很早就记载：“上古结绳而治”，又说：“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结绳信就是用此来传播信息、交流思想的。文字出现以后，还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书信，因为，那时还没有发明纸。在纸张这样的信息载体出现以前，人们的“文字信”又是用什么来书写的呢？古时候人们把信写在一种又轻又薄的丝绸——绢帛上，这种信叫“尺素书”。“尺素书”是把写好的信笺（素）夹在两块刻成鲤鱼状的木块之间封装起来，故又称作“鱼书”。但由于绢帛价格昂贵，只有有钱人家用得起，因此，那时人们使用得最多的信件，是写在价格比较便宜、又容易制作的木简、竹简上。这已有大量考古实物为证。

      远在春秋战国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开始用竹子和木板作为书写的工具。首先用刀子把竹子或木头刮削成一条条狭长而又平滑的小薄片，用毛笔蘸了墨在上面写字。竹片叫竹简，木头片叫木简，又称牍。用来写信的木简通常三寸宽、一尺长，所以人们就把书信称为“尺牍”。尺牍一般由两块木简组成，写信的时候，先在底下这块木简上写上要说的话，写完了在上面再加盖一简，并写上收信人和发信人的姓名。然后用绳子从中间将两简捆扎结实，这个绳子就叫做“缄”。为了防止别人路上拆看，在打结的地方，还要加上一块青泥，再盖玺印，这盖有玺印的泥叫封泥。然后就可以派信使把信送出了。这种信封形式一直到唐代还在仿制。

     一般书信均简短，以便于邮传。信长，用的竹简就多，邮传负荷就重。据历史记载，西汉文学家东方朔上书自荐，诏拜为郎。“朔初入长安，至公车上书，凡用三千奏牍。公车令两人共持举其书，仅然能胜之。”（《史记·东方朔传》）在交通能力有限的情况下，书写材料对邮递影响较大。所以，传播内容越来越多的需求，是人们创造更轻便的书写材料的重要原因。

     由于西汉时纸已经发明，到东汉中后期，民间已逐渐把纸当作信件的书写材料了。史料中有不少这样的记载。比如，《艺文类聚》留下了一篇东汉著名文人马融给窦伯向的书信，信中提到：“孟陵奴来，赐书，见手迹，欢喜无量，次于面也。书虽两纸，纸八行，行七字，七八五十六字，百一十二言耳。”又如武威太守张奂《与阴氏书》写道：“笃念既密，文章灿烂，名实相副，奉读周旋，纸弊墨渝，不离于手”（《全后汉文·卷六十四》）。还有《北堂书钞》引延笃给张奂书，也说到“惠书四纸，读之反覆，喜不可言”。《东观汉记》的作者刘珍、延笃等人，都是蔡伦同时代的人，但他们的著作、书信中居然未提到蔡伦。如果蔡伦此时发明了纸，他们是不会毫不在意的。当时由于交通阻隔传递书信的不便，所以读之反覆，喜不可言。可以看出，这时候纸已作为书信材料逐渐普及，收信人习以为常了。晋代仍然具有汉朝时尺牍的遗制。但纸张作为信息实物，使得邮驿运输更简便省力，所以，纸张最终淘汰了尺牍。

    后来社会上的书信交往越来越多，形成了书仪。书仪，从一般的意义理解，是书信的程式与范本。它的最早制定，可以追溯到魏晋南北朝。其时由于书札和所谓“尺牍”之学受到重视，撰写及掌握书仪，被视为世族应当具备的“仪表”之一，而书仪本身也就渗入了世家大族引为规戒的礼仪及各种实用杂仪（吴丽娱《敦煌书仪中的唐礼》，《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3年01月23日）。如下级官员要给长官写状，这种状的用途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与公事相关的杂奏陈请（也包括荐举），或云奏事状，另一种便是礼仪性的贺、谢状或私人请问往来的笺状。如李商隐有《为濮阳公官后上中书门下状》、《为中丞荥阳公桂州上后上中书门下状》、《为弘农公上虢州后上中书状》、《为弘农公上虢州后上三相公状》、《为怀州刺史上后上门下状》。前一为加官，后四者均为上任谢。这类谢状大多数报告到任上讫，再向宰相致谢，表励精图治、誓将报答之心。如《为怀州刺史上后上门下状》：

右，某伏奉月日制书，授持节怀州诸军事，守怀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者。以今月日到任上讫。某特以门资，早登朝选，尝奉出疆之任，曾3非泛驾之材。直以扬大国之棱（棱？）威，奉良相之成算，幸无挫屈，兼免滞流。业官未多，无罪为幸。岂意相公上引睿旨，下念勋家，既假宠于中司，又颁条于名部……当此之时，受任尤重，岂伊庸懦，可以指令。惟当非忧人之不思，非利物之不念，罄忠武在行之众，奉盟津揽辔之威，冀无后艰，以答殊奖。伏惟俯赐恩察，谨录状上。（《全唐文》卷七百七十四）

　　

      贺状常常用于官员之间特别是下属贺长官，名目众多，如贺任职升迁、贺节、贺（问）起居、贺雨雪，贺破贼、贺赦甚至贺祥瑞。这些内容，与给皇帝的贺表贺状并立，在地方是以僚属贺节度使为中心，也包括藩镇彼此间的往还。这类官员之间的礼仪性书状并不完全是公务，而是既有个人私交的成分，又有许多足以影响官场生活和官员升迁的内容，种种官场需要造成了公私不分的官牍套用。

      唐代有一种特殊的信函，叫作“别纸”。赵和平通过对《新集杂别纸》的考释，指出“别纸是一种有别于正式公文，如表、状、牒、启等正式公文程式的公私信函的泛称”（赵和平《新集杂别纸》的初步研究，《唐五代书仪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253－255）出现在官牍文范或表状笺启书仪中的别纸，甚至成为某种官文的别称。如崔致远《上座主尚书别纸》、《贺除礼部尚书别纸》、《济源别纸》（见《全唐文》附《唐文拾遗》卷四三）等多首。可以肯定，以上别纸基本上都具有官牍性质，或者是官场应酬之作。这种书仪无论是作为公文还是私人信函，都是信息传播的重要方式，对后世影响很大。

     邮驿通信中的官方文书，多为国家大事；民间书信则为私人小事，但人们对书信仍很重视。如明清两代是古代家书发展的高峰时期，许多文人学士的文集中都收有家书。到了近代，近代邮政的建立，书信开始普及，成为人们交流、民间通信往来的重要手段，能否写信、如何写好信，对于当时的生活和工作至关重要。书信的演变，是与信息载体的进步相适应的，与传播媒介的演变是一脉相承的。

书信的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