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及其反思

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及其反思

一、历史背景：

1898年（农历戊戌年）进行的戊戌变法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主要的改良主义者通过光绪皇帝所进行的资产阶级政治改革，是中国清朝光绪年间（1898年）的一项政治改革运动。主要内容是：学习西方，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业等。这次运动遭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的强烈反对，同年九月慈禧太后等发动政变，光绪被囚，维新派康有为和梁启超分别逃往法国和日本。谭嗣同等6人（戊戌六君子）被杀害，历时仅一百零三天的变法终于失败。因此戊戌变法也叫百日维新。

二、戊戌变法的失败：

轰轰烈烈的戊戌变法历时103天就失败了，时人有喜有悲，但对大多数的百姓来说是茫然。当然失败的原因有多种，有内因有外因，不是一二句话所能道得清的。主要原因如下：

（1）中日甲午战争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民族资本主义获得初步发展，以康有为等为首的维新派，代表着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政治要求走上历史舞台，主张对中国传统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进行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以挽救民族危机，使国家臻于富强。——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来分析，维新派没有广泛的联系群众，发动群众，最后的失败在开始时就已经注定了。

（2）经济方面

维新派保护奖励农、工、商业，在北京设立农工商总局、铁路矿务总局，提倡实业，鼓励私人投资。——用今天的经济观点来看，是没有了国家的宏观调控措施，放任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

（3）取消满人寄生特权，准其自谋生计。

维新派忘记了老一辈开国元勋的丰功伟绩，忘记了国家是千千万万的先辈打下来的，没有满人那有你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光绪也太糊涂了。

（4）政治方面

维新派令各衙门删改条例；中央裁撤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等闲散衙门，外省裁撤湖北、广东、云南三省(此三省督抚同城)巡抚、东河总督等重叠机构；一下子裁减大量国家机关，把大量公务员推向社会，只会使本来就高失业率的社会更加动荡。那些将被裁机关的工作人员当然是拼死反对资产阶级维新派了。

（4）军事方面

维新派裁汰旧军，令八旗及各省军队一律改练洋操；筹办兵工厂，力行保甲，实行团练。——老祖宗说的好，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样的改革，军队还能听朝廷的话吗？

（5）文教方面改革科举

废除八股取士制度，改试策论；设立学堂，提倡西学。这，丢掉了历代朝廷的优良传统，忘了祖宗的家规，我们可是泱泱五千年的大国，千秋基业难道真要毁在你们这一代手中。

（6）广开言路，允许官民上书言事，严禁官吏阻格。——用现在的观点看，上访是错误的，刁民也会乘机闹事的。

三、梁启超对戊戌变法的反思：

1898年的戊戌变法是一次重要的思想启蒙运动。这不仅表现在维新变法、议会民主、个性解放等新思想的迅速传播，而且反映在人们对变法失败原因的多方面的反思。反思历史才有可能创新历史。历史的当事人对其历史的反思则更值得关注。

（1）首先，对梁启超来说，戊戌变法的失败真可谓是刻骨铭心，对他一生的思想和行为都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1898年9月26日亡命日本起，他的许多论著都对变法进行了这样那样的评论，个别论点真是入木三分。到达日本不久，他就写了《戊戌政变记》，就自己的经历和思考，全面论述了这场变法的经过、成败和得失。但从总体上来讲，梁启超反思最多的是戊戌变法为什么会失败。他不同意当时国内外流行的一些观点，对变法的夭折有自己系统的看法。

（2）再次，梁启超在日本看到不少报刊在论述戊戌变法失败原因时，归之为康梁维新派“急激误大事”[1]，于是他一方面向一些名人要员致信，驳斥这种观点，一方面著书刊文，陈述变法失败的要害不是他们太激进，而是变法不彻底。梁启超认为改革分为激进和温和两种，认定他们的所谓激进改革可以救中国，李鸿章、张之洞等洋务派的温和改革不能有成效。他认为，李鸿章搞的练兵、开矿、设厂、修铁路、办学堂、派留学生，都没有抓住变法的根本，因而不可能国强民富，反而变出许多问题来。

（3）梁启超认为改革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梁启超认为必须抓住根本，全方位地变法，像李鸿章、张之洞那样修房补漏式的“温和”改革，只能越改越乱。当时，梁启超对李鸿章提出批评，李鸿章晚年也承认他所办的洋务只是一座“纸糊的房子”，经不起风吹雨打。问题的实质在于梁启超是以此来证明李鸿章这种“温和”的改革不可能使中国富强，反而越改越糟，而只有他们那种激进的变法才是最正确的。

那么，是不是康梁等人太激进而遭至戊戌变法的失败呢？当然不是。梁启超的反驳和推论是有道理的。当前，仍有一些学者也认为“激进”是戊戌变法失败的重要原因。这很难令人接受。反过来讲，假如康梁的变法主张温和一点，变法的速度再放慢一点，变法就可以成功吗？肯定也不会成功。戊戌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不在康梁维新派的变法内容和具体策略上，而在于当时没有出现一个使变法成功的整体的社会环境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强大的促进改革的政治和经济力量。

从维新派本身去寻求失败的原因，是从枝节上来找，自然进入了误区；从中国社会本身去考察，才可能合理地去解释变法为什么会失败。梁启超缺少这方面的思考，在反思这场维新运动时总是就事论事，显得力不从心。不过，我们再看一下他的具体分析，也还是发人深思的。

四、萧一山、陈恭禄对戊戌变法的看法：

萧一山的笔下，戊戌变法就是帝后党争。他评述了中法战争以来的帝后争斗情况后写道：“帝后两党政权之争，由来已久，戊戌维新，特西后有意纵容之，以作废立之口实耳。”[2]

20世纪30年代，陈恭禄编写过一部《中国近代史》，在各大学作为教材，流传甚广。其在分析变法失败原因时云：康梁之徒，欲以最短期内铲除千余年之积弊，俾中国欲为强国。梁启超述其师语曰：“守旧不可，必当变法；缓变不可，必当速变；小变不可，必当大变。”[3]其视事也，若此之易，实无政治上之经验......而康梁诸人不知环境之阻力，偏于理想，多招忌妒，终则一无所成，其人固无经验之书生也。[4]

萧一山、陈恭禄都是近代较有影响的史学家。无论将变法失败归之为光绪帝软弱，还是记账于康梁书生气十足，但基本没有超出梁启超的思维定势，从变法中的核心人物身上找原因。

五、改革开放以来对戊戌变法的理解：

改革开放将中国引入了一个新时代。史学界反观历史的价值取向和研究方法发生了重大变化，对戊戌变法也有了新认识。

回顾80年代以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由于受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大环境的影响，学术界逐步将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历史看做一个现代化或近代化的过程，不少学者把“五四运动”前80年的历史概括为中国早期现代化或近代化的一个重要的准备阶段。也有一些学者把近一个半世纪的中国历史视作从传统的农业文明向现代的工业文明转换的历史，把是否有利于中国现代文明的重建作为评判这段历史的标尺[5]。 无论哪一种提法，实质上都是用新的史观即近代化（或现代化）的史观去重新研究中国近代史，所以学术界应该重视对这种新史观的研究。

六、戊戌变法总结：

戊戌维新作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的第一次表演 ，竟失败得这么快，这不仅暴露出这个阶级的软弱性，同时也说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企图通过统治者走自上而下的改良的道路，是行不通的。要想争取国家的独立、民主、富强，必须用革命的手段，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联合统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发展起来。

参考文献

[1]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

[2]萧一山，清代通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23年。

[3]清，康有为《上皇帝书》。

[4]陈恭禄，中国近代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35年。

[5]章开沅，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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